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今天的来信者格子也是其中一位，她的姥姥不久前离世了。更加令人唏嘘的是，夺走姥姥生命的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病毒引起的一种充斥着孤独、无措的“气氛”。

姥姥自己去了

撰文：格子

初六。在我的山东老家，未出十五就是年。初六，仍是新年的当口。按照以往来说，小镇的每一条柏油路必定仍是车来车往。每一辆开过去，屁股后面扬起一圈尘土，飘飘悠悠地飞着，好一会儿才落得下。小镇上那些大型超市把自家整箱的礼酒、牛奶、饼干、保养品各色货物摆到店外的路边，汽车、三轮车、电动车、自行车停靠下来，也许头脑中已经想好要选购些什么。对于无比依赖亲戚好友关系网络的鲁地小镇，初六，走亲访友的热温还远远没有冷却的意思。我妈妈常说，过节，总要走动走动。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今年与以往的任何一年不同。街道空空荡荡，太阳升起来，明晃晃的柏油路上不再有那么多的尘土飞扬。喧嚣的小镇，白天与深夜有了几乎一样的静默。武汉封城后，封锁也很快地抵达这个偏远的鲁东小镇。虽然小镇所在的县城还未发现一例病例，但对病毒的恐惧与村镇下达的命令，大年初一时街道上拜年的人就已经寥寥无几，人们大多都躲在家中。早在年前，小镇里各个村落之间就实行了道路的封锁，村里不外出，外村不让来。尽管如此，爸爸妈妈还是去了奶奶家拜年，又去了哪些地方我无从得知。那是我回到家中的第六天，经常很晚才入睡，大年三十那天，凌晨五点钟才终于睡着。六点钟，像过去的每一年一样，我爸爸便会起床在院子里烧纸。妈妈把做好的祭拜米饭插上新筷子，放到院子里安置好的小桌子上。在我们的习俗里，这是对天地的敬重。然后妈妈便会去厨房煮昨夜预备好的饺子，作为我们新年的早饭。但这天，我什么都没有听到，爸妈应该是叫了我两遍，我睡得仍死，便由我睡了去。等我十点多醒来的时候，隐约中听到村委会的广播里还在不断地循环播放，不聚堆、不集会，待在家中，文明拜年。

初六，又一个平常的白昼在晕染开来的黄昏中走远。除了家中多了消毒水的气味，村里循环的广播偶尔飘到门口，对于这个小镇来说，再除了人们闭门家中，似乎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虽然人们谈论瘟疫，但相对于这时正于水火之中的湖北，瘟疫对于这座小镇来说还是一件相对遥远的事。初六这天，互联网哀号遍野，这个虚拟的世界不能更真切地折射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荒诞，林林总总、虚虚实实的信息让每个网民目不暇接。凌晨时，我与异地的男朋友微信聊了会儿天的功夫，互联网舆论的风口已从那一波变更成另外一波。初六，一天之内，荒谬猛如炮火。虽然尚安然地坐在家中，那些新闻还是一样地格外沉重，压在心上。为了偶尔也转移一下对于新闻的注意力，有个朋友在微信群里试起了微信“接龙”的新功能，题目是：今天你做了什么令自己开心的事。我不开心，但是轻飘飘的悲伤也让我感到惭愧。我坐在客厅里，妈妈在和小姨通电话，她决定明天不管怎样都要去看望姥姥。姥姥感冒了，今天舅妈陪着她去卫生所打针。小姨给舅妈打去视频电话，姥姥接过视频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一样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缘由。不过世界上的事真的都没有缘由吗？初六，妈妈很早就睡下了，明天天亮后，她要绕开小镇上村与村之间被封闭的道路，想办法去另一个村庄看她的妈妈。接近十点钟的时候，妈妈睡眼惺忪中接到小舅的电话。她匆匆起身穿上衣物，把爸爸摇醒，一边把我叫过去：“你爸爸要送我到姥姥家，姥姥不行了。”妈妈说得很迅速，语气中带着一种不敢松懈，我没有看妈妈的脸，在我的脑海中，是妈妈眉头紧蹙的样子。在还没有到达姥姥身边之前，她没有伤心的时间，她要集中精神到达她的妈妈身边，专注地、快速地。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是初七了，新年的又一天，爸爸自己回来了，带回了确切的消息。

我的姥姥是个个子很高的老太太，丈夫去世十年多，她自己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大儿子家小洋楼的旁边一所房子里，和大舅舅分享着一个院子，眼前有人，也方便照看老人的一些不便。姥姥那段房子前，有一棵应季时长得十足茂盛的杏树。姥姥是个喜欢言谈的人，也喜欢有一说一，我奶奶总说姥姥很实在，喜欢跟人实话实说。所以当着我奶奶的面谈起她自己的儿女时我妈妈总是出来说道：“妈妈，你不要再说了。妈妈，你不要再说了。”姥姥总是嘿嘿一笑，像个憨厚的小孩。姥姥总是睡得很早，天黑便躺下，天亮就醒来。我常常觉得不能够想象，对于一个没有知识文化，没有娱乐消遣，腿脚并不利索，独居一人的老太太来说，一天是多么漫长啊。姥姥并不掩饰自己的脆弱，她总是坦然地告诉自己的儿女，希望获得多一些的陪伴，希望说说话。小时候我也常常想象哪一个时刻会是姥姥最寂寞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最热闹消散的时候，夜晚被抻得更长。每年初二的那个夜晚一定能排上姥姥的最寂寞列表，每年的这一天，她的儿女来到眼前，从她年轻到她年老，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她越来越少，而其他人越来越多。今年变成了例外。初二那天早上，大舅就打来电话告知妈妈，不要让再去姥姥家了。村里面已经四处通知，不要再集会，而且原本的道路都封锁了。大舅说什么也不让他的姐妹们去了。大舅是这个家的长子、大哥，其他人会听他的。更何况，小洋楼上还住着大舅的小孙子，还是很小的孩子。“就算我们不怕这病毒，那人家也怕啊。”妈妈后来这样对大姨说过。病毒让人恐惧，虽说似乎遥远，但又如此严格和紧张。姥姥并不懂病毒，大舅向她做了解释，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何儿女一下子都不来了，她从来没有感觉那么空落落的，一个习惯被切走了。她感到不适，我的姥姥是个脆弱不加掩饰的女人，她躲在屋子里哭泣这不适，这落差。她不明白，并不是很远的路，只是来看一眼，现在又是为何呢？大舅有些生气，他责怪姥姥的哭泣。大舅说，妈妈为什么你总是哭总是哭，哭什么呢？过去的这些年，自从你搬来这个院子，我们就没有什么好事，你现在又在哭，都是你哭的啊妈妈。大舅责怪姥姥，我后来听说的时候实在恨极了大舅，但我的恨又是复杂的。大舅也曾是慈爱的大舅，这几年发生在大舅身上的都是件件锥心的不幸，他最疼爱的第二个孙子，就是在小洋楼前，被自己的亲儿子意外地撞去性命。在生活布下的煎熬中，这只是其中的一件。我无法原谅大舅，他不懂姥姥的脆弱那不是脆弱，他不懂对于一个太过年迈的老人来说，有比病毒更可怕的东西。我想起大舅的自私、凶蛮、无力，也想起大舅的好。

初六这天，我的姥姥喝下之前藏起的药酒，自己走了。据说那药酒是猴子眼所浸泡，喝多了有奇毒之效，姥姥一直珍藏着这罐酒。她说如果有一天真的走不动了不需要儿女们伺候，她要趁自己尚有一丝力气时自己走，这是小姨后来说的。就算姥姥有这一打算，但那应该是之后的事情才对，怎么现在发生了呢？初六，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赶到姥姥的房子时，姥姥的身体已经躺在水泥地板上变凉了，屋子里满是酒气。姥姥的葬礼像她的离开一样仓促，特殊时期，只能一切从简。接下来那几天阳光很好，但妈妈总在家哭。婶婶来看望妈妈，她得知事情后，说起自己独居的父亲。那天初二，她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倒是去了，但并未留下吃饭，只是放下礼品货物就匆匆离开。甚至都没有坐下，我婶婶是这样说的。婶婶的父亲很惶恐，他不知道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我明天还是再去看看我爸爸吧。”这是婶婶离开我家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后来，大舅家表哥调取了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院子里的监控，想弄清楚那天晚上姥姥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姥姥是怎么想的。表哥发给了大姨一段用手机录制下来的监控视频，大姨把这段视频发给了妈妈。黑夜中，只看到姥姥熟悉的身影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向她住的那所房子。妈妈哭着给我看，我也哭了，我没办法忘记那个身影，那是姥姥最后的身影。那天晚上我翻了许多个身都无法入睡，每当眼睛闭合，姥姥的身影就显现在我的眼前。妈妈每天都在看那段视频，她也发给小姨看。有一天妈妈问小姨，你看为啥咱妈妈走到门口时不见了？小姨说：“没有不见。你仔细看看，在门口摔倒了。妈妈用最后的力气爬进了屋子里。”初六，我的姥姥就这样自己去了。

我居住在一个偏远的鲁东小镇，截至到我写下这段记忆的此刻，整座县城还未曾有一例确诊病例。乡人们说我们是整个市唯一没有沦陷的县城。我本以为疫情距我遥远，但我失去了姥姥。这种失去，是每每回忆起 2020 年的新冠状病毒，我的失去与之相连，却又不知道该责怪谁。我的妈妈说，当时无论如何就应该去看一看姥姥，姥姥只是太委屈了，只要去一个女儿跟她说说话，兴许就不会有这种事了。我的奶奶说，这是命运弄人。

这种失去，是痛苦的，却也是尴尬的。

疫情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也将长期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更多双眼睛，继续观察、记录时代中的危机与转变。这些真挚而沉重的纪录，我们会留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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