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利奥波德城，就像伦敦东区和纽约下东区，是逃离俄国的反犹骚乱、寻求更好生活的犹太移民的第一站。但是与其他城市的落脚点不同的是，利奥波德城也是一种心态，一种即使那个家庭已经在别处寻找到安全之后，仍然在一代代人之中流传的暧昧的无处凭依的感觉。利奥波德城常常被称作玛佐岛，以逾越节时的不发酵薄饼为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那里成长，并在那里开始描绘心灵中下意识的一面。

在汤姆·斯托帕德自带地图的新剧《利奥波德城》（ Leopoldstadt）里，大部分的对话都来自于施瓦岑贝格广场旁边一座天顶高耸的豪宅中，远离那些拥挤的贫民窟。默兹一家此时已经在布料生意中致富，而且就像斯托帕德精准地指出的那样，他们“在同一周接受了洗礼和割礼”。但斯托帕德不会用一句廉价的俏皮话来总结这一切，我也不能那样。

话剧《利奥波德城》剧照。该剧2020年2月12日在伦敦的温德姆剧院首演（图片来自Playbill ©Marc Brenner）

与其他我所能记得的作品相比，这部戏更加坚定地强调着那个问题：犹太人是否可以臣服于基督教文明而丧失其个体身份。斯托帕德断言：“一个犹太人能够成为伟大的作曲家，但他不能不做一个犹太人。”

太对了。在《旁观者》上周的播客节目中，达米安·汤普森问我，为什么受过洗的犹太人，比方说海涅、迪斯累利和马勒，仍然如此坚持他们作为犹太人的自我认同。当俾斯麦称他是“老犹太人”时，为什么迪斯累利那么自豪（使得维多利亚女王感到非常有趣）？他接受洗礼是不是只图方便？绝非如此，我回答道。在19世纪，这是一条通向机遇的可行途径，就像乘船前往美国那样，但只有傻子才会考虑在半路把自己的护照丢到海里去。

利奥波德城的犹太人对犹太教不是那么热心，也并不会皈依拥抱基督教，他们将文化视作他们的弥赛亚，用舒伯特的四重奏填满他们的每个夜晚，并请克里姆特来为他们的妻子绘制肖像（同时也被他所勾引），他们还资助了克里姆特的分离派艺术馆。在他们进入那座艺术圣殿时，总是带着某种程度的自卑感。

在1938年，当他们发现，就像斯托帕德写的那样：“文化无法根除野蛮。”那一小部分来到了相对安全的伦敦的幸运人们，坐在芬奇利路上的“科斯莫”餐馆里，用德语讨论着“我们的歌德，我们的瓦格纳”，就好像这一个世纪以来的假想中的同化已经超越了千年来的鄙夷，至少歌德和瓦格纳本人并不这么认为。

利奥波德城跟随他们进入了又一次流浪。我的朋友弗雷德在维也纳最有名的犹太餐馆楼上长大，他带上行囊搭上了最后几班前往英国的儿童难民列车中的一班，八岁时他就在赫尔市政厅举行了自己的独奏音乐会。在战后他得知自己的家人，包括最为疏远的远房表亲都已死去，而那些被“解放”的奥地利人拒绝归还他的财产，除非他愿意支付一笔堪称勒索的罚款。

弗雷德除了自己的潜意识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但他从味道中的记忆里重建了他的家族餐馆的全套菜谱，通过添加少许辣椒粉和糖，他的鱼丸饼能够在舌尖上带来正确的刺激，他的罗申布丁也厚重得足够砸沉多瑙河上的汽船。这成为了他毕生的事业，弗雷德通过重塑利奥波德城的口味，击败了希特勒。

汤姆·斯托帕德，英国当代著名的剧作家，作品包括大家熟知的《莎翁情史》、《队列之末》等

《利奥波德城》这部戏剧，是斯托帕德对自己被压抑的身份的认知。他被一位英国继父和一位拒绝回顾过去的捷克-犹太人母亲抚养成人，在自己80多岁时，斯托帕德认识到了那种曾经被萨克斯爵士，那位前首席拉比定义为“差异性的尊严”的特质——他认可了作为犹太人，在与他人不同的差异性之中，也有其尊严所在。作为在英国现代戏剧舞台树下了一座座里程碑的剧作家，这样的认知对他来说造成了某些重点上的调整。《利奥波德城》的第一幕充斥着陈词滥调——“他们一眼就能看出一笔实惠买卖”——以及铺陈的名人姓名：弗洛伊德、马勒、赫茨尔、施尼策勒。作为一个后辈犹太人可真不容易。

《利奥波德城》剧照（图片来自《纽约时报》©Marc Brenner）

但我并不是要在这里写剧评，其他人已经做了这份活计，用尽了剧评词汇表中的所有褒义词。我的工作是提出另一个意见，而这正如斯托帕德所知，没有哪个犹太人会接受医学诊断。我的结论是：斯托帕德是正确的。犹太人与众不同，他们的思维有所不同，他们的不同随着一代代人继承下去，无论他们的圣诞树有多大，或者他们为巴勒斯坦捐了多少钱。

在《天才与焦虑》一书中，我曾经讨论过，犹太人以创造性的方式回应某一种文化上的下意识。马勒在他的最后一部交响曲的手稿上留下了潦草的涂鸦字迹：“神啊，从我到你”，就像犹太人在会堂里那样。阿诺·勋伯格在他最后一页乐谱纸上写道：“我是一个小小的犹太孩子。”汤姆·斯托帕德爵士触到了这点：我们就是我们。利奥波德城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