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内蒙、江苏、广东等地纷纷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今年初，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专门印发《关于建立地方协调机制的意见》，推动建立地方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和地方的金融协作。由此可见，地方协调机制改革举措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将进一步加强中央与地方金融协作，并促进地方金融监管与区域金融创新。

通过中央和地方金融协作机制的实践探索，进一步厘清协作的框架性空间，将大大推动金融改革三大任务（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在地方情境中的深化与落地，贯通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实践机制，促进形成地方金融创新与治理新格局。

中央与地方协作机制框架下的地方金融治理新格局，将为地方金融创新治理提供更强的政策指导和更大的制度空间。银保监会2020年全国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化解隐性债务风险。”这三项任务之间的互动，将在地方债与地方国有资本之间探索机制通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平台正在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通过借壳上市等方式提升资本管理运营能力；另一方面，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中，地方政府承担了处置不良资产等大量任务，不少产业类资产进入地方国有平台的资产池，形成新型地方国有资产。

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以中小银行和农信社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各类银行保险机构改革。在新一轮中小银行深化改革中，地方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地方金融改革中沉淀出新型地方金融国有资本。

中央与地方的金融协作机制，将为地方金融改革提供更加市场化的纪律约束，并提供金融助力，推动经济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进行调整。

实际上，不少地方已经开始进行积极探索。例如，山东寿光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逐步实现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推动地方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国资办划归地方金融办，从而建立起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办）、金融风险防控办公室、国资办“三位一体”的基本架构，为地方金融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制度空间。在这种“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下，“管资本为主”的国资国企改革与优化调整布局就获得更多的创新空间，并大大提升地方金融和地方国资的治理能力。

毋庸置疑，中央与地方金融协作机制可以为此类地方探索提供更多规范性指导，促进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良性互动。

中央和地方金融协作还涵盖金融监管、风险处置、区域金融创新、信息共享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进一步补充完善“7+4”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和框架，并为“中央规则、地方实施”提供更加常态化的落地机制。例如，广东省地方协调机制主要包括：落实中央相关决策部署，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防控辖区重大金融风险，促进区域金融改革创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推动金融信息共享，协调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和金融生态建设。这样一来，未来将形成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主线，涵盖地方债、不良资产、地方国资、地方金融监管、普惠金融深化等各个方面、各个维度的协作空间，打造出纵横结合、监管与创新相结合的金融治理体系。

在央地合作框架下，下一阶段应在地方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下更大功夫，要在制度创新和机制设计上做更深入的探索，推动实现金融治理“守土有责”和“全国一盘棋”的有机结合。

总体来看，中央和地方金融协作新格局的优势在于：一是体制机制上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尤其是为地方提供中央规则约束条件下的自主性空间；二是宏观与微观可以更好地有机结合，金融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促进金融改革深化与落地；三是地方金融层面强基固本，培育新型地方金融力量，监管与服务融合，在监管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管，推动地方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