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瘟疫,宗教怎样治疗与被治疗?

​/ 圣母守护瘟疫中的人(凡·戴克 绘)

宗教是一种治疗术

宗教是一种治疗术。这种治疗术回应了一个真实的问题:人们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来治病。

在古希腊,宗教就被当作治疗生死疾病的药方。那时的哲学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不同,它们更接近某种宗教,其主要旨趣在于缓解人的焦虑。斯多亚学派的著名人物经常用致命疾病为例来宣讲自己的思想。在一个想象中的医患间对话中,塞涅卡让医生这样说:“你比你自己认识到的情况更糟糕。让哲学诊断你的疾病吧。”斯多亚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说:“哲学家的讲堂就是医院。

宗教从治疗“生死大病”,延伸出对身体疾病的治疗。前现代时期,对人群中瘟疫的治疗都可以发现宗教徒和宗教机构的身影,巫觋、僧道、修士都曾经是社会中最重要的治疗者。《论衡》引用过一段《庄子》的佚文,说明中国最早的医药出自巫觋(古代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合称“巫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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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斋戒,以通九窍,呜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其形,趍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趁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藏,击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为魅葱,以通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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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海内西经》则列举六位大巫,皆为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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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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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众多道医如葛洪、孙思邈等在对抗瘟疫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东汉末年瘟疫横行,桓帝在位时发生3次大疫灾,灵帝期间5次,正是在这个瘟疫频发的时代,天师道应运而生。道教主张通过符箓、悔过以及隔离、消毒、饮食、导引、行气、针灸等方法治疗疫情。

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里面记载了治疗各种急性病和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方法,并且描述了天花、恙虫病和脚气病、肺结核等病的症状、传染特性。

佛经中经常有以医药作为譬喻,佛陀被称为“大医王”,佛法则被喻为能解众生之毒的“阿揭陀药”。佛教僧侣行医救人,以“沙门黄散”为符号,出现过众多医术高超的佛医。

宗教治疗的对象不仅包括个体的疾病,而且包括影响人数众多的大规模传染疾病。一些带有传染性的、众人避之不及的疾病,如瘟疫、麻风病等,往往成为宗教治疗的专门对象。

宗教的治疗术,具有“整体知识”的特点。用今天的语言说,它从神学、宇宙论或者世界起源的角度来思考个体疾病的产生以及治疗。由于从整体知识出发,宗教治疗的不仅注重治疗患者的生理疾病,还注重治疗与之相应的社会和心理。随着知识专业化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多数宗教治疗者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宗教在身体与治疗中的整体性思维对今天的社会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接下来,我们看看宗教史上宗教与瘟疫的关系,瘟疫是如何被宗教治疗,以及宗教又如何被瘟疫所治疗和影响。

宗教如何治疗瘟疫?

任何一场“三人必死其一”的大规模流行病,都必然对当时的宗教产生重大冲击。面对夺走众多生命的瘟疫,宗教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瘟疫为什么发生?怎么应对瘟疫?

对瘟疫的回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宗教的命运,如果一个宗教不能对造成重大死亡威胁的瘟疫做出解释,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疗方案,那么这个宗教的权威必然大大受损,甚至被其他宗教和宗派取代。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必须使突如其来的灾难变得可理解,这样疾病才能被控制在人类的知识和经验范围之内,为接下来的应对打下基础,宗教对瘟疫的典型答案是神意论,即认为瘟疫来自神的惩罚,与道德和社会的败坏有关。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行为,具体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清除瘟疫。历史上宗教团体曾经使用祈祷、献祭、预防、隔离、治疗、慈善等多种方法。

意义的治疗

瘟疫为什么发生?

罗马皇帝兼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当政期间,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瘟疫,达到总人口数的1/3或1/4。人们找到了一种说法来解释瘟疫发生:瘟疫是由神灵降下的,因为神灵遭到了冒犯或者是忽视。

历史上基督教也曾用神意论来解释瘟疫发生的原因。比如在《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用“十灾”对法老降下惩罚,其中包括畜疫灾。而在《启示录》里提到的“天启四骑士”,代表了瘟疫、饥荒、战争、死亡。一般认为,第一个出现骑白马、胜了又胜的骑士就代表瘟疫。

/ 对“天启四骑士”较为贴切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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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惨绿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亡”。阴府也随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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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认为,瘟疫“是真主降给意欲中的人们的罪刑”,但主张通过隔离来抵抗瘟疫,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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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使它成为信士的慈悯,谁遇上疫疠忍耐地在家乡,坚信一切皆由主定;谁必获得烈士的回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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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被称为“象军之年”,《古兰经》有一章就叫《象军章》。

当时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帝国(在今埃塞俄比亚)将领艾卜莱海征服了希木叶尔王国(在今也门,信奉阿拉伯多神教与犹太教)之后自立为王,统治起了阿拉伯半岛南部。570年,艾卜莱海率领象军兵临麦加城下,试图摧毁麦加的天房。然而,占有绝对军事优势的阿伯拉哈象军却在围城战中一败涂地。今天看来,击败他们的可能不是阿拉伯人的部落武装,而是天花这种传染病。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穆罕默德曾多次谈及如何防范瘟疫,比如,逃脱麻风病要像逃脱狮子一样、切勿将病驼与好驼放在一起等。

而道教认为,瘟疫是人做了恶业而招致上天惩罚。大众失德,就对大众报以瘟疫。《太平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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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病之,故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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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治疗

怎么应对瘟疫?

祷告赎罪

欧洲历史上著名的“黑死病”,发生在1347-1350年,中世纪的人们把这场浩劫称为“大瘟疫”或“大死疫”。在1347年至1348年间的冬天,淋巴腺鼠疫率先在西西里和撒丁岛登陆;它是由商船上的鼠类从克里米亚半岛漂洋过海,而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也在短时间内接踵而来。大规模瘟疫的迅速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中世纪城堡、市镇、村舍等为鼠类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环境。活跃在欧洲频繁的粮食贸易中的商船,也在瘟疫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道。

欧洲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部分人口密集的城镇,死亡率甚至超过了50%。图卢兹在1335年拥有约3万人口,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只有8 000人。阿维尼翁曾在三天内死了1400人。修道院是重灾区,大量牧师和修士因照顾垂死的人而染病身亡。

欧洲人被这场大灾难吓住了。因为对于传染病的成因一无所知,他们想到过很多原因,比如说,星象变化、犹太人下毒等,但从来没有人把注意力放到躲在阴暗角落的老鼠身上。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场大瘟疫正是上帝愤怒的象征。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在各个地方都在组织大规模的宗教游行。人们赤着足,穿着苦行衣或涂着灰,涕泪纵横、披头散发地游行,鞭打自己直到血流如注。

瘟疫流行期间,宗教虔诚表现的空前热烈,对圣餐尤为重视。人们抬着圣饼,组成规模浩大的队伍,游行在城镇的大街小巷间;扮演神迹剧,举办体育活动;以售酒和其他教区活动为渠道,为慈善活动募集资金。

/ 圣餐构成

献祭

在古罗马宗教里,牺牲品的内脏用于预测未来,而以人为牺牲被视为在灾难、饥荒与瘟疫的时候可平息神的愤怒。在对农神萨杜恩的崇拜(主要盛行于北非的迦太基附近)中,人们往往以孩童为祭品平息神的怒气或取悦于神。

替罪

瘟疫期间,各种关于犹太人的谣言开始盛行,说他们偷窃和亵渎圣餐中象征基督身体的无酵饼。那些在瘟疫威胁之下苦苦支撑的犹太人,还必须同时面对因恐惧而暴怒的基督徒。

一副创作于公元1400年左右的油画表达了这种虚构的想象。圣餐被放在桌子中央,两个犹太人正举着刀刺向圣餐,从无酵饼里流淌出红色的血液流到了白色的桌布上。在这种充满无端怀疑的狂热氛围下,公元1349年2月,斯特拉斯堡的基督教徒杀害了2000余名犹太人。同年7月,定居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全体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8月,美茵茨和科隆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被取缔,而其他一些更小型的犹太人定居点,也遭到恐怖的破坏。

预防、隔离

至于如何预防瘟疫爆发,穆罕默德也曾给出过建议与忠告,第一条便是注意饮食。《古兰经》第2章“黄牛章”中曾写道,众人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第二条忠告强调要注意清洁卫生。先知穆罕默德曾言:“清洁是信仰的一半”。

当然,宗教并非单纯以祷告赎罪的方式来治疗瘟疫,而是也采取了合理的卫生方法。伊斯兰教提出,“传染病,是真主给先民的一种天灾。你们听见某处发现传染病,不可前去。你们的所在地,发现传染病,不可外出。

药物治疗

中国的道医、佛医对用药物治疗瘟疫特别重视。《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列举了不少防治瘟疫药物。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忠告,患病时要接受治疗,“真主在创造疾病的同时,也创造了其治愈之药物,应该接受治疗。”穆罕默德在这方面多次以身作则,为治愈疾病服用药物,并对信众们说,如果只祈祷而不服药就像是没有种下种子却期待收获一样,是很愚蠢的行为。同样,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将医药治疗视为治疗疾病的必要措施。

宗教怎样被瘟疫治疗?

不同宗教

对瘟疫的态度与后果

罗马帝国时代,仁爱、互助以及永生观念帮助基督教从一个被迫害的宗教转变为一个君士坦丁式的国教。转变的发生并不完全出于宗教观念的转变,而是来自对于现实疾病的医治。希望享有更长的寿命和更舒适的生活,这是基督教吸引当时罗马帝国公民皈依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较一下一个普通古罗马公民和基督徒在面对瘟疫带来的死亡威胁时的不同反应,就可以预料到两种宗教的不同结局。

公元165年,罗马帝国的第一次大瘟疫期间,一种疑似天花的疾病迅速蔓延开来,该疾病直至公元180年传到意大利以及罗马帝国西部地区之后才逐渐平稳下来。据估算,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毙命于该病。尽管古代人的估算并不那么精准,但这个数字还是能够说明人们当时经历的这场瘟疫的确致命。

公元251年,一种新的疾病“安东尼大瘟疫” (Antonine Plague)又开始蔓延,这很可能是麻疹。据当时编年史学家记载,这种疾病致使罗马每天都有5000人因此丧命,时长达数月之久。

罗马帝国皇帝奥勒留以生动的语言记录下当时人民生活的处境:人类犹如“无限时间中的针尖;是两极之间的刀锋”;人类的行为“仿佛烟雾,似乎虚空”;人类的成就如同“飞鸟拂尘,转瞬即逝”。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类就好像舞台上的提线木偶,“完全被一根线操纵”。这位罗马皇帝将战争比作“因抢夺骨头而打斗的犬类”

/ 安东尼大瘟疫沿着罗马交通线不断蔓延

在瘟疫流行期间,如果一个罗马人去向神庙祷告,会发现祷告根本无法进行,因为没有神职人员,他们早已逃出了城。病人死在神庙里,神庙中到处都是尸体。这个时候,人们发现是否崇拜神灵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厄运会无差别地降临到人们身上。我们不应该苛责神庙里的祭司,因为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治疗瘟疫。在罗马第一次大瘟疫流行期间,就连著名的古代医生盖伦都逃离了罗马,躲在乡下。

这时,拥有一位仁慈且富有同情心的神,这个观念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罗马的第二次大瘟疫中,基督徒照料病人,拯救了无数生命。迦太基主教居普良鼓励信徒“有德者无所畏惧”,在这看似可怖和致命的瘟疫和灾难当中,正是寻找正义检查心灵的最好时机。死亡的威胁对基督徒有特殊的益处:“当我们学着不恐惧死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愉悦地追寻了殉道之路。

在罗马第二次大瘟疫结束时,亚历山大主教迪奥尼修斯专门写了一封信,称赞那些照顾病患的人,特别是那些因为照顾病人而染上疫病的基督徒:“被其他人感染上疫病的人,他们凭借他们自己的病痛,愉快地接纳了他们邻居的病痛。很多人在照料和治疗他人的过程里, 将他们的死亡转嫁到了自己身上,自己反而送了命。”

在当时的卫生情况下,病人提供水和食物等相当简单的照顾就可以极大地降低死亡率。通过照料,大多数患病的基督徒都活了下来,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经过瘟疫后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这大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于基督教奇迹的相信。

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尤里安试图恢复古罗马宗教,在一封写给迦拉太地区大祭司的信件中,尤里安说“不敬神的加利利人(指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自己之外还在支持我们,而这是耻辱的,应当让我们的得到我们的帮助”。可惜的是他的话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回应。从宗教的角度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古罗马宗教的神灵只要求祭品,而对人类行为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的慈善和宗教没有关联。另一个是生命观念的不同。古罗马宗教中根本没有基督教那种永生和得救的概念,人是必朽的,而神灵们不会为人类提供任何逃离死亡的办法。

同一宗教不同宗派

对瘟疫的态度与后果

黑死病之后,瘟疫并没有离开欧洲。公元1361至1362年,瘟疫重回欧洲,这场瘟疫被称为“孩子们的瘟疫”,因为死者多为儿童。直到15世纪,每过十年都有瘟疫重复发生,16、17世纪也不例外。瘟疫似乎周而复始,永无止境,每一代人都“有幸”在某一时期遭遇一次瘟疫爆发。

这让当时的欧洲人保持着高度的焦虑和紧张。每当瘟疫来临,惊慌失措的人民通常都把愤怒的目光投向教会。他们质疑罗马教会:当上帝愤怒来临之时为什么教会不发出警告?为什么有些牧师抛下教区里的人民,人民连像样的葬礼都没有?经过了瘟疫的反复洗礼,罗马教廷的权威遭到了严重的质疑。

对于普通的基督徒来说,大瘟疫及其余波加剧了他们对生命的焦虑。人们渴望得到拯救,基督徒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善举来拯救他们自己以及所爱之人的灵魂,使之免受炼狱中的净化煎熬,这些善举包括:朝圣、向圣徒呼告、为死者举办弥撒、对宗教物品的崇拜、慈善遗赠以及购买赎罪券,拯救日益地成为一种可被以商业手段得到的东西。

与此同时,拯救的世俗化也催生出了一种朝向上帝的内在精神之旅,牛津大学教授威克里夫宣称。《圣经》比教皇或教会的公告更有权威性,成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声。

对比一下宗教改革家对瘟疫的反应。1527年8月,一场瘟疫袭击威登堡。考虑到教职人员和学生的安全,时任选帝侯约翰下令教授和其他人前往耶拿。

路德没有服从命令,也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劝告,他决定留下来照顾病人和那些不能离开的人。路德认为,瘟疫呼召基督徒展现他们的爱心和信心,这是其他磨难做不到的。他在1527年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是否可以逃离致命的瘟疫?》,路德撰写这本小册子具有两重目的:安慰那些生活在瘟疫中的信徒,并讨论基督徒在社群受到感染时的道德义务。路德主张,在瘟疫中牧者应该与羊群同行。牧者不应该成为雇工,而是一位委身的牧羊人。他说我们有基督的命令:“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看见狼来,就逃走。”(出自《约翰福音》)。同时,路德认为拒绝药物治疗属于“太轻率和鲁莽。这不是信靠神,乃是试探神。上帝创造了药物,赋予我们智慧来保护和照顾好身体,这样我们才能健康地生活。”

一场瘟疫,给经历了这场劫难的人们留下巨大的精神创伤,他们的道德观、宗教观以及信仰无疑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在瘟疫肆虐的中世纪欧洲,绘画、雕刻和文学充满着死亡、审判和诅咒的意象。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当瘟疫杀死了众多人口之后,生产也会受到沉重打击,中世纪欧洲那些没有死于瘟疫的城市居民,不少死于后来的饥荒,相伴而生更多新的社会暴力冲突就不足为怪了。14、15世纪整个欧洲充斥着农民起义。法国1358年的扎克雷起义导致了3万人死亡,英国1381年农民起义一度占领了伦敦。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值得今天重视和借鉴。 END

* 因篇幅原因,已省略原文注释。

最后,再次感谢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和我们一起思考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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