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成了美国情报界最大的噩梦

Does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Fear Donald Trump?

来源 | The National Interest

作者 | Paul R. Pillar

译者 | 陈淦秋

特朗普与美国情报界的爱恨情仇录。

一直以来,美国情报界与总统的关系可谓是“爱恨交织”,相互利用又彼此提防。

情报机构存在的意义在于客观准确地描述事实,无论这种描述是否符合当前政策制定者的意愿。但同时,它又属于政府部门下的一个分支。当获取的情报与总统可能公开支持其政策的言论发生冲突时,情报官员便陷入了两难。

对于情报官员来说,办公室里的日子不好过。而对国家而言,更不利的是情报机构开始屈服于来自上层的政治压力,不再敢讲真话,或者说至少不再直截了当、毫不犹豫地维护真相和事实。

这种屈服不一定意味着情报部门开始说像二加二等于五这样的胡话,或者完全推翻他们的判断。压力引起的偏差可能只是某种微小的变化,却可能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

情报信息可以用无数种方式加以模糊甚至歪曲——每位情报官员都可以自圆其说,最终将重点转移到决策者偏爱的方向上来。来自政治上的压力还会在分歧产生时左右局势。

本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客观分析自然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但如果受决策者的偏好影响,最终结果就更有可能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政治偏见影响了情报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面对政治压力,情报机构另一种可能的反应是回避,即不对某些重要问题作出冒险的决定,或者至少不在国会和公众面前进行明确表态。

但同时,情报官员可以在心里暗自有个定论,明确何种评估结果真实可靠,但这也意味着国家没有获得客观有效的情报,为迎合政治利益付出了代价。

“向权力说真话”越来越难

特朗普在任期间,情报界的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

原因之一是特朗普是靠谎言“上位”的,他说过的谎远远超过美国以往任何一位总统。经《华盛顿邮报》统计,在特朗普任职的头三年中,发表过超过一万六千份虚假或误导性陈述。

情报机构致力于寻找真相,当政府想要弄虚作假时,冲突在所难免。而为了避免冲突,情报官员逐渐在情报的完整性和客观性上有所让步。

导致这种变化的不仅是直截了当的谎言,还有特朗普在外国问题上的盲目乐观。无论是在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与朝鲜的核武器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上,特朗普的主张都与不容乐观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

另一个原因是特朗普喜欢自我肯定和被人奉承。特朗普上台后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充斥着内阁成员们对总统的溢美之词,成了一场邀功和吹捧大会。

自那以来,特朗普自恋自大的形象逐渐暴露,典型表现如特朗普为庆祝弹劾指控被否在白宫激情演讲中流露出的傲慢狂妄。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评论说,该事件最可悲的是“在观众中发生的事情”,“当美国总统撒谎、威吓、贬低他人信仰时,他们却在边笑边鼓掌。”

而对于那些表达异议的人,特朗普就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就像被革职的科米一样,为保全情报局的独立性,他不惜和特朗普“对着干”,被革职或许是一种成全

自从参议院对弹劾特朗普进行投票以来,特朗普的怨气和与之相关的清除行动已经变得过激。

除了规避参议院的要求外,特朗普让许多高级官员担任代理职位,这不仅使“清洗运动”更加容易,而且给情报官员释放了更大的压力。事实如此,过去半年来一直没有确定国家情报总监。

为应对“通俄门”对特朗普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总统的要求下,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指派了一名联邦检察官调查情报部门涉及“通俄门”的决策和行动。

然而要知道,情报分析师面对不明确的信息,不能像检察官一样能够有权拒绝诉讼,而必须根据零碎的、模棱两可的信息做出最佳判断,并且任何分析结论都可能仍存在争议。

刑事执法领域的信息处理及发现、共享证据的法律要求也与情报领域的大不相同。在情报界,即使在其自身内部也要对敏感信息进行分隔。

据报道,巴尔派往情报部门的检察官约翰·达勒姆(John Durham)表示,中情局(CIA)对某些机密信息的保护不是作为标准程序,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有害信息的藏匿,旨在保护其先入为主的结论免遭批评。

当然,许多情报信息还是需要进行事后审查,但检察官不是执行此事的最佳人选。任命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其实意在恐吓威胁。

许多迹象表明,特朗普的恐吓行为正在奏效。在特朗普的施压下,情报官员仍在努力维持其职业形象,但还是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迹象一

情报机构不愿就全球威胁评估出席国会作证。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是情报界最全面、最重要且公开透明的信息。该报告有机密和非机密两种版本,在发布后,主要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会出席国会作证,留下公开或保密的证词。

对于去年全球威胁评估的证词,特朗普猛烈抨击情报机构的判断。尽管于旁观者而言,这些结论几乎是显而易见、毫无争议的,只不过是与特朗普的思想“唱反调”而已。

例如,朝鲜不会放弃核能力、伊朗遵守核协议、“伊斯兰国”未被剿灭……这些认识与特朗普在外交安全问题上的一些描述和宣示严重背离。

自然,情报官员们希望避免再次出现总统大怒的情形,不公开证词是他们最大的让步,但这同时也破坏了情报的透明度和完整度。

迹象二

自上个月起,国家安全局(NSA)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二者是否应共享乌克兰的情报争论不休。像这样在共享机密情报方面的分歧并非史无前例,但这与弹劾总统之间的联系值得引起注意。

特朗普拒绝配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弹劾特朗普的主要负责人),并反对向情报委员会提供相关证据。无疑,这种不配合对国家安全局施加了重大的压力,并将成为其抵制情报委员会的动机。

迹象三

中情局局长吉娜·哈斯佩尔(Gina Haspel)不仅连续两年出席国情咨文演讲,期间还为特朗普的一些主张激动鼓掌以示认同。

坐在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中间,哈斯佩尔应该倍感压力。这与科米在白宫演讲中看到的群体压力类似,他说“‘好人’屈服于群体并‘一同’对特朗普恭维奉承。”

但是,身为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公开表达对政策立场的这种支持是非常不恰当的,更不用说是一些有关党派之争和争议性较大的话题了。

往届大多数中情局局长都远离国情咨文讲话,以避免表达这种支持的压力。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在奥巴马任职期间从未参加过这类会议,因为这不是他的工作。

不仅是像哈斯佩尔这样的职业情报官员,还有像蓬佩奥这样从中情局局长到接任国务卿的,都逐渐从“诚实”走向“忠实”,以总统想要的方式去呈现和表达。

政治偏见的后果

以上这些都是可见的迹象,这种无形的威胁影响着情报机构的工作。前美国国务院副秘书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表达了这种担忧。

他说,“最危险的是,屈服于政治力量的诱惑将变得不可抗拒,善良的官员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助长政府的麻木不仁,逐渐会成为破坏底线和原则的同谋。”

对情报官员而言,避免与政府的矛盾意味着,他们会根据政府的意愿对情报进行加工处理。

去年12月,伊拉克一驻有美军的军事基遭到火箭弹袭击,炸死了一名美国承包商,另外六人受伤。

特朗普政府声称伊朗支持的卡塔布真主党民兵应该对此负责。随后政府进一步的行动如暗杀伊朗高级将军卡塞姆·索莱马尼(Qasem Soleimani)等使得美伊冲突全面升级。

实际上,美国政府从未发布过任何证据来支持袭击是伊朗发动的说法。而后在新闻报道中,伊拉克情报官员表示,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次袭击是“伊斯兰国”发动的,而非真主党。

我们的公众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准确判断这些有争议性的结果。但是,很容易能看到情报人员分析评估这类袭发事件时所面临的压力。过去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1964年8月,负责东京湾事件的情报分析师知道,约翰逊政府急于将越南的海上袭击归咎于越南政府,因而伪造出越南挑衅美国的情报,为美国发动战争寻找借口。

无独有偶,这一次评估伊拉克袭击事件的情报分析师也清楚地了解,美国渴望将中东的每一次混乱归咎于伊朗。

不同的是,这次美国重演“东京湾事件”的伎俩没能引发当年那样的大规模战争,但美伊关系仍持续紧张。而且,这样的幸运不是每次都会发生的。

文字编辑:吴佾阳

图片编辑:吴佾阳

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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