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晋商五百年辉煌和掐灭它的，都是同一种力量。 文｜鲁东海

明清五百年，晋商曾是中国最为显赫的商帮之一，他们开设的票号鼎盛之时，垄断了全国金融。

晋商在清代的辉煌还一度制造了一种奇特地图炮。康熙南巡时就跟人感慨，说朕经过吴越州郡，察看他们的市场、商业区，多是山西来的商人，本地商人很少，这应该是因为山西人勤俭节约、积蓄致富；南方人贪图奢靡，有一分钱就花一分钱。

今天，以晋商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出过好几部，走红的也不止一部。有些奇怪的是，电视剧里的晋商总是梳着辫子、穿着长袍，他们的影响力始终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纪，这帮显赫一时的商人就消失不见了。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晋商从无比辉煌迅速走向没落？

被俄商抢走生意

1858年6月，距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已经过了一年半的光景。

第一支英法远征军载着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从上海一路北上，在天津白河口攻陷大沽炮台后登陆，进逼京津。咸丰皇帝只得慌忙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于6月13日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

没有实际出兵的俄国，通过对清廷的外交讹诈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根据《中俄天津条约》及三年后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罗斯商人可以不受限制的进入大清通商，同时享受一系列关税减免，从此开始大规模入主中俄贸易。

因俄商的大举进入而遭受冲击的，首当其冲便是晋商。

此前，晋商长期垄断中俄茶叶贸易，从武夷山到恰克图运送茶叶贸易一直是山西商人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而他们对茶叶贸易路线的垄断，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朝廷对外商的严格限制。

在被迫开放之前，清政府仅仅允许俄罗斯商队每三年一次，每次不超过200人，进入北京贸易。因此俄罗斯人如果希望喝到中国的茶叶，只能由中国商人千里迢迢运往边境，再转手俄罗斯商人运往俄罗斯本土地区。

· 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路线。到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中俄贸易额已达到达到1240万两白银

雪上加霜的是，为剿灭太平天国，从咸丰三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

一开始，厘金还只是百分之一的商业税，而且只是权宜之计。然而随着清廷财政的不断恶化，厘金不仅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撤裁，反而越收越多，从最初的1%逐步提高到10%甚至20%，还大量增设厘卡，「举凡一切贫富人民由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课征之列」。

山西一省，从光绪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每年厘金收入由9万两上升到22万两。对于山西商人最为重要的茶叶贸易，从湖北汉口至张家口一路要经过63个厘金分卡，贩运茶叶算下来要比俄商多付10倍的厘金。

· 清代晚期财政收入，其中关税和厘金已经占据收入极大的比重

对于晋商来说，在茶叶贸易方面已经无法与俄商竞争，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另寻他路。正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山西票号迎来了快速增长时期。

让余秋雨老师「抱愧」赞叹的晋商金融业，其实只是山西商人被赶出了茶叶贸易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转型升级」。

山西票号时代

最早的山西票号一般认为是创建于1823年的日升昌，然而山西票号真正的大规模扩张还需要等到太平天国时期。

在同治元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约有15家山西票号，其余地区尚无办票号者。而仅同治元年一年，就有7家山西票号开张。从此一直到1880年代，山西票号一直垄断着全国的金融业。

晚清山西票号业务的大规模兴起，和清政府汇兑官款的新政策离不开关系。

长期以来，大清中央政府向地方收税，均采用现银装鞘，委派押解的方式运往京师。各地方若私自改换运银方式便会受到严厉处罚。然而随着太平天国相继占领南京、苏杭等江南地区，同时捻军在安徽、山东一带作乱，南方诸省押解银两至京师的通路断绝。

不得已，清廷只得允许地方政府以票号汇兑的方式上缴钱粮。从广东省开始，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以及各海关，均逐步改用票号汇兑的方式解送官饷。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利用票号汇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收入困难，财政亏空，要想按期上缴钱粮，就不得不向票号借垫。以闽粤地方政府及海关为例，票号垫款占汇饷总数的40%左右，部分年份甚至占100%。

山西票号就这样在和官府的紧密合作下迎来了爆发式的成长，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大清财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汇兑官款业务给山西票号带来了可观的盈利，因为大部分官款的汇费都比商业汇费高许多倍。一般的商业汇兑汇费大约在0.7%左右，而官银汇兑汇费一般都在4%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高达8.5%。与官府做生意显然比在市场上竞争赚钱的多。

不过，更高的汇费也并不是完全进入山西商人的口袋，很大一部分是留给官员的回扣。票号需要向官府缴纳使费、纸笔费等各种杂费，票号实际到手的费用，往往只剩下一半，即使如此，这笔汇费已经远高于正常的商业汇费。

另一方面，票号对各级官吏上下打点，贪污公款也提供了方便。各级官吏往往是票号存款的大户，将其搜刮所得存放在票号之中。

而官吏的打点行贿，也可以通过票号更为方便容易的运作。光绪朝轰动一时的云南善后局军需报销行贿案，就是云南粮道崔尊彝，挪用捐输平银，由票号从云南汇往北京，向户、工、兵部各书吏行贿。

虽然贪污受贿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票号的发展确实极大的降低了行贿受贿的成本，晚清讽刺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将票号列为讽刺的对象。

· 以银票行贿，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基本印象

依附官府势力发财，对山西商人来说并不陌生。

早在明代洪武时期，晋商便开始与官府大力合作。由于大明西线边关防御军队后勤供给困难，明太祖设立开中制，即由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边关输送粮食，以此换取贩卖垄断「官盐」的权力。这种实质上的权力交易，成为了晋商发迹的第一桶金。

· 盐引制度源于宋朝，目的在于以盐业的垄断经营特许权交换商人对边关物质补给的支持

满清入主之后，赐封了山西「八大商人」，以表彰晋商为后金政权提供的帮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山西商人在明末战争中的功绩得到了清政府肯定，并在之后对准噶尔等一系列战争中，不断为清廷效力，承担为一线部队补给军粮的任务。

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深度参与官方垄断的盐铁买卖的特许权，进行独占性的商业活动。

与官府共舞，在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当官府需要用钱时，商人们就需要「自觉」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在内忧外患的咸丰一朝，清廷大开捐输一途，山西商人纷纷用银两「捐纳」各种官衔。在咸丰二年（1852年）一年中全国捐输白银224万两，其中山西商人就捐输了160万两，占了大半。而在咸丰三年又连续发出五次谕令，以「山西较各省尚称富裕」为由，要求山西商人继续捐输。咸丰六年山西又捐201万两。

在官府委派官吏逐门逐户的「劝谕」下，晋商们「急公好义，踊跃输将」，以至于许多大户家道中落，甚至「赤贫如洗」。

· 向朝廷捐纳一笔银子后，可以获得一份户部执照作为证明

参与大清续命事业

在晚清，政府机构之所以还能维持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借债。除了向外国银行以及洋商借债，另一个条道路便是向国内金融机构，也就是票号们借款。

以左宗棠西征借款为例，左宗棠西征期间，除了向洋人借债，另一重要借款来源便是山西票号。左宗棠通过转运局向各地票号共借款880万两以上，支付利息约50万两。票号借款与洋商借款一起，成功帮助左宗棠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大业。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筹集甲午战争经费，户部欲效仿向西洋银行借债的方式向国内商人借款，史称息借商款，各地票号向户部借因一百数十万两。

光绪二十四年，朝廷又打着「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的主意，发行了名为「昭信股票」的公债。票号则被户部昭信局指定为公债的承销机构。

此后户部不断向票号借款，据报载，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已欠各票号超过700万两。

· 昭信股票拟定发行一亿两白银，实际上仅发行1000万两左右

到了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狩山西，随行有北京大量高官与王公贵族。嗅觉灵敏的山西商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能够近距离巴结讨好权力中心的机会。

例如大德通总经理高钰，就提前从随行大员、内阁学士桂月亭处得到慈禧的详细行程，并得以提前安排慈禧一行的食宿招待，为西太后的西行筹集经费。对于其它仓皇逃跑缺衣少食的王公贵族，山西票号也尽力接济，即使许多票号的账本已在战乱中遗失，他们对北京官员的提款要求也是有求必应。

· 大德通既是《乔家大院》中乔家开办的票号，也是极少数幸存下来，一直活到1951年的票号之一

山西票号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仅在太后西狩期间，清廷下令全国的京饷都汇往山西票号，之后的辛丑赔款本息，也规定由各省将摊派金额汇往票号，再由票号统一交付外国银行。

因此，山西票号在庚子之乱中虽然有不少店铺毁于战火，但是无一家倒闭，反而到达了发展的最高峰。按照票号分号的数量计算，1880年代全国共有分号194个，到了清末最后十年，分号数量达到了475个。

然而巅峰的到来也伴随着隐患。

1904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之一。显然，清政府已经意识到银行业的巨大利润，开始以国有银行的身份进入市场。

对于票号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因为大清银行不仅在市场上挑战票号的地位，接过了本属于晋商的汇兑京饷的事业，还更有额外的手段确保自身的优势。

同样是放款后债务人破产清算，大清银行往往能凭借特权优先确保自身贷款的回收，而票号只能分到剩余资产。日升昌商人哀叹道：

大清银行固是朝廷之商务，商民亦系皇上之子民，所属不同，求利无异，何分彼重此轻。既将欠大清银行之款悉数清还，而欠商民之债何得每两以一钱一分八厘了结也。似此重轻不均，实难忍受。

真正敲响山西票号业丧钟的，是清政府的倒台。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对票号的大笔欠款无法清偿。1911年11月，经过袁世凯内阁同意，清廷还打算向各票号借款500万两。

然而各票号在两次会议商讨后，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号借款700万两尚未归还为由，拒绝了此项贷款。显然，借给清政府的700万坏账是不可能要回来了。

随着政治靠山的倒台，票号的信誉也遭遇巨大危机，各地出现挤兑风潮，票号开始大规模倒闭。到1913年末，山西帮24家票号中已有5家倒闭，包括「天下第一票号」日升昌。至1921年，仅有4家幸存，随后基本退出金融市场。

少数晋商通过中俄贸易在俄国购置资产，实现了资产转移，然而也并不能躲开厄运。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俄晋商的货币变为废纸，财产被全部充公，甚至性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晋商最为兴旺的地区，但这里的晋商也没能逃脱惨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国策动独立后，俄国人对当地富裕的华商进行了系统性的洗劫。

据《大公报》记载：「车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号四五百家，强半被俄匪抢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确被抢害者三十余人……万源长四人、世泰荣铺长被匪开膛，铺伙被钉树上而死。」晋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业领域也由俄国国企尽数夺走。

随着两次押宝的接连失败，中国一代商业传奇最终只得随之衰败。晋商这个词再一次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板」的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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