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境况》中，汉娜·阿伦特指出了古希腊式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已经逐渐被当今的“社会领域”的吞噬。对古希腊人而言，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公民拒绝将私人或家庭的利益需求带入公共领域，并且在公共领域中通过讨论寻求出对城邦最有益的决策。然而，随着社会领域的出现，公民将对个人或家庭财富的需求带入公共领域，导致公民的政治需求之间产生了割裂与冲突；与此同时，随着官僚机构的出现，公民与官僚之间的对话变得困难，在官僚无法反映公民诉求的情况下，新的政治困境又将为公民与社会带来新的危机。

被驱逐出政治领域的公民

随着社会领域的出现，专家和官僚代替了公民构成了政治体系，同时行使了政治职能。官僚体制既为公民从事政治活动设置了障碍，也使政府被视作为没有明确对象来治理的机构。当今对现代政治活动的一种理解是，只有专业的政治家才有能力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同时，非政治专家的普通公民缺乏做出合理政治决定的能力，因此公民并不被赋予作出政治判断的权力。由此，官僚体制加剧了公民与政治之间缺乏互动的情况，并使公民内化和合理化了这种分歧。阿伦特提醒读者，“我们从最社会化的政府形式即官僚主义中知道：“看似没有明确人来治理的规则不一定是没有规则。”这种看似没有人统治的制度，已将其规则施加于社会，并要求公民遵循并规范这种制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制度并非由公民所决定，而是由官僚机构提出。因此，官僚体制设法使个人被动地接受政治政策，而不是凭自己的政治观点制定政策。

官僚体系与被阻碍的政治活动

官僚体制带来的第一个挑战是阻碍公民从事政治活动。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理解官僚体制给公民进入政治领域所带来的困难。首先，复杂的官僚体系的设计消除了公民在水平领域进行政治讨论的可能性。官僚制度是一个高度分化和分级的系统，将政治职能划分为多个部门和专家。但是，大多数官僚官员是在不直接参加政治决策讨论的同时遵循高级官员的命令。这些官僚官员与大多数人一样，并不像阿伦特所描述的那样进行政治活动，例如言论和行动。结果，当公民试图与官僚进行政治讨论时，许多官员并没有表达自己对这个话题的政治理解，因为他们遵循别人的要求。因此，官僚体制使公民之间的政治讨论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

第二，官僚体制的匿名性使公民难以与体制内的人员一同进行讨论形式的政治活动。当官僚系统将自己描述为由一群专家和专业政治家所构成的系统时，由于公民无法对部门和职员的职能和理念形成确切的了解，官僚系统的匿名性和神秘性也大大增强。这种匿名性既使官员与公民分离开来，又保护了系统不受质疑。正如阿伦特所说，“他们（在官僚体系中的工作人员）……必须是保密的……要或多或少保持隐性[并]在同时实施统治”（P213–214，阿伦特，TOT，1973年）。重要的是要注意，古希腊人所采取的政治行动要求公民出现在公共领域中，公民表达其独特的政治见解，并且通过讨论，说服和协商来选择最理性的政治判断。换句话说，公民必须通过向公众发表意见来证明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并获得自己的政治身份和职位。但是，官僚制度免去了其官员向公众表达政治理念以证明自己才能的任务，同时官僚制度宣称缺乏经验的公众应该信任专业的官员。一方面，官僚机构要求公民相信专业工作人员的决定，另一方面，官僚制度旨在保护官员免于面对公众的质疑和考验。该系统的匿名性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矛盾，官僚系统扼杀了官员与公民进行政治讨论的可能性。

“无人统治”下的责任与身份缺失

官僚制度的第二个挑战是，这种“无人统治”的制度剥夺了个人的政治身份，并且剥夺了他们进入社会领域时产生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能力。 阿伦特使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来解释“无人统治”的现象。根据阿伦特的说法，官僚体制看起来组织性强且运作良好，但公民却无法确切地指出谁在统治政府。阿伦特通过展示官僚制度正是通过剥夺所有公民（包括部分官员）的身份，以及使个人无法执行政治行动来造成了“无人统治“的现象。

阿伦特首先指出，没有人能够在官僚体系中维持自己的身份。阿伦特强调，在官僚体系中，没有人可以被视为可以负责任的人，因为该体系中不存在任何个人身份。据阿伦特说，官僚机构是由错综复杂的局面制所构成的统治的最新形式，也许也是最可怕的形式，在这种制度中，没有人可以承担责任，因此这种制度是“无人统治”的。如果我们将专制政府视为不负责任的政府，那么“无人统治”的政府显然是最专制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来回答政府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更无法承担这件事的政治责任。当公民试图弄清谁应该为官僚体系做出的政治决定负责时，他们意识到没有人可以为这一决定负责，因为没有人真正出现在社会领域。官僚体系中的公民，无论是声称代表公众需求的专业政治家，还是仅遵从领导人命令的人员，都不会出现在社会领域，因为他们无法通过表达自己的声音来获得自己的身份公众舆论。

当公民参与政治讨论，在公共领域产生形形色色的政治见解，公民便获得了自己的独特的政治身份。但是，官僚制度正在赋予公民一种统一的舆论，一种一致的政治秩序，一种对政治主题的相同理解，以符合该制度的相同性要求。这个统治体系的官僚主义者，与阿伦特对政治的定义相反。对于阿伦特而言，政治需要基于公民所采取的政治行动，例如讨论，说服和审议，而这些政治行动则需要公共空间来得以实现。 “无人统治”的制度剥夺公民行动的空间，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既剥夺了公民的身份，又使公民无法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阿伦特所举的一个例子是她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负责大屠杀的纳粹官僚与纳粹官僚体系之间的关系的讨论。阿伦特指出，艾希曼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使他认为自己可恶的行为仅仅是在履行职责。实际上，艾希曼写下了他“对我们的血液的责任”，声称如果更多的犹太人被杀，“那么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职责……。我无话可说，因为这是事实！我为什么要否认呢？”对于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他并不被允许或被鼓励去考虑自身的职责。同时，由于官僚制度所要求的相同性，这些员工不会自己发表政治意见，也不会获得自己的身份，这使得官僚制度成为一个没有思想和身份的地方。因此，在官僚机构盛行的社会，不论是官员还是公民，都面临这失去表达政治思想，参与政治行动，获得政治身份的危机；而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会将官僚机构缺少问责制度以及政治思考的缺陷暴露在公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