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发现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制度相互适应的过程即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地用现代替代传统，而是一个由传统性主导向现代性主导过渡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在新的情景中不断丰富内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众传统—现代性观念的结构、内容既体现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心态调适，也体现了市场逻辑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融合，更是我们寻找政治经济平衡点、预判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
公众现代性均分（72.97）高于传统性（68.31）均分，通过比较两个维度的10个指标可以看到，得分最高的前3个指标分别是积极进取（74.24）、工具理性（74.00）、独立自主（73.54）；得分最低的3个指标分别是男性优越（62.80）、关系取向（68.53）、遵从权威（69.57）。
个体的传统—现代性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在公众生活方式选择和价值理念接受上，适应型、传统型、混乱型、激进型四类群体在养老、就业、婚育等多领域表现出显著差异。
适应型群体对当前生活满意度及社会未来发展预期最高，混乱型群体生活满意度最低，保守型群体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期相对较低。进一步加强公众与现代性制度的相互适应，应着眼于以下几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定“四个自信”，实现公众的现代化；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发展预期，有效引导不同群体全面健康发展；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治理能力，在传统—现代的双重超越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并不是全然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每个人身上既有传统性因素，也有现代性因素。现代性是指在现代社会中，个体所具有的一套认知态度、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气质特征以及行为模式等；传统性是指个体在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认知态度与行为模式。现代性形成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构成一个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人们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伴随着对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这必然是个体与制度相互适应的过程，但并不是简单地用现代替代传统，而是一个由传统性主导向现代性主导过渡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在新的情景中不断丰富内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众传统—现代性观念的结构、内容既体现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心态调适，也体现了市场逻辑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融合，更是我们寻找政治经济平衡点、预判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
持续了解公众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观念，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从而更好地针对公众诉求，为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提供方向。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开展此次调查①，旨在剖析公众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群体特征、类型，传统性与现代性如何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等，并进一步研判发展趋势、提出相关建议。
公众对自身现代性特征的接受程度高于对自身传统性特征的接受程度
本研究根据已有文献资料，重新修订了个人传统性（图1）和现代性（图2）量表。传统性包括遵从权威、敬亲孝祖、男性优越、关系取向四个维度，现代性涵盖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积极进取、工具理性、消费取向、婚恋开放度六个维度。传统性与现代性量表的每个项目之下均设置五个选项，分别是“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以此来评估公众对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直观认识，并根据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分析。
具体来看，公众现代性均分（72.97）高于传统性（68.31）均分，通过比较两个维度的10个指标可以看到，得分最高的前3个指标分别是积极进取（74.24）、工具理性（74.00）、独立自主（73.54）；得分最低的3个指标分别是男性优越（62.80）、关系取向（68.53）、遵从权威（69.57）。由此可见，公众对自身现代性特征的接受程度要高于对自身传统性特征的接受程度。进一步分析传统性与现代性及各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可了解公众对传统性与现代性认知的分布状况。公众对现代性的认知主要体现在独立自主、积极进取、工具理性、消费取向、婚恋开放度等方面，对自由平等的认知趋同度并不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公众在价值观念、生活理念以及工作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例如，此次调查显示，公众对新型职业、新型养老表现出一定的青睐。在调查中，受访者向往职业领域排名第一的是自由职业，其次是高新技术产业；而对于未来理想的养老方式，62.18%的受访者选择独自养老，不依靠子女。
公众对传统性的看法差异较大。其中，公众对男性优越的看法差异最大，遵从权威次之，对敬亲孝祖的认同相对一致。公众对传统性看法的不一致，也从侧面展现出社会变迁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例如，中国传统社会素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今社会，人们对男性优越的认知已不同于以往，当问及“女儿长大终究要嫁人，生女不如生男”时，43.28%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39.9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代际、性别、学历、地区分布、社会阶层等因素对公众传统—现代性认知的影响
就代际因素而言，受访者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在代际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从总体得分看，“80后”群体传统性得分最高（72.89），“90后”群体次之，“50后”及以前群体得分最低（58.89）；“80后”群体现代性得分最高（77.56），“90后”群体次之，“50后”及以前群体得分最低（63.70）。在传统性方面，相对于“70后”“80后”“90后”群体对传统认知的整齐划一，“00后”群体的传统性认知具有一定波动，尤其表现在对“遵从权威”和“男性优越”的认知上。在现代性方面，“95后”“90后”“80后”群体对现代性的认同更加一致，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工具理性、婚恋开放度等方面；其他群体对现代性的看法相对分散，尤其表现在自由平等方面。不论是传统性还是现代性，“00后”群体的认知均表现出较大差异，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和较强的主体意识，且自我表达、民主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更强。
就性别因素而言，不同性别群体的现代性差异不大，但对传统性的影响较大。总体来看，男性（69.20）在传统性得分上高于女性（66.45），女性在现代性总分（73.91）上略高于男性（72.53），而且在独立自主、工具理性、积极进取、婚恋开放度四个维度上均高于男性。
就学历因素而言，本科（含大专）学历的受访者传统性最高（70.03），其次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69.75）；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现代性最高（75.08），其次是本科（含大专）受访者（74.79），且现代性得分随着学历的递进而增长。进一步分析不同学历受访者的认同度可以发现，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受访者对传统性及现代性的认同最不一致，本科（含大专）学历的受访者对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认同度趋于一致。从分项指标看，在学历方面，传统性的各项指标相较于现代性的各项指标具有较大差异，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公众对敬亲孝祖、遵从权威、自由平等、男性优越等方面的认知上。可见，教育是促进个人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地区分布而言，东部地区的受访者传统性与现代性均有较高得分，西部地区的受访者传统性与现代性得分均较低。新一线城市的受访者传统性得分最高（70.26），一线城市的受访者现代性得分最高（73.93）。从城乡地区看，外地农村户籍受访者传统性得分高（69.21），本地城镇户籍受访者现代性得分高（73.88）。从日常居住地来看，一线城市受访者对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看法最不一致，认知方面呈个性化趋势，其次是新一线城市。居住在乡、镇、村的受访者对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看法比较趋同，尤其表现在敬亲孝祖、独立自主、婚恋开放度、工具理性等方面。
就社会阶层而言，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上层的受访者传统性与现代性得分均较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公众对传统性认同的差异性大于现代性，尤其表现在对男性优越、遵从权威、敬亲孝祖、积极进取等方面的认知上；认为自己属于较高阶层的受访者对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认知差异较大；认为自己属于中下阶层的受访者对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看法比较趋同。
公众传统—现代性的四种类型：适应型、保守型、混乱型、激进型
在现代化过程中，公众传统—现代性心理与行为的变迁速度和程度可按照群体差异分为四种类型：适应型（传统性与现代性皆高）、保守型（传统性高而现代性低）、混乱型（传统性与现代性皆低）、激进型（现代性高而传统性低）。根据调查数据，我们可对各个类型的个体心理和行为特质进行如下分析：
第一，适应型。适应型是指个体传统性和现代性程度皆高的一类群体，他们能够很好地面对和适应社会环境变化，这一群体占总体的比例最大（66%），个人的生活态度在四类群体中表现最为积极。具体来看，这类群体以“80后”（29.07%）“90后”（27.17%）以及学历为本科（47.62%）的人群为主，此类受访者多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37.42%）。通过数据分析，该群体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在一线城市之内的居民，他们的生活相对稳定，对于社会多元价值接受度较高。整体而言，该群体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鲜事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传统的优良品质，遵循社会规范。该群体对于“公平正义”等相关议题十分关注，能够以积极的生活态度迎接各种挑战，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同时力争实现个人独立。
第二，保守型。保守型是指个体传统性高而现代性低的一类群体，其中以男性、“70后”及“60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受访者为最为典型。这类群体多以本地城镇（52.58%）、本地农村（28.87%）居民为主，自评社会阶层多为社会中层（37.11%）和社会中下层（28.87%）。相对于适应型群体，保守型群体正在经历现代性转型，对现代性持有一定批判态度，固守传统。具体来看，这类群体大多经历过中国数次重大社会变革，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更具传统的务实精神和责任感。他们往往在敬亲孝祖、遵从权威等方面表现出更高的认同；其缺点是思想相对保守、创新性不足，对新鲜事物的接纳速度较慢，在生活中更加注重对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第三，混乱型。混乱型是指个体传统性与现代性程度均较低的一类群体，他们对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认识较为模糊。调查数据显示，该类群体以“90后”为主。在这一群体的发展轨迹中，个体层面的认知受到来自传统与现代、社会与自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改善生活、追求自主人生”的主观意愿十分强烈，但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的焦虑感越来越强，由此产生了关于自我、他人、社会和未来的担忧、压抑、烦躁等复杂心理，在思想上出现了“空心病”“软骨病”等问题。面对压力，一些人选择以“佛系”的生活态度进行自我排解和自我减压。就其文化本质来看，选择“佛系”是“90后”“00后”群体（尤其是部分高校学生群体）在竞争激烈、阶层分化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自我发展的一种探索。无论如何，“佛系”终究有其消极的一面，一些青年人安于现状、不愿奋斗、逃避责任等心态是需要进一步关注、引导和改变的。
第四，激进型。激进型是指个体现代性高而传统性低的一类群体，他们更看重现代而相对轻视传统。这一群体以女性、“95后”居多，学历程度中等偏上，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多居住在东部地区（以新一线城市、其他省会和地级市为主）。不同于“佛性青年”，该群体在竞争激烈、阶层分化的社会环境中探索并形成了一套追求个性、发掘自我潜能的生活方式，他们崇尚自由平等、倾向于超前消费、婚恋开放，相较于其他群体，该群体表现出更强的“自我决定”倾向。现代性高是现代化进程加快进而对其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但一些年轻群体同时也忽略了传统的重要性，或者在情感上对依托传统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隔阂，容易走向极端。例如，有些年轻人盲目崇尚洋节，热衷于西方的“舶来文化”，甚至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形成了物质上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
公众传统—现代性变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变革及发展新趋势
人们对发展的思考和探索、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公众传统—现代性结构变迁，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转型，针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寻找政治经济平衡点、稳定社会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现代性发展程度是评估当前人与制度相互适应的重要依据，现代化制度的发展与当下个体意识的觉醒、萌发相伴相随，从公众的传统—现代性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发展趋势。
公众的传统—现代性与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都能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上找到根源。同样，传统性与现代性对个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变迁的制约。当前，中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复杂，公众思想的独立性、差异性显著增强。在这一背景下，影响公众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因素有很多：宏观层面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微观层面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户籍、工作、家庭、社会阶层等。同时，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也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影响并转变着公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上述适应型、保守型、混乱型、激进型四类群体为研究对象，本文重点就个人传统性和现代性所带来的公众行为特征及其价值差异进行分析。
一是评估公众的养老、职业、婚育等行为选择。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影响着公众的养老预期，适应型、保守型、混乱型、激进型四类群体的养老预期存在显著差异。现代性较强的群体偏向于独自养老，传统性较强的群体则倾向于居家养老。具体来看，对于“养儿防老不再可靠，养老还得靠自己”这一说法，四类群体态度不一：68.93%的适应型受访者“非常同意”或者“比较同意”，激进型受访者的认同度位于其后（55.97%），保守型（15.46%）和混乱型（8.14%）受访者认同度比较低。从养老方式来看，适应型受访者最青睐独自养老（23.15%），其次会选择社区居家养老（20.53%）；保守型受访者首选居家养老（25%），其次是机构养老（17.19%）；混乱型受访者最青睐独自养老（27%），其次是机构养老（20.90%）；激进型受访者最青睐居家养老（21.23%），其次是独自养老（20.36%）。可见，现代性得分较高的适应型群体在养老方面倾向于独立自主，传统性得分较高的保守型群体偏好传统的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
自由职业受到公众的普遍青睐。从公众最向往的职业领域来看，适应型、混乱型、激进型群体均看好高新技术产业，保守型群体则偏向于机关及事业单位。具体来看，适应型群体最向往的职业领域是高新技术产业、自由职业、机关及事业单位等；保守型群体偏向于机关和事业单位、自由职业、网络主播等；混乱型群体多倾向于高新技术产业、自由职业和电子竞技等；激进型群体青睐网络主播、高新技术产业、自由职业等。
在婚育方面，公众表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的特点。在结婚和生育意愿方面，适应型和保守型群体对婚姻和生育持积极态度，混乱型和激进型群体态度相对消极。具体来看，对于“结了婚人生才圆满”这一说法，72.20%的适应型受访者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64.95%的保守型受访者认同这一说法；相比之下，混乱型和激进型的受访者认同度较低，分别占比38.05%和30.87%。对于“婚后要生小孩，多子多福”这一说法，69.51%的适应型受访者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62.89%的保守型受访者认同这一说法，混乱型（32.06%）和激进型（43.59%）的受访者认同度低。
二是评估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及社会发展预期。通过分析发现，公众的传统—现代性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及社会发展预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适应型群体对当前生活满意度最高，对社会未来发展较为看好；混乱型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最低，保守型群体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期相对较低。在适应型群体中，受访者对生活的满意度和社会未来发展预期均位于四类群体之首，77.91%的受访者对当前的生活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69.29%的受访者表示“非常看好”或“比较看好”未来的社会发展。保守型群体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及社会未来发展预期相对较低，48.49%的保守型受访者表示对当前生活“满意”或“非常满意”，45.36%的保守型受访者对社会未来发展“非常看好”或“比较看好”，对社会未来发展预期在四类群体中最低。混乱型群体在生活中容易产生心理困境和价值冲突等问题，对当前生活满意度较低，但其对社会未来发展态度较为乐观。具体来看，35.44%的混乱型受访者对当前生活“满意”或“非常满意”，36.75%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很不满意”或“不满意”；53.81%的混乱型受访者对社会未来发展“非常看好”或“比较看好”。激进型群体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较高，65.24%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生活满意度居于适应型群体之后；68.52%的激进型受访者表示对社会未来发展“非常看好”或“比较看好”，持乐观态度。
此外，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收入水平、家庭关系、健康状况是影响四类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具体来看，影响适应型受访者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居前三的是家庭关系、收入水平、健康状况；保守型受访者受收入水平、家庭关系、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影响混乱型受访者生活满意度居前三的因素是收入水平、家庭关系、健康状况；激进型受访者受家庭关系、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的影响。可见，公众对生活提质、家庭幸福、身体健康的期待和追求是普遍性的。在此前提下，传统性高的群体更加看重收入水平的高低，而现代性高的群体认为生活满意度更加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
对于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期，四类群体分别表达了实现现代化的主观诉求。具体来看，适应型受访者认为，高质量发展（37.21%）、创新发展（35.31%）、经济转型升级（34.25%）是实现现代化的突破点；保守型受访者认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从创新发展（37.11%）、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35.05%）、教育现代化（34.02%）三个方面发力；混乱型受访者比较关注经济转型升级（35.70%）、高质量发展（32.55%）、保障和改善民生（32.02%）等方面；激进型受访者认为，可重点从创新发展（47.12%）、经济转型升级（44.44%）、推动科技进步（44.24%）等方面发力。
进一步加强人与现代性制度相互适应的几点建议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不同群体都尝试建立一套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既受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又受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相影响，并反过来适应和促进整体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然而，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利益不断分化，个人主义蔓延、社会道德滑坡、拜金主义盛行、社会责任感弱化等问题开始出现，这些因素无不影响着公众的生活满意度，使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更多未知风险和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使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价值取向的有机统一，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尤其是在当前价值观念日益多元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发展预期，以高质量发展助推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因此，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此次调查发现，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发展预期，可有效平衡公众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从而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更加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更高社会发展质量的期待相辅相成。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除了物质文化需要，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也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等特点，而制约人民实现其美好生活向往的因素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混乱型群体中，有19.69%的受访者是城市外来人口，这部分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对社会的发展预期普遍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身上能够反映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社会面貌也将随之不断变化，对此，我们应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通过坚持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调查显示，很多受访者认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创新发展（36.69%）、经济转型升级（36.17%）、推动科技进步（34.59%）、高质量发展（34.00%）、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31.48%）、保障和改善民生（30.32%）等方面，且从适应型、传统型、混乱型、激进型四类群体对社会发展的预期来看，创新发展、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受到普遍关注。因此，我们应当在积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把改革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贯穿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文化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注重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努力改善民生，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强化制度意识，提高治理能力，在传统—现代的双重超越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中，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是人的主体性，强调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对立，把征服与被征服作为主客体关系的实质，把工具理性作为主体行动的根本逻辑。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其现代化以主客体二元对立模式为基础，由此造成人和科学技术同自然的对立。而中国现代化则开辟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新时期，使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新的转折，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中国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开拓出一条新路径，丰富了现代化的内容和精神，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代化的全球发展过程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是合作而不是对抗，是共赢而不是零和。
公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有个人层面、物质层面，还有国家和社会环境、家庭和人际关系层面。我们的现代化应当脱离技术中心主义或经济中心主义，回到现代化的制度主题和道德主题上来。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仅是制定合理的战略规划，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践，使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及社会各界共同追求并为之努力的目标。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完善顶层设计，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落实；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构建与治理现代化相符合的价值体系，营造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引导公众形成价值认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硬件”与“软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