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中的司法

从《秋菊打官司》到《我不是潘金莲》

编辑：路芳菲

题记：只有走过历史，才知道那些话语，代表什么意思。

一、无理告访者人物典型

1. 人物李雪莲。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主人公是位女性，叫李雪莲。电影反映的就是它的告状上访经历。这里，将李雪莲的告状上访经历，分解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完成以下三个主题：第一阶段，主题是推卸责任；第二阶段，主题自虐救赎；第三阶段，主题是控制他人。

2. 告访依赖症。在电影的故事中，李雪莲原本是一个思维与情感都十分正常的人，但因其遭遇婚姻家庭意外变故的打击，并承受自己过错责任的煎熬，在此双重压力之下，她崩溃生病了，患上了上访依赖症。此病为巨婴症的一种，是从控制失败开始，然后通过推卸责任、自虐救赎和控制他人等阶段过过程，最后达到恢复控制的目的。其发病诱因，系因受各种人生意外变故刺激引起。病程一般较长，有的终身不愈，有的也能不治而愈，比如影片中的李雪莲，因告状对象死亡而自愈。

二、告访者的人生炼狱路

第一阶段：推卸责任。李雪莲原本是思维与情感正常的人，面对婚姻家庭的重大变故，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其中负有重大的过错与责任。但是，她无法面对婚姻家庭的变故，无法承受自己在其中的过错责任。由她的潜意识防御机制决定，她必须将过错责任推给对方及他人，以逃避自己的过错责任，其选择的策略与措施就是告状上访。在此阶段，有一个重要规律：自己在其中的过错与责任越大，追讨他人过错与责任的欲望及动力就越强。

第二阶段：自虐救赎。李雪莲选择告状上访之路，是为了推脱过错责任。但是，告状是一件十分艰辛与痛苦的事情，告访之路实为一场人生自虐。然而，告访是李雪莲自觉选择的人生道路。李雪莲遭遇婚姻家庭的重大变故，以及面对自己的过错责任，导致其内心无比痛苦与煎熬。而告访之路的自虐状态，既是对自己过错责任的惩罚，也是对相应痛苦的释放与缓解。此阶段的实质：告访是对自己过错责任的惩罚、忏悔与救赎。

第三阶段：控制他人。李雪莲通过告状上访之路，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活着的意义。告状上访之路既是一场苦难，同时又是一场斗争，是智慧的较量、意志的比拚、力量的博弈。李雪莲的告状，导致时任县法院院长、县长、市长被免职，又迫使新一届的院长、县长、市长到其家里拜访与哀求。这一切，不是社会在控制她，而是她在控制社会。这样，她不再是弱者，而是强者。在此阶段，她已变为一个能控制他人的巨婴顽童。

三、两部告访者电影比较

观看《我不是潘金莲》，让人想到另外一部电影，即拍摄于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这两部电影，有许多值得比较的地方。以下为了叙述的方便，将两片分别称为《秋菊》与《金莲》。

1. 相同之处。首先，两部电影叙述的事情都是关于司法的故事；其次，两部电影叙述的主角都是巨婴；最后，两部电影都是主题先行，《秋菊》的主题是觉醒，《金莲》的主题是控制。总之，可用三个概念来界定，这两部电影的性质与特征：宣传片、司法片、巨婴片。

2. 不同之处。首先，《秋菊》是把“讨个说法”作为为主人公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性语言；《金莲》是把“我不是潘金莲”描绘为巨婴实施控制的借口。其次，《秋菊》的导演没有意识到其主角秋菊就是巨婴；《金莲》的导演是以巨婴为模型来描绘主角雪莲。最后，《秋菊》叙述的司法，是当时人们观念中的司法，是对司法的浪漫幻想，或许是与现实无直接关系的司法；《金莲》叙述的司法，是放在现实力量博弈中的司法，是切入当下现实的司法，是对司法及其环境力量的真实认知。

3. 时代任务。《秋菊》是恢复和重建法制时期的司法宣判片，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其本身就包含对司法的否定因素，此对中国的司法发展构成一定负面影响。《金莲》是深化和强化法治时期的司法宣判片，此前社会治理已被因巨婴意识而带来的司法不终局现实难题所困绕，社会需要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该片应运而生。

总而言之，《金莲》是在向《秋菊》致敬，同时也是在为其还债。此应了两句话：第一句：出来混，迟早要还的；第二句：今天眼里流的泪，都是当初脑子进的水。当然，我们应当看到，《秋菊》与《金莲》相结合，共同为我们呈现了两样东西：一是巨婴事实状态的艰难发现；二是我们法治未来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