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英杰资料图
20世纪中叶，有这么一群隐忍、坚韧的人，他们肩负使命，在台湾岛长期进行秘密潜伏。在当年的台湾当局口中，他们是“匪谍”、“共谍”，被形容为恶魔般的破坏者。但他们有一个更响亮、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中共台湾地下党。
根据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的档案资料显示，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4月成立于上海，初期主要成员以旅沪青年为骨干，第一届领导人为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谢雪红等。日本投降后，台湾光复，中共中央决定在台湾开展地下工作，因而于1946年在台湾成立中共台湾省工委，由蔡孝乾出任书记。由于党内不少人相继叛变，台湾地下党岌岌可危。见证着50年代地下党重创的，是那些为地下革命牺牲的殉道者，他们虽生命短暂却英名永存。本文所介绍的林英杰烈士，便是其中之一。他为了党的事业不避艰险，勇于牺牲，必将永留青史。
一
林英杰原名邦富，又名贻庠，广东揭西县东园镇玉湖村人，1913年出生于泰国曼谷。高小毕业后，于1927年回国读初中，1928年进入福建省集美水产学校读书，当时该校已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秘密小组。林英杰在校期间通过阅读大量的革命书刊，思想觉悟提高很快，随后便加入了中国共青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林英杰携妻子陈绿漪到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揭阳南侨中学任教。南侨中学是抗战时期潮汕中心县委创办的中学，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培育了大批骨干，在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革命熔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它恨之入骨，到处散布许多流言蜚语，说南侨中学是“非法学校”、“男女同居”，将其贬得一无是处。一次，林英杰回家时，母亲问他；“阿三！听说南侨中学很乱，很不像样是吗？”林英杰指着侄儿林远和自己说：“您看我和我侄儿坏不坏啊？”老人说：“你叔侄俩是好样的。”林英杰亲切地对母亲说：“就是嘛，我是南侨的老师，林远是南侨的学生，我和侄儿都是好样的，就说明南侨中学也是好样的嘛！”其实林英杰在来南侨中学前，就曾将为父亲办丧事所节约的钱全数捐献给南侨中学作办学经费之用。林英杰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南侨中学、支持党的精神，深受南侨师生的敬佩。1940年8月，南侨中学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解散。林英杰服从党的安排，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1946年林英杰奉设在上海的中共华东局的指派，到台湾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赴台时，林英杰路过香港，找到他的学生张民汉，师生促膝谈心，倾诉别后情景。林英杰对张民汉说：“这次党派我到台湾工作，我很满意，台湾很多人讲闽语，跟潮州话很接近，对我的工作很适应。”到台后，林英杰担任台中中心县委和台中市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主要在台中、台南一带活动，后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宣传部长，与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等人一起领导台湾的地下革命斗争。
二
林英杰在台湾的公开职业是台中县员林中学的教师。1948年初，林英杰因身份暴露被迫撤退到香港。同年秋，他奉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并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同志的指导下，重返台湾，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负责领导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的工作并伺机策反敌人，建立武装组织，为配合解放台湾做准备工作。
《光明报》于1948年秋开始秘密发行，是一群台湾热血青年自发组织的读书会，在学习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和研讨台湾时势中自发自印的一份刊物。后由中共台湾省工委接手，成立了一个宣传组（编辑部），林英杰任主编，同地下党员李絜（徐懋德）、陈仲豪等人一同负责《光明报》的组稿、编排、印刷工作。《光明报》起初是在台北编印、秘密发行的，而后于1948年夏转移到基隆中学内。《光明报》的主要内容是报导延安新华社电讯和反对美蒋斗争的消息，揭露美蒋罪行。其编印过程是由林英杰负责在一个秘密地方收听延安发出的消息，将记录稿交由李絜带到基隆中学，交给陈仲豪审稿和排版，然后再交给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员钟国员、张奕明刻钢板，刻成蜡纸后印刷，最后秘密带到台北某一地下据点分发。
1949年6月，《光明报》发表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文章是由林英杰起草的，文中分析了祖国大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台湾人民转告了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以后大举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发展趋势，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后来，全台湾岛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场所都出现《光明报》和大大小小的革命标语。中共台湾省工委发动的这次宣传攻势，震撼全岛，也惊动了蒋介石。
在一次散发报纸时，地下党员竟然将报纸误塞进了行政院长陈诚的办公室以及蒋介石的士林官邸，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负责台湾安全事务的保安副司令彭孟缉一个月内破案，但彭在规定时间内无法破案，于是蒋介石又将此案交给保密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动员三大情治部门宪警，抓获了台大毕业生王明德和戴传礼等人，从而牵引出时任基隆中学校长的中共地下党员钟浩东和其他地下党员。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胜利，国民党当局加紧对地下党的破坏活动。基隆中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遭到两次疯狂的搜捕。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林英杰约集陈仲豪和地下党支部另一支委陈少麟到台北女二中方乔然家中会晤，商讨应急对策。林英杰在最后做出总结：第一，敌人现在要抓捕的是受台大学生牵连的钟浩东以及与其有关系的台籍人。钟浩东如今下落不明，基隆中学地下党整体并未暴露。第二，《光明报》是个大目标，主要的有关人员首先应立即离校隐蔽，留下的同志应该提高警惕，准备好撤走方案，要随时、随地独自应付突发事变。第三，钟浩东也可能在校外出事了，派陈少麟或方弢（张奕明的丈夫）去找王致远（丘念台的女婿），看能不能转请丘念台和李友邦救助。
过了一两个月，基隆和台北的火车站等公共场所都贴出了枪毙张奕明、钟国员等中共地下党员的告示。基隆中学地下党组织算是被彻底摧毁了。林英杰当机立断，立即通知与案件有直接关联的地下党员陈仲豪、王致远、陈少麟、方乔然等人设法尽快撤退到大陆去。林英杰把一批批同志送回大陆，自己却留在台湾，继续同敌人作顽强斗争。
三
《光明报》事件后，虽然林英杰竭力想要保存台中乃至全台湾地下党的实力，但事与愿违，《光明报》被破获不久，随着地下党员不断被捕，主要负责人也逐一落网，中共台湾地下党遭到了彻底破坏。作为省工委委员的林英杰从被捕到牺牲，都是地下党悲剧的见证。造成这样的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党在台“大肃谍”是一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叛变投敌，从内部使党组织突遭瓦解，最后基本被破坏殆尽。首先，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接管台湾，台湾人民日夜期盼的政府却没有给大家带来美好的生活。“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样的怨怼情绪在台湾群众中日渐滋长，国民党政府在台的民心几乎尽失。而此时国共在大陆上的决战也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蒋介石自知正面战场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于是加紧对台湾地下党和党外进步人士实行更大规模、更为残酷的搜捕和杀害。
其次，《光明报》作为中共在台湾宣传的窗口，不断向许多国民党中上层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传播来自大陆中共中央的各类消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好准备，迎接台湾解放”等等铿锵有力的口号像一枚枚炸弹，在整个台湾岛炸开，激动人心。而这些都触怒了蒋介石，从而引发了“光明报案件”和“基隆中学案件”，也为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拉开了序幕。作为《光明报》的主要负责人，林英杰更是国民党当局搜捕的重点。再次，由于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的局面，使中共台湾地下党员们无不欢欣万分，从而大大降低了他们从事地下工作应有的高度警惕性，致使有些活动没有严格保密，从而埋下了灾难的祸根。
最后，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变节投降，重创了地下党组织，也直接导致林英杰和大批党内外革命同志的被捕和牺牲。1950年5月中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向与会干部称，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国民党前保密局局长谷正文也说过，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踪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致命伤。
1950年3月是台湾地下党同志最黑暗的一个月。林英杰等许多革命同志被抓获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对林英杰等人的判决书中写明：“林英杰系匪党台湾省级干部，于三十五年来台以教员为掩护，在台中、台南负责领导吸收匪徒发展工作，嗣被查悉潜逃香港至三十七年复被调来台北办理匪省工委工作，诱引许振庠与匪党恢复关系，编印宣传刊物，旋被查获停刊，至本年四月四日捕获……查被告林英杰系匪党省级干部，在台策动叛乱，罪大恶极……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四
在看守所里，与林英杰一同被关押的还有一位吴姓中共地下党员（以下称吴先生）。对于当年在牢房里的日子，吴先生从未忘记。最近，吴先生从台湾来到大陆，通过同为当年中共台湾地下党的章中同志给林英杰的儿子林国琪打电话，向其阐述了当年林英杰在牢笼里所遭受的残酷迫害，这位宁死不屈的英雄的最后时光也首次展示在世人面前。
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刚刚被抓获的中共地下党员吴先生无力地靠在墙边，国民党当局正发疯般四处搜捕地下党员，想着将会有更多的战友像自己一样身陷囹圄，他悲痛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几个小时过去了，远远地传来了一阵锁链声，几个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官兵拖着一个人走了进来，不过在吴先生看来，与其说那是一个人，还不如说更像一具尸体，那人似乎只剩一口气硬撑着，已经奄奄一息了。那几个官兵粗鲁地将其扔在地上后扬长而去。吴先生朝那人稍稍靠近了些，仔细打量起他来。那人浑身肿胀得非常厉害，容貌尚且还能看清，只是自己并不认得。他全身几乎无一处是好的，手和脚的指甲全都被拔了下来，血肉模糊，触目惊心，想必已是不止一次遭受到如此酷刑。看到这些伤痕，连吴先生都觉得疼痛无比，伤者该是如何坚韧才忍受得下来呀。吴先生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便密切关注着他的伤势，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舒服一点。
过了一段时间，那人渐渐好转起来，已经能说话了。吴先生知道他同是地下党员，便与他攀谈起来。当吴先生问那人知不知道某某人（吴先生之前的上级）时，他说：“我知道这个人，但我很少见到他。”吴先生听完立即意识到眼前这个受到酷刑的人就是他上级的上级，也无怪乎他会遭到如此残酷的迫害了。最后，他对吴先生说了一句：“我对得起党国。”党国一般泛指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但吴先生明白他说的并不是这个。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他说他对得起党国，便可以理解了。
在吴先生眼里，这个在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之后仍能不变节，坚守自己对党对国家忠贞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打从心底敬佩他。后来，他终于得知这个人就是林英杰。只是还未待吴先生与其做进一步交往，林英杰再次被带走了，不过这次却再也没有回来了。1950年7月22日，林英杰被冠上“意图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的罪名，最后被枪杀，牺牲时年仅37岁。
林英杰牺牲后，其家属于1957年得到时任内政部部长的谢觉哉的鼎力帮助，领到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和《烈士家属证明书》，证明书由毛泽东主席签署，这是共和国少见的。只是遗憾的是，由于林英杰是被秘密杀害的，至今忠骨也无从寻觅。不过，当年的战友并未忘却这位英雄，台籍人章中同志近年来常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他和两岸的一些热心人士正为寻找林英杰的遗骨和遇难时失散的女儿尽心尽力，也算是对林英杰在天之灵的一种慰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