古代帝王的“检讨书”

东汉延光四年,也就是西元纪年的122年,大汉帝国的京城长安,爆发了一场病疫。朝廷当时下了一份诏书,内容如下:

朕以不德,纂承洪绪。今阴阳不和,疾疫为害,思闻忠正,以匡不逮。其令三公卿士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见《后汉纪》卷十七)

这一份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充满了检讨意味的诏书,即是历史上有名的“罪己诏”。

对于一些不太关注中国古代历史的人而言,可能会觉得奇怪:怎么?站在权力顶峰的古代帝王,也要写检讨书?

答案是肯定的。据当代学者统计,20%左右的中国皇帝,下过“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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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检讨书很常见。那些性格活泼、精力旺盛、体格健壮、思想出格的学生,尤为擅长。倘若翻开中小学班主任的抽屉,往往能找到一大叠。

但在现代中国人的印象里,写检讨书的,一般是那些无权无势的学生,或者是被领导呼来喝去的悲催下属。

哪有班主任写检讨书的道理?哪个学生敢叫班主任写检讨书?

所以,我们很难理解:权势熏天、生杀予夺的封建皇帝,怎么会写检讨书?

粤若稽古,第一个写检讨书的皇帝,是汉文帝。汉文帝是谁?请大家记住他,他是流氓皇帝刘邦的四儿子,姓刘名恒,“文景之治”的那个“文”。

汉文帝二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前179年,天现日食。汉文帝见天降异样,惴惴不安,于是下了一份“罪己诏”。此即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皇帝检讨书”。其文如下:

“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见太史公《史记·孝文本纪》)

在这份“罪己诏”中,刘恒措辞谦逊:“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汉文帝直接承认,自己对下不能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上天星辰,以致发生日食,无德至极。

现在的小学生写的检讨书,里面的用词也许还没这么恳切吧。面对老天爷的变脸,刘恒真是吓得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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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开了个头,后来的皇帝也就纷纷效仿。汉文帝以降,到“洪宪皇帝”袁世凯袁大头,共有89个皇帝下过“罪己诏”(萧瀚教授统计)。中国历代皇帝总数约为420个。用计算机算一算,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中国皇帝,下过“罪己诏”。

李泽厚先生尝言,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中国人没有忏悔意识。但古代皇帝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老子也是能够忏悔的!卢梭能写《忏悔录》,朕也能下罪己诏!

中国人最爱面子。而皇帝又是中国人中“面子最大最贵者”。这89个皇帝能放下身段、不顾面子写检讨书,可谓难能,必须点赞!

在这些写过检讨书的皇帝中,有著名的“圣君”唐太宗李世民。据统计,李世民下过13次“罪己诏”。由是观之,“贞观之治”,其来有自啊。

甚至连一代暴君隋炀帝,也曾地下过“罪己诏”。“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所以寤寐増叹,而夕惕载怀者也。”这就是“品行最差皇帝”的“虔诚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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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皇帝老爷们会在什么情况下自我检讨呢?概而言之,主要有四种情况:一、天现异象;二、灾疫肆虐;三、政策失误;四、外族入侵。

上文提到的历史上第一份“罪己诏”,就是因天现异象而写。

古代中国,灾害频发,病疫常见。所以,针对灾疫而下的“罪己诏”很多,兹举三例:

唐贞元元年,即公元纪年784年,唐帝国境内爆发饥荒,唐德宗李适遂下诏罪己,其词曰:

“稼穑枯瘁……忧心如焚,深自刻责。……本其所以,罪实在予。万姓何辜,重罹饥殍。所宜出次贬食,节用缓刑,侧身增修,以谨天戒。”(见《旧唐书》卷十二)

唐德宗说得很明白,饥荒是“天戒”,且“罪实在予”。言辞不可谓不剀切。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山东、北平水旱灾害不断,黎元深受其害。明太祖颁诏罪己。其文曰:

“呜呼,天位艰哉,然有如此,朕自即位以来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措民生。奈何内外之臣数用弗当,罪实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灾及万姓,所以水旱相仍。”(见《皇明诏令》卷三)

众所周知,朱元璋暴戾乖张,屡兴大案,把开国功臣杀个精光。但在灾异面前,他也得向老天爷低头认罪。

明景泰四年,大明王朝的“临时皇帝”明代宗,曾下过一份这样的诏书:

“连阴雨雪过多,皆朕不德,政务有乖所致,朕深警惧。”(见《明英宗实录》卷225)

“连阴雨雪过多”,也就是天气反常,接连下雨下雪,不出太阳,百姓受冻。堂堂一国之君,这样就纡尊降贵委曲求全地自我检讨了。朱祁钰也忒玻璃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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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君王这种“罪己”行为,渊源有自。“罪己”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左传》。鲁庄公十一年,宋国发生水灾,庄公岁派使者前去宋国慰问。宋闵公对鲁国来的使者说,“孤实不敬,天降之灾”,表其自责之心。鲁国大夫臧文仲闻之,大为称许,赞曰:

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在臧文仲看来,大禹与商汤的兴盛,在于能“罪己”;而夏桀与纣王的败灭,乃因“罪人”。

罪己罪人,差若天壤。

古代中国,天人感应、天谴理念对世俗权力有一定的约束。皇帝自称天子,代天理物,统御万民,即便不惧臣民,但对上天终究还是会心存敬畏。古人相信,宇宙秩序,决定着人间权力。天子有过,天实罚之。因此,每当天现异象,灾疫肆虐,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老爷们,也会心生畏惧。

当然了,跟小学生写的检讨书一样,古代帝王的“罪己诏”,里面到底有多少虔诚忏悔与真诚反省,就不得而知了。可能,他们刚在朝堂上虚心“罪己”,一回到宫里就换一副嘴脸,继续骄奢淫逸醉生梦死。

最酷的文豪鲁迅说过,“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所以,我们今人当然能秉持这样一种信念:那些“腐朽的封建帝王”,都是坏人,全是影帝,其所下的“罪己诏”,都是欺世盗名的假把戏!

不过,即便那些都是幌子,都是虚有其表的形式,也至少是一个忏悔罪己的态度吧。能够认个错,哪怕只是假情假意的,总聊胜于无。

要知道,中国人画饼就能充饥,望梅便可止渴。

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很宽宏大量。在今天,犯错的丈夫只要跪一跪搓衣板,就能获得妻子的香吻。所以,在古代,圣明天子认错,黎民哪有不买账的理。

像夏桀那种,把老百姓虐待完了,还自诩与太阳同寿,这智商得有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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