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至清则无鱼"，池子里要是太干净了往往是养不出好鱼的。所以在帝王驾驭的这方池子里，带点浑水是必然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些荤腥官员不说，皇帝只当看不见。可凡事都得有个度，这池子里的水要是太浑，成了一池臭水，皇帝自不能容忍的，开池换水、放网捞浑等一番大动作也就在所难免了。

税收对国家的重要性

国家之重，重在税收，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国家突发事件的处理、国内外治安的维护都需要先做到资金到位。朱元璋在成功登顶帝位之后，作为一个皇帝，开始非常自觉的考虑这个问题。

中国自古的税收主要分成人口税和土地税两大类，现在要收钱，也仍然还是要这两处下手。可是多年战火动荡，好多田土册籍、户籍都被战火给带走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收税依据了。剩下的这些年老百姓们跑的跑、死的死，还有的都躲到深山老林里面自己开发新土地去了，现在拿出户籍、地籍要收税，根本就对不上号。

税收制度一团乱，这钱当然就收不上来了。于是朱元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核查人口和土地，核实之后记录在案，以此作为收税依据。并仿照唐宋时期的两税制再加以创新，从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赋税徭役制度。基调定好之后，税收体制就一直跟着明王朝一圈又一圈的运行起来。

当这体制一圈又一圈的运转起来之后，问题才一点一点的浮现出来。从一场土地纠纷到一个地主豪强的蛮横专行、一位官员抄家后的巨额财富，一直到有一天，朝臣猛然发现"究观前代，孰不以百姓安乐而阜康，闾阎愁苦而危乱者。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体制阴暗面下滋生的蛀虫们一天天的茁长成长，累累重负下税收体制的运行已然是困难重重了。

万历初年，自首席工程师朱元璋之后，明朝税收体制迎来了第二任工程师——张居正。手握权柄，身居内阁首辅要职，又有帝师之名加持。这一身光环萦绕给了张居正大刀阔斧的可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惟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造福苍生的凌云壮志更是给了张居正强大的精神支持。

体制下的寄生虫们

明朝中后期，主要的开支可以分为三大巨头，一皇亲国戚；二官员俸禄；三国防开支。

朱元璋的26个皇子几乎封王于全国各地，从他们开始这些皇亲国戚的队伍随着明朝的发展逐渐长大。而且明朝政府还规定"亲王的岁禄为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剩下的诸如绢、布、茶、马之类的杂物也应当又官府出资提供，从亲王层层往下一直到最次级的县主乡君那都得是政府出资，好吃好喝，穿金戴银的伺候着。一年到头，收上来的税收好多都搭在里面了。

其次明朝还规定，朝廷正一品官员每年俸米1040石，就是最低级的从九品每年也有108石。历经正德、嘉庆、隆庆三朝之后朝中官员大幅度膨胀。"洪武年间军职二万八千有奇，成化五年军职八万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几倍"，"职员之冗，未有甚于此时也，是供亿所以日乏，民日益困也"，官员的膨胀加上本来就不算少的俸禄，双重作用下又划走税收支出的一大块。

剩下的一大巨头就是国防支出，打仗自古以来就是费时费力、耗费巨大的活动。明中叶以后，福建、浙江一带倭寇时常出没、还有北方的鞑靼时不时的侵扰，明政府需要财政上的支持来巩固边陲。

从这三大块来看，外敌骚扰，巩固边陲自然是无可厚非的。这笔花销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动。皇族的花销在今天看来是最没有必要的，拿着大笔大笔的钱，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养着一堆富贵闲人。

但那时候可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大明王朝版图上有的，哪个犄角旮旯不都是人家的，所以这笔钱不好动，除了"家天下"这个政治大背景之外，皇室贵族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让问题变得不好处理。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群高级打工仔了，用权不掌权，看起来威风赫赫，实际上是狐假虎威，当权者能把权力给他们用，当然也能在想收回来的时候再把权力拿回来。再加上这一届的官员们的表现也却是不怎么地，卖官鬻爵、贪污腐败这些现象都普遍存在。明英宗时期的宦官王振被抄家时，抄出了金银60多箱，玉盘一百多个，珊瑚二十多株。明世宗时候抄当时的宰相严嵩家时，查出了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珠宝无数，要知道当时国库太仓存银还不到10万两。

买官上位，自然要当官赚钱，当官赚钱还要买更大的官挣更多的钱，循环往复形成恶性循环，代价就是更多的民脂民膏被搜刮殆尽。选定了目标任务，接下来就是要对症下药了。

税收体制革新

朱元璋在明朝最开始的税收体制设定上，采取的是全国田赋的定额征收。自己定额就算了，还下旨强调此后就按照这个标准走，自己的后代也不允许将田赋增加。从底层打拼上来的朱元璋在当初打江山的时候就是饱尝民间疾苦，自然知道农民不易，不想过多的增加农民的负担。再加上当时刚刚平定战火，人口较元朝大大锐减。

人少，官员少，地却多，政府的财政收入多，花的钱又少，税额当然够用，而且还绰绰有余。可是经过明朝前期、中期的平稳运行之后，人口迅速增长，从原来的地等人变成了人抢地。地本来就不够用了，大官僚和皇族还加入这场争夺战中，依靠自己手中的特权，疯狂的兼并土地，将许多土地都变成了他们的秘密财产，明面上收税的土地越来越少，税源被大大压缩。

1578年，张居正一声令下，三年之内要将全国的各种类型土地的清丈，如有不从、不服、不为者一律严处。这可和朱元璋的那次不一样，这次清丈的矛头对准的是官僚统治阶级。各类土地指的是哪些类型，谁又会在清丈时不从、不服呢？

从颁布政令之出，张居正就已经言明了此次的行动任务。1581年清丈土地工作完成，效果非常理想。绝大多数的官僚、豪强、军事将领将此前自己吞下去的田亩都吐了出来，总计超过二百万顷的土地被重新清查、登记造册。这些人的田亩被清查出来，收上来的赋税明显增多，这些人多交点，那些原本额外增加在百姓身上的赋税也就能相应的减少一些，官民赋税不平衡的问题也能相应的得到解决。

为了配合赋税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张居正还在全国推行了"考成法"。规定:"稽查章奏，随事考成，有迁延隐蔽者，即举劾"，那些其位不谋其职，玩忽职守，中饱私囊的都将严惩整肃，尤其是在税制改革上，那些敢帮豪强隐瞒田产，偷税漏税，钻朝廷的空子的官吏们，都是严厉打击的对象。

考成法一出，在全国清丈土地这件事情上就立马看到了成效。

而作为税收体制的主体内容"一条鞭法"，更是"利于下，不利于上；利于编氓，不利于士夫"的税制革新。简单来说一条鞭法就是将包括田赋、徭役在内的所有苛捐杂税都合并为一条，用银两的方式进行征收。将征收流程进行简化，减少了征税工作人力物力的投入，降低的收税成本谁的土地多，谁交的税就多，更是降低了税负，使税收更加公平，对于百姓的利益有所维护。

剪出繁杂庞多的收税名也使各级官员很难从中分到手一杯羹，避免官员手脚不干净对百姓造成的剥削。

命运多舛的税收改革

税收制度的改革侧重在官、在农。但在其它地方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地亩为依据放松了对农业人口的管制，农业人口脱离土地，转而投入城市的怀抱，成为自由工作者。而没有专门针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也给了工商业者们更大的回旋余地，让有的人开始了"舍本逐末"的经营活动，放弃置办田产，将生产所得转而投入下一轮生产当中。

可以好景不长，这样的制度改革在一开始就带着自身的弊端。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将所有税收统一成一条，并用钱银缴纳，可是问题就正好出在了这里。中国自古以来都不是产银大国，终明一代的白银的生产也是非常集中有限。更何况，最为政府的"重点项目"，白银的开发和管理权都集中在官府的手中，普通百姓很难成为白银的持有者。

百姓手里没有银子，平时吃穿用度最大流通的就是铜钱。一年下来等到要交税的时候只能把自己家里种的粮食、织的布一类的产品拿出来换银子。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又免不得被剥削一番。实际上，嘉庆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在一份奏章中就提到，在当时福建沿海一代的盐农为了换取银钱缴纳赋税，不得不忍受重重盘剥，好多盐农还跑去借高利贷，最后无力偿还高额本息，只能被迫迁徙，一时之间福建沿海一带十室九空，那情形就像是经历了战争炮火一样。

手中无银少银，以至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随着制度的推进愈发突出。明末大儒顾炎武晚年隐居在山东时就曾经亲眼目睹了当地百姓苦于手中无银的悲惨生活。

他说："百姓有谷无银，年年田亩丰收，却年年度日艰难，更有甚者，家中谷物满仓，却要到人市变卖妻儿"。

事实上，根据明代中后期的人口规模和白银产量来计算，全国人均仅有三两左右，用如此短缺的中间物作为赋税征收的对象，也就怪不得老百姓们将白银视为大害。而这白花花的银子，也为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一条引线。

"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因白银短缺而深受掣肘的明代税制改革，到了清代这里，作为一种简单易行、公开透明的赋税徭役征收和征派的方法受到了当局者的重视。借鉴一条鞭法，加以整形加工，直隶巡抚李维钧向雍正皇帝上书"将丁银摊入田粮内"的建议，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大获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