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开讲前的精彩插曲：

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带你读《资治通鉴》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

张国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其著作《<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已于中华书局出版。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前256-前195）、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前6-57）、蜀汉开国皇帝刘备（161-223），号称“三刘”。各自成就了一番功业，年寿也大体相当，都在虚岁63岁左右。刘邦、刘备可谓家喻户晓，而刘秀的事迹则似乎知之者较少，影视作品也关注较少。知之不多与影视关注较少互为因果。

刘邦的打天下，有西楚霸王项羽衬托，显得波澜壮阔。刘备的事业，有对手曹操，有军师诸葛亮，猛将关、张、赵，说起来也是精彩纷呈。唯独刘秀的事迹，似乎是比较平实。

汉光武帝刘秀

刘秀是一个“老实人”，这一点与刘邦、刘备也不同。刘邦年轻时就不安分，刘备也是不爱读书、不爱耕田，成天与邻居的孩子们追逐狗马之事。刘秀却是一个读书、力田的乖孩子，他的造反，是他哥哥刘縯带出来的。

刘秀表字文叔，曾经在长安上过太学，读书期间，就很关注时政。从他的年龄推断，刘秀在长安读书，正值新莽改革的天风年间。朝廷有什么新消息，他总是最先知道，并且与同舍生讲说自己的看法。王莽的改革牵涉千家万户的现实利益，刘秀及其同学们一定会予以关注，各抒己见。刘秀的见解不凡，当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拥趸，比如，后来的名臣邓禹，就是太学里比刘秀年级低的学生。刘秀的家境富裕，但不属于土豪级别。他曾与同学合伙购买了一条驴，租赁出去，赚一点学杂费和生活费。这些细节，都透漏出刘秀是一个既有远大志向又脚踏实地做事的人。

回到家乡农村后，刘秀依然过着种田、卖粮的生活，大哥刘縯自比高祖刘邦，笑话刘秀就像刘邦的二哥刘仲。史称“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这“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的架势，分明是刘邦再世呀。

有一回，刘秀与姐夫邓晨参加一个朋友聚会，大家谈到民间流传的谶文，“刘秀当为天子”。王莽的军师刘歆本名刘秀，就是因为这条谶文才改名刘歆的。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刘秀指的是国师公刘歆吧！刘文叔却半开玩笑地说：“安知非仆耶？”怎么就知道不是我呢？虽然是句玩笑话，姐夫邓晨却暗中窃喜，因为他觉得平日老实厚道的这位妻弟，其实内心并不像外表所展现的那样。

邓晨的一位姑姑嫁给了南阳殷实的大户阴家，阴家小姐阴丽华美貌出众，比刘秀年少十多岁，28岁的刘秀还没结婚，就是因为暗恋着自己的梦中情人。在长安读书期间，看见皇家禁卫部队执金吾（警备司令）威风凛凛，刘秀曾羡慕地说：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如果没有造反和战争，也许刘秀就会按照这样的目标，追逐自己的人生梦想。

王莽地皇三年（22年）冬，刘縯带头在家乡南阳郡湖阳县舂陵乡举兵，反对新莽统治。刘秀积极追随，同时起事的还有其他绿林豪杰，如常林兵、平林兵、下江兵，北方山东等地则有赤眉军。

正式举事那天，还有一个细节。刘縯召集诸豪桀计议曰：

“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皆然之。于是分遣亲客于诸县起兵，縯自发舂陵子弟。诸家子弟恐惧，皆亡匿，曰：“伯升（刘縯字伯升）杀我！”及见秀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秀时年二十八。

刘伯升平素喜欢张罗惹事，举事时大家颇为犹豫，担心受牵连。普通农民，很容易这样想，等到看见刘文叔（刘秀字文叔）也穿着造反者穿的军服入列，才稍微安心。老成持重的刘秀也参加了，我们干嘛不干！一下子拉出了八千人的队伍，刘秀时年28岁。

绿林、赤眉、铜马起义形势图

总之，归纳前面的论述，造反之前，刘秀是一个乖孩子，不与人“款曲”。建武十七年（41）冬十月，刘秀回到家乡章陵（今湖北枣阳南），回顾少年时光，访寻往日宅院田庐，置酒作乐。当时刘姓诸母酒酣欢悦，相互夸赞刘秀年少时谨慎柔和的性情，说道，“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读书，种田，卖粮，暗恋邻村的美少女，就是一个普通农村青年。但是，刘秀并不甘心平庸。他读书的时候就很关心时政。“安知非仆”的玩笑话，也流露出他并非胸无大志的人。

刘秀总是做好现在该做的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刘縯倒是好高骛远，不务正业，结果未必成功！一个不能做好当前事情的人，未必就能做好未来的事情！

舂陵兵从家乡开始，进而攻打湖阳县，攻打南阳郡。在从舂陵乡起兵到攻打湖阳县的过程中，舂陵兵与常林、下江兵一起作战，小试锋芒，获得初胜。“军中分财物不均”，战利品分配起冲突，差点火并，“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刘秀连忙出来和稀泥，“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你看，造反开始，刘秀就显示出与农民军不同的价值取向——不贪浮财。

在随后的战争中，刘秀的母亲（大约是病故）、二哥和大姐以及几个甥侄辈都丢了性命，现在的说法就是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了。接下来的“昆阳之战”中，农民军多有把保住浮财视为第一要务的短见，刘秀劝告大家，战争失败，人头都没有了，钱财何用？战争赢了，多少钱都可以得到。最后，集中全部兵力，与王莽官军拼死一战，获得全胜。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是乱世之争中，保持定力，不因一时之利鼠目寸光，是打天下者赢得最后胜利的关键素质之一。

所谓“昆阳之战”，是指绿林汉军与王莽叛军之间的一次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王莽孤注一掷，调集了40多万大军，企图剿灭绿林汉军。因为，他发现这支造反军与其他农民军不同，发檄文称说四方，有推翻新莽的政治诉求。

此时，绿营汉军这边兵力孤弱，而且分散在各处攻打南阳下属各县。刘縯率领主力攻打宛城，昆阳在宛城之北，因此，守住昆阳，顶住北来的新莽大军，事关绿营汉军的整体战略部署与全局，十分重要。刘秀说服大家，把分散在各县的军队调集在一起，采取以点突围，内外合击的战术，击败了莽军。这一方面是因为突然的雷雨冰雹天气相助，对远道而来的客军不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莽军临时拼凑而成，人无斗志，兵败如山倒，莽军自相蹈籍，几乎全部被歼灭，刘秀等以少击多，给王莽政权以致命的一击。时在23年六月，刘秀也以此战成就其骁将之名！

资料图

在昆阳之战前几个月，23年二月，绿林汉军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推戴舂陵戴侯曾孙刘玄为帝，恢复大汉国号，年号更始，史称更始政权。这一年就是更始元年（23年）。刘縯等主力早在昆阳大捷前夕（五月），攻下了宛城。更始政权也随即迁移到了宛城。当初刘玄被推为帝，刘縯及其部下就有所不满。现在刘縯、刘秀兄弟都立了大功。舂陵刘氏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从辈分上说，刘玄与刘縯兄弟都是景帝之子长沙王刘发之后，他们的高祖即舂陵戴侯刘买。刘买的大儿子就是刘玄的曾祖父刘熊渠。刘熊渠是长房，袭爵舂陵戴侯。其弟刘外是老二，是刘縯的曾祖父，曾任郁林（今广西贵港市）太守。但是刘玄的祖父刘利是刘熊渠的庶出，曾任苍梧（今广西梧州市）太守。因此，刘玄与刘縯就宗室关系亲疏而论，大约旗鼓相当。刘玄之能越过刘縯，被推举为帝，不是由于其宗室身份的亲疏，而是因为后面有人策划支持。

绿营汉军一共有如下几支，王匡、王凤、马武领导的新市兵，还有朱鲔、张卬等分支；王常、成丹领导的下江兵；陈牧等领导的平林兵；然后是舂陵兵。新市兵与下江兵在几年前都曾啸聚绿林，本来是一伙，以王匡、王凤为首，后来分头发展。平林兵陈牧曾与新市兵互相声援。所以，新市、平林将帅，“先共定策立之（指刘玄），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就不足为怪了。相反，舂陵兵则与之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现在要拥立刘氏为新盟主。在平林中的刘玄获得更多支持，是可以预期的。

更始政权的职位是如此分工的：“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馀皆九卿将军。” 刘良曾任萧县令，是刘縯、刘秀的叔父，父亲早亡，刘縯兄弟就由叔父刘良抚养。推刘良为名誉性质的国三老，不仅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公职（平帝时为萧县令），已经照顾到了舂陵兵的情绪。王匡、王凤是绿营起义的最早领导人，现在为新市兵的领导人，他们担任“上公”，照顾到了二人的首出地位。大司马朱鲔、大司徒刘縯、大司空陈牧分别来自新市兵、舂陵兵、平林兵，从排序来看，突出了新市兵的势力，平林兵势力比较小，而且其中的“更始将军”已经推为皇帝，陈牧的位置靠后，也算对舂陵诸刘的一种平衡性安排。在这个政权中，刘秀是太常（主管文化礼仪的官）、偏将军。

史料说，刘玄性懦弱，即位典礼上羞缩，若不能言。刘玄当年是为了给弟弟报仇而结交他人（也许是刺客或者亡命之徒），惹上官司，最后假装死亡，躺在棺材里还乡，救出因为自己闯祸而被捕入狱的父亲。从这些挺身而出的作为来看，刘玄不是一个羞涩之人，但刘玄不擅长在隆重场合，表现出轻松自如，这有可能。

总之，刘玄登帝位而不是刘縯，是绿营汉军势力对比的产物，也与刘縯在各种势力之间，未能做有效的纵横捭阖的沟通有关。也许他还没有来得及做统战和整合的工作，也许刘縯有些咄咄逼人，其过度张扬的个性，不容易被其他几支农民军领袖接受。更始政权入宛城不久，刘縯就因为部下不服更始帝管辖，而连带被杀。

此时，刘秀正在父城（今河南省宝丰县）一带拓展，得知兄长被杀的消息，立即赶回宛城，面见刘玄，他一不为兄长解释，二不为自己争功，三不与刘縯的部下接触，只是为大哥刘縯的不当行为谢罪。谢罪之外，谈笑自若，没肝没肺，好像兄长的死去，于他全不相干。刘秀甚至在此时举行了与梦中情人阴丽华的婚礼。结果，刘玄不仅没有给刘秀连带治罪，还命令他前往整治洛阳宫室，准备迁都，十月又给了他北巡河北的机会。

从刘縯六月被杀，到刘秀十月北巡河北，中间有四个月的时间。这四个月内，发生了很多事情，九月王莽在长安被杀。十月，刘秀一方面韬晦，保住自己。另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支持其北巡河北的首先是族兄刘赐，刘赐接替了刘縯出任大司马后，力主派刘秀北巡河北，说刘氏宗亲中只有刘秀堪当此任。其次是采纳冯异建议，结交更始帝的宠臣曹竟、曹诩父子。刘秀北巡，反对者众。但是，最后刘玄仍然把任务交给了刘秀。可见，刘秀的韬光养晦，不仅保住了自己，而且迷惑了更始帝，从而使他获得北巡河北，独立伸张拳脚的发展平台。

更始割据图

王夫之曾比较刘邦与刘秀，说：“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因为，刘邦的主要对手只有一个项羽，而刘秀到河北奠基后，天下群雄割据，“其视高帝出关以后，仅一项羽，夷灭之而天下即定，难易之差，岂不远哉？” 总结一下刘秀之得天下的过程，有如下几点，值得分析。

第一，统一战线战略，为自己打出一片蓝天。

刘秀到河北之后，代表更始政权安辑各地郡县。当时，他最大的威胁是在邯郸建国的王郎。王郎自称汉成帝之子，遗落民间，得到了河北豪强赵王刘林、广阳王刘接的支持，势焰熏天。刘秀以信都、渔阳、上谷三郡为基础（三郡皆拥护更始政权），又成功地争取到了有一定势力的真定王刘杨的合作，并娶其外甥女郭圣通为妻，此外，已经迁都长安的更始政权也派尚书谢躬带兵前来支援，凭着这几股力量，24年五月，刘秀消灭了王郎，从而在河北立住了足。

第二， 自立门户的韬略，该出手时就出手。

更始政权对刘秀在河北的发展不放心，于是封刘秀为萧王，征其入朝。更始帝从24年二月入长安之后，即陷入腐化之中。“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这个时候，刘秀若入长安，不仅再次受缚，而且会同归于尽。刘秀以河北未平拒绝了更始帝的要求，还兼并了更始帝派来的谢躬所部，从此“贰于更始”，自立门户。

刘秀的这一步棋在其出巡河北之前，就谋划好了的。他在与阴丽华结婚之时，拒绝了更始政权要他把家属迁到洛阳和长安的要求，直接把家属送到了老家安置下来，这说明，脱离更始政权，刘秀蓄谋已久。

第三，运筹帷幄的谋略，各个击破统一全国

刘秀于25年六月在河北鄗（今河北柏乡县）南千秋亭即位。此时，更始政权仍在长安挣扎，与赤眉火并。此外，还有公孙述在蜀中称天子，隗嚣在河西割据，不久，梁王刘永又在河南称帝，与刘秀争夺汉室正统。刘秀分兵合击，运筹帷幄，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逐渐平定各地割据势力。

刘备统一关东之战

第四，机制灵活的策略，注意笼络各方人才

刘秀在整个打天下的过程中，注意笼络人才，注意分化瓦解对手，所谓建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就包括各路英才。击破王郎，在邯郸宫中发现许多书信，是刘秀的部下写给王郎的，暗通款曲。刘秀当众付之一炬，说是让“反侧子”消除疑虑。对于曾经杀死他大哥的朱鲔，也表现出极大的宽厚；至于反复小人李轶，则用借刀杀人的办法除之。表现出灵活的策略。

南宋学者陈亮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奋寡而击众，众弱而复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余年，大业以济，算计见效，光乎周宣。此虽天命，抑亦人谋乎！何则？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促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陈亮是南宋时代呼喊“中兴”最力的书生之一。他认为刘秀的成功，不仅是天命攸归，更是依赖人的“谋”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