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明确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并部署野生动物保护等立法修法工作。立法机关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谋求民意最大公约数，得到了人民群众点赞。

科学研究是立法的支撑。多项研究证明，大量人类未知的病毒和细菌寄存在野生动物身上。本来与人无害的野生动物，被有些人爱食野味的贪欲，打开了“潘多拉”病原体魔盒。新冠肺炎及2003年非典，暴发源头都指向了野生动物的乱捕、乱杀、滥食。这些新发突发传染病，让人们尝到了不尊重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带来的苦果，体会到“大自然是善良的慈母，同时也是冷酷的屠夫”警钟长鸣。

搞立法就是搞科学。致命病毒流行源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无知无畏”，解决问题也依赖于我们把握客观规律、科学制定法律及全社会生态意识的不断增强。自然规律一再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善待野生动物就是善待人类自己。人与其他物种存在平衡关系，每种生物有其存在价值与意义，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应尽量保全每个物种。人与野生动物存在边界关系，各有领域、相对隔离、各自安好。如果坚守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享受过度的消费，盲目干预、过分索取甚至强行改变大自然，生态系统就会失去平衡，可能引起瘟疫横行、生态灾难等连锁性恶果。

实际上，先人早就对自然法则、生态平衡规律进行了探索。儒家的“仁民爱物、天人合一”思想，道家的“崇尚自然、道法自然”理念，“人参天地、人应时方”的中医理论，都讲求善待大自然每一个生命，维护生态平衡。庄子曾说，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这些蕴含着丰富生态智慧的中华传统文化，给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西方国家的“动物福利”理论，认为动物不仅是工具、产品，更是能感知疼痛和痛苦的生命体，也给立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立法是对规律的法律表达。这些客观规律、生态智慧反映到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上，就是以高质量立法构建源头防控疫情的“法治屏障”。比如，研究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全面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立法宗旨。突出保护优先的立法原则，对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最大限度保护、最小程度破坏，对商业利用进行最严格限制。拓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的范围，并强制要求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有保护动物”名录动态调整，及时收录新发现有价值的物种。以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摒弃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并研究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规制。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明确保障措施，严格法律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支持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保障公民享有监督生态保护的环境权利。

《黄帝内经》提到，上工治未病，讲求对未发生或处于轻浅阶段的疾病进行干预和调节。防控疫情，也在于防源头、治根本。对滥食野生动物带来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担忧，单纯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是难以根治的。如，携带致命病毒的蝙蝠，寄生传播细菌的流浪动物，在现行法中它们既不是野生动物，也不是养殖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需要着眼完善源头防控疫情的法律制度，针对法律供给的短板和不足，把野生动物保护与传染病防治、生物安全等立法修法协调联动起来，提升法律共治能力。比如，在传染病防治法完善中，突出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理念，研究增加对蝙蝠等高致病性动物禁食禁养的防治规定，增加公民培养文明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及生活方式等倡导性条款，将预防措施向发生前延伸。在生物安全立法中，研究与野生动物保护、新发突发传染病防范的衔接。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地方立法是法律的延伸，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地方立法予以具体化。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野生动物资源及生态观念、饮食习惯有很大不同，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立法。2003年非典暴发时期，很多地方很快出台了针对野生动物买卖管理的相关政策和禁令。但随着非典结束“好了伤疤忘了痛”，短期措施没有转化为地方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长效机制，沉痛教训缺乏深刻反思上升为法律层面的长远考虑。目前绝大多数省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地方性法规，也存在习惯性搬抄中央立法、操作性不强、缺乏特色等问题。民意是立法最好的推动力量，在地方立法中，需要及时回应民意、汇聚民智，协调平衡不同群体利益，达成利益妥协与平衡。善于先行先试、探索创新，制定符合地方实际、有实践特色的实施办法或条例，形成整体联动、长效管用的源头防控疫情法律制度体系。

多难兴邦。伟大的中华民族，总会在接受历史教训中成长，在砥砺前行中创造新的辉煌。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源头防控的高质量立法，有现代科学的强大支撑，必将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彻底封印“潘多拉”病原体魔盒，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