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合原则、演绎与枢纽承诺*

张小星（ZHANG Xiaoxing）**

李潇（LI Xiao）/译（trans.）***

摘要：Duncan Pritchard最近提出了一个对基于闭合原则的怀疑论的维特根斯坦式的解决方案。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所有的认知系统（epistemic system）都假定了某些真理。以下观点，诸如我们不是脱离身体的大脑，地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以及一个人的名字是某某之类，都起着“枢纽承诺”的作用。Pritchard将枢纽承诺视为肯定的命题态度而不是信念。闭合原则因为只涉及适于成为知识的信念（knowledge-aptbelief），所以不适用于枢纽承诺。因此，从一个主体知道他坐在房间里这一事实，以及这个主体坐在房间里蕴涵其身体的存在这一事实，并不能推出这个主体也知道自己不是缸中之脑。本文拒绝Pritchard对枢纽承诺的非信念式解读。首先，我将说明非信念式解读并不能解决怀疑论悖论，因为Pritchard用来支持非信念式解读的理由并不足以使枢纽命题例外于闭合原则。其次，我会接着论证非信念式解读是错误的，因为它声称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不同，不能对证据理性地做出回应（rationallyunresponsive）——借助一个主体的经验是内在混乱的例子，我们可以安全地得出结论：一个人不会有关于世界的系统性错误这一枢纽承诺，也同样会对证据情况进行回应。

关键词：怀疑论；闭合原则；演绎；枢纽承诺；维特根斯坦；认知修正；笛卡尔式怀疑

Closure, Deduction and Hinge Commitments

Abstract: Duncan Pritchard recentlyproposed a Wittgensteinian solution to closurebasedskepticism.According to Wittgenstein, all epistemic systems assume certaintruths.The notions that we are not disembodied brains, that the Earth has existed foralong time and that one’s name is such-and-such all function as “hingecommitments.”Pritchard views a hinge commitment as a positive propositionalattitude that is nota belief. Because closureprinciplesconcern only knowledge-apt beliefs, they do notapplyto hinge commitments. Thus, from the fact that a subject knows that he issittingin a room, and the fact that the subject’s sitting in a roomentails his bodily existence,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subject also knowsthat he is not an envatted brain. Thispaper rejects Pritchard’snon-belief reading of hinge commitments. I start by showingthatthe non-belief reading fails to solve the skeptical paradox because the reasonsthatPritchard uses to support the non-belief reading do not exempt hingepropositionsfrom closure principles. I then proceed to argue that thenon-belief reading is false as itclaims that hinge commitments, unlike ordinarybeliefs, are rationally unresponsive—with the help of a scenario in which asubject’s experience is internally chaotic, wecansafely conclude that the hinge commitment that one is not systematicallymistakenabout the world is equally responsive to one’s evidentialsituations.

Keywords: Skepticism; Closure; Deduction; Hingecommitment; Wittgenstein; Epistemic revision; Cartesiandoubt

1 导论

我们可以把怀疑论理解为一个涉及认知闭合的悖论。如果我们假设主体S有意识地坐在房间里，我们会得到一组矛盾的命题：

(a) S不知道他不是缸中之脑。

(b) 如果S不知道他不是缸中之脑，那么S不知道他坐在房间里。

(c) S知道他坐在房间里。

放弃（c）将把我们引向极端怀疑论。一些认识论学者拒绝（a），但是另外一些则不会一开始就拒绝它，因为S坐在房间里的真实经验与假如他是缸中之脑会得到的经验在主观上是不可区分的。条件（b）由被普遍接受的知识的闭合原则所支配，该原则大体如下：

（闭合简单）如果一个人知道p，并且p蕴涵q，那么这个人知道q。

因为S知道他正坐在房间里，而这蕴涵他不是缸中之脑，于是由闭合简单原则可以推出S知道他不是缸中之脑。因此，（a）（b）和（c）是矛盾的。

Duncan Pritchard最近提出来一个对该悖论的维特根斯坦式的解决方案。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是一个“枢纽命题”（维特根斯坦，1969）。Pritchard将枢纽命题视为我们认知系统的基础，针对这些命题我们可以持肯定的命题态度但并不持有信念。特别地，虽然S认为他不是缸中之脑这一命题是真的，但是这一态度不是一个适于成为知识的信念。根据一种对闭合原则的可能正确的描述，这些原则只关涉适于成为知识的信念。因此，它们并不适用于（b）这样的推理。结果，我们也许可以使（a）和（c）与闭合原则相协调。（Pritchard，2012，2016）

本文将反驳Pritchard的反怀疑论方案，并批判地评估其对枢纽承诺的非信念式解读的辩护效力。第2部分将呈现Pritchard对枢纽承诺的非信念式解读的两个首要的基础论题：枢纽承诺并不通过理性的认知过程获得，以及它们不能理性地对证据做出回应。我将在第3–5部分证明这两个特征，根据Pritchard的论证，并不能使枢纽承诺例外于所有相关的闭合原则。第6部分将说明枢纽承诺并不是不能理性地对证据做出回应。因此，对枢纽承诺的非信念解读不仅未能解决怀疑论悖论，而且还是错误的。

2 充足能力演绎（competentdeduction）与非信念式的枢纽承诺

维特根斯坦注意到所有的认知系统都假定某些真理。诸如我们不是脱离身体的大脑，地球存在了很长时间以及一个人的名字是某某这些观点，都能够作为“枢纽承诺”发挥作用：它们的真理过于基础以至于它们不能被理性地评估。他写道：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我们的怀疑依靠于这一事实，即某些命题不容怀疑，好像就是这些问题和怀疑赖以转动的枢轴。

这就是说，某些事情事实上是不受怀疑的，这一点属于我们科学研究的逻辑。

……我们根本不能研究一切事物，因此不得不满足于假定。如果我想转动门，就得把枢纽固定下来。（《论确实性》，§§341-3）[1]

用一个具体的认识论理论来适当地解释与阐明枢纽承诺的本质是颇有挑战性的。（Coliva, 2015, 2016；Koreň, 2015；Orr, 1989；Pritchard, 2005；Schönbaumsfeld，2016；Tomasini Bassols，2010；Williams，1991；Wright，2004，2014；Wrightand Davies，2004）Pritchard首先检验了对枢纽承诺的外在论解读。根据Pritchard，认知外在论不要求知识总有理性的基础。即，一个人拥有知识的理由不需要通过反思获知。外在论者可以由此承认S知道他不是缸中之脑，但是同时S并未理性地将该知识奠基于其他信念（例如他正坐在房间里）。这一可能性与认为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够免于认知评估的维特根斯坦式理念相符合。（Pritchard，2016:19–22）这一结果明显地与（a）相冲突，但也保留了一种直觉：S缺乏能够区分其感知经验与相应的错觉的证据基础。由此就给出了一种对包含闭合简单原则的怀疑论悖论的解决方案：S知道他正坐在房间里（外在论者当然同意），S坐在房间里蕴涵他不是缸中之脑，依据外在论S也知道他不是缸中之脑。

Pritchard认为，不管是作为对维特根斯坦作品的解读还是对怀疑论悖论的解决方案，这种外在论路径都是不成功的。尽管闭合简单原则对一个人的知识p和q之间的认知关系保持沉默，闭合原则在本质上关涉能够用来帮助我们拓展知识的充足能力演绎（competent deduction）。（Pritchard，2016: 13–19）通过充足能力推理，一个人可以意识到一个结论是如何被其前提所支持的。更精确地说，如果一个人的知识p是有理性根据的（rationally grounded），并且如果他能有充足能力地由p推出q，那么他的知识q也应该被理性地证明了：

（闭合RK）如果S的知识p有理性根据，并且S能有充足能力地从p推出q，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信念q并保持有理性根据的知识p,那么S就有知识q，且q有理性根据。

正如我们所假定的，S所持的他正坐在房间里这一知识是有理性根据的，例如他的感官证据，他对自己视觉的信心等。由此，如果S从他正坐在房间里推出他不是缸中之脑，那么基于闭合RK原则，他应该持有他不是缸中之脑这一知识，并且该知识是有理性根据的。尽管外在论者可以解释S如何不借助理性支持就知道他不是缸中之脑，他们并不能阻止S由他正坐在房间里推出这一结论。而这个结果是与维特根斯坦的立场相冲突的，因为他认为枢纽承诺是没有认知根据的。

除了上述反维特根斯坦主义的结论，外在论者同时也抵御不了怀疑论悖论。S对怀疑论的可能性的否认是有理性根据这一点是与条件（a）背后的直觉相冲突的。在实践中，S当然被允许假定自己并非身处一个怀疑论的世界之中。这一预设对他的认知评估也是必要的。但是，它并非奠基于任何能够消除怀疑论可能性的证据。由此，怀疑论悖论又卷土重来，就有理性根据的知识而言重现了（Pritchard，2016：23）：

（a‘）S不能有理性根据地拥有他不是缸中之脑这一知识。

（b‘）闭合RK原则。

（c‘）S有理性根据地知道他正坐在房间里。

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权利”（entitlement）解读，Crispin Wright 已从该角度发展出了另一种对维特根斯坦的枢纽命题的解读（Wright，2004， 2014；Wright and Davie，2004）。权利是对某个命题的一个可被反驳的理性基础，在尚不知道任何能够说明其错误性的理由时，某人就默认享有这一权利。我们有权利相信我们不是缸中之脑以及地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即便这些命题缺乏证据支持，我们也能够在发现他们的反驳之前合理地相信它们。一个权利解读的支持者可以由此同意他有枢纽命题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有一类特殊的理性支持。不幸的是，由于闭合RK原则，枢纽命题除了仅仅有权利被相信之外依旧接受普通的理性支持。（Pritchard，2006：78）。事实上，当S有充足能力地推出他不是缸中之脑，他对怀疑论悖论的否定就被他正坐在房间里这一有理性根据的知识所支持。我们就又一次违背了条件（a‘）。

Pritchard的解决方案是不把枢纽承诺解读为信念，而是解读为作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对非枢纽命题的信念的心照不宣的背景的一部分”（Pritchard，2012：263，2016：76）的命题态度。因为知识的闭合原则例如闭合RK原则仅仅适用于能够成为知识的信念，如果枢纽承诺不是信念就能避免怀疑论悖论。

尽管这一解决方案听起来挺有希望，去解释为什么枢纽承诺不是信念可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仅仅规定一种非信念式的解读并不是切实可行的选择。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在现象上是相似的（Pritchard，2016：102）。就像日常信念一样，我们可以使用充足能力演绎获得一个枢纽命题；人们也倾向于相信他们对枢纽命题持有信念（Pritchard，2016：92）。因此，为了捍卫非信念式解读，Pritchard论证道，尽管一个人相信他持有一个信念，他可能并没有该信念；他也否认一个人的命题态度能被现象决定。（Pritchard，2016：99，102）

由于以上观点有争议，非信念式解读必须被确立好才能解决怀疑论悖论。但是，一般来说，相似性与差异是分等级的；任何两个观念之间都有其特有的相似性与差异。因此，如果想要难以被反驳地用非信念式解读来解决怀疑论悖论，就得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之间的差异能够充分地使枢纽承诺例外于闭合原则。Pritchard为此给出了以下两个论证：（i）枢纽承诺不是通过理性过程获得的；（ⅱ）枢纽承诺不能对证据理性地做出回应。认知上不能对证据做出回应可以进一步被分析为认知不可修正性（epistemic non-revisablity）与认知惰性（epistemic inertia）。但是，本文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将说明，认知上的不可修正与缺乏理性的获得过程太弱了，并不能使枢纽承诺例外于闭合原则，而认知惰性将使非信念式解读变得冗余和缺乏动机。

3 理性的获得过程

Pritchard发现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之间的第一个差别在于获得过程。我们大部分的日常信念都是通过个别的理性过程获得的。但是，枢纽承诺却并非如此：

事实上，我们的枢纽承诺似乎并不是任何个别种类的信念形成过程的产物……（Pritchard，2016：76）

……按照假说我们的枢纽承诺从不是一个理性过程的结果……因此它们不是信念的可信的候选者。（Pritchard，2016：90）

例如，地球并非五分钟之前形成的这一枢纽承诺并不是通过任何理性的过程获得的。它已经为所有个别的历史研究所预设。（Pritchard，2016）

Pritchard并没有解释理性的过程的意义，但是他的发现对内在证明的推理和外在的认知过程都适用。也就是说，地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一命题既不是因为有充足能力的推理得来的，也不是因为诸如视觉或记忆之类的认知机能得到的。

枢纽承诺的这一特征对Pritchard解决闭合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回想一下闭合RK原则，该原则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主体从p演绎出q，并由此形成对于后件q的信念。而正如Pritchard所言：

……这一原则的关键是，它描述了通过充足能力演绎的理性过程来获得（适于成为知识的）信念。（Pritchard，2016：91）

因为在某个意义上，枢纽命题已经被赞同了，我们对他们的承诺就不能再通过任何充足能力演绎获得。如果我们关注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各自的获得过程是如何不同的，那么闭合RK原则——曾经困扰了对枢纽承诺的外在论与蕴涵解读——现在就能被容纳了。

尽管获得过程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闭合RK原则不能适用于枢纽命题，它依旧对怀疑论悖论无效。事实上，闭合RK原则是闭合原则的一种被限制的版本。演绎不仅仅用于获得新的信念，也能用于重估以前获得的意见。（见Coliva，2012；Moretti and Piazza，2013）为了澄清这一点，考虑下述情境：

（数学）一个数学家由于同事告诉他T是真的而获得了信念T。之后，这个数学家独立地证明了T。

该 数学家的第二个行动是一个清晰的充足能力演绎的例子，并且它用新的证据支持确认了一个之前获得的信念。 现在，如果我们与Pritchard一样都认为闭合原则在本质上是关于充足能力演绎的，那也就能有一个更普遍的版本来解释这个数学家的例子。

为了满足这一目的，我们将闭合RK原则中的“形成信念”换成“持有信念”：

（闭合RKH原则）如果S的知识p有理性根据，并且S能有充足能力地从p推出q，从而在此基础上持有信念q并保持有理性根据的知识p,那么S就有知识q，且q有理性根据。

尽管闭合RK原则只关涉通过演绎新获得的信念，闭合RKH原则却还适用于加强之前获得的信念的演绎。

不幸的是，枢纽承诺并不是通过任何理性的过程获得的这一观察结果不再能使其例外于闭合RKH原则了。枢纽命题已得到赞同的事实能够与对其通过充足能力演绎进行重估相容。当Pritchard通过闭合RK原则反对对维特根斯坦的外在论与蕴涵解读的时候，他承认通过基于日常知识的演绎来支持枢纽承诺的可能性。

Pritchard的解决方案的支持者不能这样回应，即坚持枢纽承诺不仅是“已经得到赞同的”，还是“从不现实地通过理性过程被赞同”。这一细微差别尽管是实在的，却与通过充足能力推理进行的理性重估无关。自然地，我们可以对闭合RKH原则进行详细规定：q必须要么是新的信念，要么是已经现实地通过理性过程被获得了的。如此修改，闭合RKH原则就不再适用于枢纽承诺了。但是，这一版本的闭合RKH原则依旧有过多的限制。一个主体可以先验地通过不对理性考虑做出回应的方式获得意见，尽管如此仍能在之后的情境中修正它们。假设一个疯狂科学家用一个仪器每天在我脑中植入五个任意的观念——我一开始不得不赞同这些观念。从我自己的视角看，这些观念持续出现，我不能追问它们如何以及为何出现；在这方面，它们的获得也不对理性考虑做出回应。但是我随后依旧可以通过充足能力演绎重估这些观念。

更进一步，有人可能会反驳说通过闭合RKH原则重估枢纽承诺预设了首先通过演绎获得它们的可能性。由此闭合RKH原则与闭合RK原则一样不再适用于枢纽承诺。尽管这可能是真的，该反驳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枢纽承诺永远不能被理性地获得。这一断言比Pritchard关于枢纽承诺从不通过理性过程被获得的观察结果要更强。因此它需要更进一步的独立的理由。

Pritchard的解决方案的支持者可能依旧认为上述批评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然而，为了合理地辩护Pritchard的解决方案，一个人就得解释为什么对枢纽承诺的非信念式解读是有效的，尽管它们的获得过程与此无关。在此，某人不能简单地诉诸维特根斯坦原来的对枢纽命题与确定性的论题，这是Pritchard要去阐释的。个中缘由在于恰是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并没有详细到能够立即被用于处理当代认识论问题，Pritchard才会提出非信念式解读。Pritchard所指出的对维特根斯坦的外在论与蕴涵解读的失败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为了给Pritchard的建议辩护，就必须借助其他论证，而不能使用Pritchard所用的那些论证，来辩护非信念式解读能够解决怀疑论悖论。我们将考察这些其他的论证。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在其现实获得过程上的差异不足以使前者例外于相关的闭合原则。

4 认知不可修正性

除了缺乏理性的获得过程，枢纽承诺还被认为有不对理性考虑做出回应的特点。下面全文引用之前引用过的Pritchard的话：

……按照假说我们的枢纽承诺从不是一个理性过程的结果，并且就其本性不对理性考虑做出回应，因此它们不是信念的可信的候选者。（Pritchard，2016：90）

日常信念以至少两种方式对理性考虑做出回应。它们既能被正面地支持也能被负面地怀疑。由此，我们能够从认知不可修正性和认知惰性两个方面来分析认知上的不能做出回应的性质：

（认知不可修正性）一个主体的信念p是认知不可修正的当p在任何认知条件下都不能被修正。

（认知惰性）一个主体的信念p是有认知惰性的当p不能被任何认知条件正面地支持。

Pritchard主要用认知不可修正性来解释不能做出回应的性质。在介绍了不能做出回应的概念之后，紧接着他就解释道，一个持有日常信念的主体应该基于他所获得的反例修正其信念。（Pritchard，2016：91）日常信念普遍地被认为是可修正的。那么枢纽承诺是否在相关的意义上不可修正呢？

4.1 不可修正性的两个意义

Pritchard对枢纽承诺的“不可修正”式解读是基于维特根斯坦对怀疑论式怀疑的评论。根据维特根斯坦，某人有两只手这个枢纽命题过于基础，以至于它不能通过看两只手来“证明”：

如果我对此有任何怀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相信我的眼睛。因为我为什么不应该通过发现我是否看见我的双手来检验我的眼睛呢？（《论确实性》，§125）

维特根斯坦还表明怀疑摩尔式的确实的命题将会“把一切都置于怀疑之下并使之陷入一片混乱”（《论确实性》，§613）。因此，“怀疑本身就预设了确实性”（《论确实性》，§115）。由这一评论，Pritchard得出结论：枢纽承诺“免于理性的怀疑”（Pritchard，2016：65）。

为了论证，让我们同意维特根斯坦和Pritchard，认为枢纽承诺抵抗得住对怀疑的可能性的考虑。然而，除了对可能情境的考虑，日常信念也随着新的证据而被修正。当我通过某种方式相信明天是晴天，我当然可以悬置我的判断，例如用假设性的“如果……会怎么样”的问题来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天气预报预测明天下雨，我更有可能修正我的信念。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认知不可修正性。

（认知不可修正性1）一个主体的信念p是不可修正1的，当尽管出现了现实的针对p的否决者p也不能被修正。

（认知不可修正性2）一个主体的信念p是不可修正2的，当p不能被对p的一个可能否决者的考虑所修正。

尽管可能存在其他的不可选择性的观念，不可修正性1和不可修正性2是与当前讨论最为相关的观念。我们已经提过，日常信念在两个方面都是可修正的。我对明天是晴天的信念既可以被对其他可能性的“如果……会怎么样”式考虑所修正，也可以被来自天气预报的反例所修正。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命题态度——愿望——就在两方面都不可修正：它既不能被对其他可能性的考虑也不能被反例所修正。（Pritchard，2016：90）

可以这样理解不可修正性的这两个意义，即注意到它们独立于典型的对釜底抽薪式否决者（undercutting defeater）和当头一棒式否决者（overridingdefeater）的区分。

一个典型的对信念p的釜底抽薪式否决者是这样一个证据q，即支持p的认知过程是不可靠的。一个典型的对p的当头一棒式否决者是非p为真这个直接的反例。如果我现实地被告知我的气象学的信息源是不可信的，我的“明天是晴天”的信念就遭遇了釜底抽薪式否决者。而如果我第二天看见下雨，该信念就遭遇了当头一棒式反对者。在以上两个例子中，“明天会下雨”这个论断都是可修正性1的。在两个例子中，它都应该由于现实的指出该论断的错误的证据而被修正。

我们也能通过可修正性2使用这同一对否决者。假设我很谨慎，尽管实践需要使我倾向于赞同某些命题，我经常怀疑它们的真实性。例如，仅仅借由“如果明天下雨会怎么样？”这一想法，我就能有理由地悬置我的“明天是晴天”的信念。我同样也可以通过问“如果天气预报不可信会怎么样？”来做到这件事。在以上两个例子中，我是借由假设性的对可能否决者的考虑来修正我的信念的，不管否决者是釜底抽薪式的还是当头一棒式的。尽管我可能会被批评为多疑，这个批评并不能否定我关于天气的信念的可修正性2。

这两个可修正性概念可以被进一步阐明，但是它们初看起来的差异对现在的讨论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们已经提及日常信念在两个意义上都是可修正的。枢纽承诺是不是在两个意义上也都是可修正的呢？因为我们暂时同意Pritchard和维特根斯坦，认为枢纽承诺在假设性的对怀疑论式场景的考虑面前是不可修正2的，那么我们有充分理由去问，考虑到新的证据，它们是不是不可修正1的。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我来说，我有两只手是枢纽命题。根据维特根斯坦，我不应该借由类似于“缸中之脑”的假设性情境来怀疑我有两只手：该命题是不可修正2的。然而，如果我出事故失去了双手，我就将知道我不再拥有双手了。如Pritchard所同意的，枢纽承诺因人因俗因时而异。我们大部分与维特根斯坦共享我们没有去过月球这一枢纽承诺，但是当未来月球旅行成为寻常事时情况就会变了。（Pritchard，2016：95-96）

然而，Pritchard论证道，相关的枢纽承诺依旧是不可修正的。他处理枢纽承诺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的方式是将私人的（personal）枢纽承诺与超（über）枢纽承诺区分开。私人的枢纽承诺是被个人偶而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些承诺内容各不相同，也会随时间改变。然而，用Pritchard的话说，这些承诺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起枢纽承诺的作用，即仅当它们“编码”了一个普遍的超枢纽承诺，即某人并未系统地犯错这一承诺。（Pritchard，2016：95-103）例如，我有两只手和地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之所以是枢纽承诺，只是因为如果不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么就不会剩下任何确定性了。Pritchard并未进一步详细解释私人的与超枢纽承诺之间的编码关系。一个人可以说，一般地，相比于“我并未系统地犯错”这一超枢纽承诺，“我有两只手”和“地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样的私人的枢纽承诺得到了更频繁也更可信的解释。更进一步，这些个别命题的真实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因为我们假定了某人并未系统地犯错这一事实。当倔强的证据积累到一定程度从而推翻了私人的枢纽承诺，私人的和超枢纽承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命题就不再是枢纽承诺了。尽管如此，继续“编码”超枢纽承诺的命题仍旧被认为理所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超枢纽承诺是不可修正1的。因为如我们之前假设的，超枢纽命题也是不可修正2的，它就在不可修正性的两个意义上都与日常信念不同。

4.2 不可修正性与充足能力演绎

我将在第6部分论证即便是超枢纽承诺也不是在现实的反例面前不可修正1的。不管这个论证，即便我们接受超枢纽命题的完美的不可修正性，Pritchard对怀疑论悖论的解决方案还是欠缺支持。

回忆一下之前提过的一种解决方案，它一方面用充足能力演绎解释闭合原则；另一方面否认枢纽承诺是适于成为知识的信念。这两部分能够结合在一起，仅当将枢纽承诺与信念区分开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充足能力推理不适用于枢纽承诺。而正如我们讨论过的，它们获得方式上的差异能将枢纽承诺排除于闭合RK原则，却不能将其排除于更为普遍的闭合RKH原则。

认知不可修正性面临同样的问题。

当我们进行演绎推理的时候，结论的真实性常常是一个开放问题。基于温度计正常工作的预设，一个人可以通过读温度计来推论出温度是23℃；如果这个人知道该温度计事实上已经坏了，这一结论当然就可以被修正。但是，结论的可修正性对于推理而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充足能力推理建立了对前提与结论之间关系的理解。它并不因此要求结论是可修正的。

再一次考虑（数学）这一例子，其中数学家已经证明了T。作为一个数学定理，T必然为真。因此，与其他运用经验证据的推理不同，它是不可修正的。尽管如此，当数学家合理地进行了证明，他依旧是基于相关前提知道T的。他无疑进行了充足能力推理（在Pritchard看来这是闭合原则的本质）。因此，闭合RKH原则适用于此。

某人可能反对说T依旧是可修正的。在它首次被证明之前，其真实性是不确定的。可修正性不是命题的形而上学属性。它描述我们的认知情况：一旦对一个命题的证明是不确定的，就可能修正对该命题的信念。对T的证明可能过于复杂，以至于不能被直观地把握。即使证明是有效的，数学家也可能怀疑T是否是真的。

我们可以通过关注易于理解的数学真理来避免这一反驳。某一命题是基本的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我们构建对其真实性的证明。因此，尽管“2+2=4”这一等式简单到不能在认知上被修正，我们也能从更基础的公理演绎出它来。

在此，某人一定不能坚持说如“2+2=4”这样基本的命题在认知上可以被修正。一些认识论学者试图弄清类似情境的意义（Casullo，2003：94–96；Hempel，1964：378–379）。不管这些例子的可信度如何，“2+2=4”在我们的数学系统中无疑起着枢纽命题的作用。如果它在认知上可被修正，那么认为作为枢纽命题的枢纽命题是不可修正的论题将简单地是错的。

5 认知惰性、闭合原则与可传递性

最有希望将枢纽承诺排除出类似闭合RKH原则一类的原则的特征是认知惰性，即抵抗正面的证据支持。根据Pritchard，除了表现出不可修正性以及缺乏认知过程，枢纽承诺是具有认知惰性的，因为“某人不能在任何理性基础之上形成对枢纽命题的信念”（Pritchard，2016：94）。

尽管维特根斯坦最初似乎只关心不可修正性2，认知惰性这一解读也有文本支持：

在正常情况下，我有两只手与我能为证实这件事而提供的任何证据同样确实。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把看到我的手作为证实我有两只手的证据的理由。（《论确实性》，§250）

Pritchard这样阐释道：

维特根斯坦断言，理性评估这一观念，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预设了一个摩尔式的确定性的背景，这些背景是免于理性评估的。（Pritchard，2016：65；着重部分是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如何理解枢纽承诺的认知惰性并不是直截了当的。一个初步的困难在于Pritchard明确地承认通过充足能力推理赞同前提所蕴涵的枢纽命题的可能性。

……以下情况与非信念式解读是一致的，即一个主体进行了相关的基于闭合RK原则的充足能力推理，并最终对前提所蕴涵的枢纽命题采取了某种命题态度。（Pritchard，2016：92）

至于这种赞同如何区别于相信，Pritchard又一次诉诸认知不可修正性与缺乏理性的获得过程：

……由于我们接受这样的承诺仅仅编码在先的超枢纽承诺，即那些不是理性过程的结果甚或在原则上不对理性过程做出回应的承诺，那么反怀疑论的枢纽承诺也在根本的方面与信念不同。（Pritchard，2016：101）

我们已经提到，考虑到闭合RKH原则，缺乏获得过程不能将枢纽承诺与信念区分开。将不对证据做出回应的性质解释为认知不可修正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澄清为什么枢纽承诺不能被正面地支持。要注意到，惰性不能单单被规定，因为它初看起来与通过演绎赞同枢纽承诺相冲突。牺牲这样的赞同途径来进一步坚持惰性将仅仅是简单地忽视了怀疑论悖论，而这一悖论恰是Pritchard所阐明并试图去解决的。

一种为惰性理论辩护的方法是，论证对日常信念的证明不能传递给枢纽承诺。Crispin Wright谈道，与Moore的主张相反，一个人不应该从他有双手这一事实推出一个外在世界的存在，因为担保前者真实性的理由已经预设了对后者真实性的保证。（Wright，1985，2002；Wright & Davies，2004）类似地，从某人坐在房间里推出某人不是缸中之脑看起来在认知上也是异常的。（参见Brown，2004；Chandler，2013；Coliva，2012；Moretti，2012， 2014；Neta，2007；Silins，2005；Smith，2009；Tucker，2010）

不管如何解释这种不可传递性，该观点并不能都给Pritchard对怀疑论悖论的论断提供帮助。传递性是一个普遍且独立的认知现象。一旦对前提的证明预设了结论自身的真实性或对其的证明，那么该证明就不能通过演绎传递给结论。该结论可以是枢纽承诺，但是它不需要是。因此，如果Pritchard诉诸更宽的不可传递性的观点，那么作为对怀疑论悖论的解决方案，相对更窄的非信念式解读将失去被接纳的动机并且显得冗余。

一些其他的理由也不支持“不可传递性”理论。正如Pritchard所言，传递性是关于担保前提真实性的理由如何为结论做出贡献的现象。与之相对，闭合原则仅仅要求当前提的真实性被保证了，结论的也随之被保证了。（Pritchard，2016：193）因为怀疑论悖论所关涉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拥有有理性基础的知识，这一知识能够否定怀疑论的可能性，而非我们如何获得这一知识，闭合原则显然是与之更为相关的。而且，在一个充足能力推理中，有许多因素能够对保证结论的真实性做出贡献。担保前提真实性的理由无疑对担保结论的真实性有贡献，其真实性成为了结论的基础。（Silins，2005）再加上一些内在论者指出，对前提与结论之间联系的理解本身就为结论提供了一种命题式证明（propositional justification）。（Fumerton，2016：243）尽管这种种对命题真实性有贡献的理由能够完美地与闭合原则相契合，将它们无矛盾地纳入一个可传递性理论之下却是不容易的（见Silins，2005）。

如果Pritchard不能诉诸不可传递性，他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对反怀疑论的枢纽命题的承诺是例外于闭合原则的，这些命题是能够从推理中得出的。既然他不能借助获得过程或者可修正性来支持其非信念式解读，他对怀疑论悖论的维特根斯坦式解决方案在本质上依旧是不完善的。我们要求理解，例如，为什么教条主义者认为保证命题真实性的理由对枢纽命题是可传递的这一点是不正确的。（Pryor，2004）

6 超枢纽承诺的可修正性

我们已经证明了为什么Pritchard对枢纽承诺特征的刻画不能使它们例外于闭合RKH原则。因此我们就没有动机去接受对枢纽承诺的非信念式解读。加上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之间在现象上的相似性，我们所得出的结论进一步使非信念式解读受到质疑。

Pritchard可能回应说，尽管枢纽承诺的关键特征并不能有效地使其例外于闭合RKH原则，它们在现象层面是显著的，因此，相比于其他解释，非信念式解读有解释上的优势。由此，他的反怀疑论解决方案因非信念式解读的解释力而依旧是可被辩护的。

在这一部分，我将证明非信念式解读缺乏其所声称的解释力，即，就其归于枢纽承诺的一个本质特征而言它是错的。事实上，不仅个别的私人枢纽承诺是可修正1的，某人并非系统地出错了这一超枢纽承诺也能对证据变化做出回应。

考虑一下情境：

（混乱）山姆在一个与我们的世界内在地相同的世界中长大。一天，当他醒来，他发现自己的双手不可思议地消失了。他的床变成了一条河，人们在河上走向他并用一个不同名字叫他。过了一会，世界回归正常。这同一类时间多次重现，细节各不相同。最后，任何一个山姆可以分辨的物理对象都不剩了。

（混乱）并没有详细说明山姆是从一开始就是缸中之脑还是最近才变成的。关于山姆只是经历了一种不可预测且不可逆的幻象还是他所居住的世界已经被奇迹般地改变了，我们的描述也保持开放。不管是哪种情况，对这一混乱情况的受害者山姆而言，相信他对世界的意见系统地错了都是理性地可接受的。假设他确实接受：山姆就对其证据情况做出了回应，承认他关于世界系统地错了。因此，该超枢纽承诺就被修正了。

山姆经验的确切内容是不关紧要的。（混乱）仅仅要求一个内在不融贯与混乱的世界是可被感知到的。维特根斯坦考虑过类似但是没有这么极端的情境。例如，如果某人被反驳并被告知另一个人的名字不是他一直以来所知的，这个人就失去了其所有判断的基础（《论确实性》，§614）。无可否认地，这样的经验“把一切都置于怀疑之下并使之陷入一片混乱”。然而，这一结果正暗示了超枢纽承诺对证据的可修正性1。如果基地被破坏整个建筑将悲剧地倒塌这一事实并不逻辑地蕴涵地基本身是免于攻击的。我们居住在一个内在融贯的世界中，但是我们认知系统的基础并不依此事实就是反对极端反例的证明。

一个人对（混乱）的第一印象可能是该情境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山姆理性地修正了他的超枢纽承诺，这个决定不是应该基于一个证据吗？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如果结果奠基于一个证据，那么得有什么东西被预设为确定的。在这方面，某人可以反对说，如果一个人系统地出错了，那么诸如“证据”或“理由”这些词就将没有意义了。

但是，这一反驳误解了我们的（混乱）情境。山姆的修正并不需要蕴涵“我系统地犯错了”这一后此的（post hoc）命题性自我知识。这一修正不需要呈现出一个新信念的形式。相反，山姆可能不再是我们意义上的普通认知者。他的修正完全可以是一种认知自杀——拒绝相信任何“证据”并且悬置所有判断——鉴于他所看到的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混乱。显然，不需要拥有进一步的理性基础就能承认混乱。承认某人的基本证据不再彼此契合就足够了。

下面将提供详细说明来进一步辩护我对（混乱）的解读。

首先，（混乱）不是一个正统的怀疑论情境。一个正统的怀疑论情境，例如缸中之脑与笛卡尔的恶魔，展现的是一个假设性的情况，该情况与我们所处的典型情况在主观上是不可区分的。它想要主张，因为我们的内在经验，这样一个情况是可能的，并暗示我们因此不再拥有知识。相对地，（混乱）描述了一个明显与我们的世界不同的世界。另一个差异在于，（混乱）并不处理我们在大规模欺骗的可能性之下如何能有知识的问题。这一混乱世界的受害者不再需要怀疑，而仅仅生活在几乎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这一令人痛苦的事实之下。

尽管为了现在的目的，展示一个认知者修正超枢纽承诺的例子就足够了，某人可能反驳说这一修正是非法的。如果山姆可以实行认知自杀，我们在日常世界中为什么不能呢？问题在于日常世界中的这种自杀不是认知的。Pritchard引入可修正性来解释认知上可以对证据做出回应。然而，在我们日常世界中对某人的超枢纽承诺的极端修正并不是对任何证据变化的修正，因此威胁不到Pritchard的解释。相反，在（混乱）中，山姆并不是无缘无故地修正其超枢纽承诺的。他的修正在理性上是可接受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是一种弱的关于理性的观念。只要一个主体关于其信念与行动不是完全非理性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就被满足了。因此这一概念比绝对理性或者理性责任要弱。一般来说，当一个人被认为理性上有责任相信p，他不相信p就是非理性的。相对地，相信p是理性上可接受的与某人理性地相信非p是相容的。在（混乱）中，山姆修正他的超枢纽承诺在理性上是可接受的；尽管如此，如果他保持这一承诺并以其他方式阐释他的经验，例如通过假定他在经历严重幻觉或者见证了奇迹，他也能是理性的。当我们的证据不能决定一个命题的真实性或者我们缺乏实践理由去做决定时，就经常出现我们在其中不管哪样都理性的情况。例如，当证据不足以得出结论，一个侦探能怀疑某人有罪，但是他也可以认为这个人是无辜的。在这个侦探的证据情况下，两种态度都是理性的。

某人可能反驳道，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将使对超枢纽承诺的真正的修正成为不可能。我们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概念的条件可能过于宽松，几乎没有认知重要性。既然其他阐释是可用的，那为什么不相信某人正在经历严重的幻觉、发疯或者见证了一系列奇迹呢？某人可能主张，这些态度更可能将我们导向真相。在认知自杀明显不是最佳选择这一程度上，它可能根本不能在理性上被接受。

这一反驳背后的直觉是，相比于接受其他阐释，山姆遂行认知自杀是比较不理性的，因此，自杀并没有达到“理想上可接受性”的标准。可以有很多方法来建构这一直觉来支持以上反驳。最不可信的一种是，规定在某人所处的证据情况下最可能导向真相的那个选择，而非其他选择，才是理性上可接受的。事实上，一个人可能不总是能够立即知道其所处的证据情况；如果那个侦探停下来反思一会儿，他可能就真的发现认为那个人是无辜的更加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侦探坚持认为那个人是嫌疑人，他的态度就是如此非理性的以至于甚至不能成为认知评估的备选项——由此成为在Pritchard的意义上理性上不对证据做出回应的。

当然，认为我们的理性上可接受性的条件过宽的反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建构。如果不再认为只有最好的那个认知选择才是理性的，某人可以主张，即便在（混乱）中，认知自杀在本质上比其他态度都要坏，因此它根据任何在认知上有意思的意义都不够理性。对这一反驳的直接回应是去详细分析理性的概念，但是这一任务对本文来说太复杂了。幸运的是，另一种争议远没有这么大的对（混乱）的解读同样适于我们的目的。

当Pritchard讨论可修正性时，通常的情况是其中的一个主体理性地修正了他的信念。这样一个修正的合理性预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最终被修正的信念能够根据该主体的证据情况被正面地支持或者负面地怀疑。尤其是，当目标信念不那么被证据所支持，对其进行修正也就更为理性。当对信念的证据支持度的减弱积累到一个点，对信念进行修正就是真正理性的。现在，如果如Pritchard所言，超枢纽命题根本不对理性考虑作出回应，那么某人的超承诺就不可能在最小的程度上被证据支持或者贬损。

但是，即便我们承认山姆的认知自杀永远不会符合真正理性的标准，遂行该自杀在（混乱）中比在日常世界中是更为理性的。很明显，如果我们和山姆都要遂行认知自杀，山姆要比我们更理性。这一理性程度上的差异已经暗示了超枢纽承诺在原则上是能够对证据变化做出回应的。这与修正超枢纽承诺可能永不会是真正理性的这一可能性相融贯，也与认知自杀在任何情境下都是最坏的策略这一可能性相融贯。

以上反驳还能继续。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可能性，即认知自杀永不能达到真正的理性的标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由此认为超枢纽承诺在严格意义上不可修正呢？答案是我们可以。但是，一旦我们把严格意义上的不可修正性与分级的不对证据进行回应的性质分开，Pritchard的非信念式解读的基础就在本质上被损坏了。理由在于，认知自杀是不充分理性的这一事实将不再为超枢纽承诺在认知上不回应证据的性质做出任何贡献。相反，自杀是不充分理性的仅当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在其中证据混乱足够极端从而能够导致自杀并且其他态度同样的（不）理性。换句话说，超枢纽承诺的严格不可修正性就仅仅来源于一种关于我们的证据情形的界限的任意的事实，而非超枢纽承诺本身的某种原则性的属性。而且，尽管我们承认，为了论证，（混乱）中的其他态度比自杀要理性得多，但是声称自杀永远不能在任何极端的（混乱）变种之下与其他态度同样的理性这一点还是有争议的。例如，诸如某人疯了或者正在经历严重幻觉的解释仅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即还剩下足够数量的现象性规则可以让我们参考。但是，这不是我们展示（混乱）的方式。该情境确实奇怪且有欺骗性，但是如果Pritchard的建议最终要求我们放弃一组可设想但是极端的认知情况，该建议将受到严重限制。

除了认知自杀的理性，某人还可能用理性评估不能是普遍的这一维特根斯坦式的论题来攻击（混乱）。维特根斯坦强调正是怀疑这一游戏预设了确定性，Pritchard频繁地诉诸这一论题并视之为理性评估的“本地性论题”（locality thesis）（《论确实性》，§115；Pritchard，2016：66）。不管Pritchard是否将这一论题视为独立的论证还是他的非信念式解读的结论，如果某人支持维特根斯坦，某人就更可能拒绝（混乱）中的自杀，因为这与理性评估的本地性相矛盾。

不去对付本地性论题，我们也能给（混乱）一种弱化的解读来避免这一指控。事实上，尽管我们一开始将山姆的修正展现为完全的认知自杀，这一修正更精确地说是对山姆关于“外在世界”的意见的评估。这一评估依旧可以在极端本地的视角——即山姆的第一人称自我意识——之下有基础——在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事实上，即使山姆认为自己关于世界系统地犯错了，他无论如何还可以知道柏拉图式的数学真理与笛卡尔式的自我知识。系统性是有程度差异的。某人可以在地理上系统地犯错，也可以在地理和生物两个领域系统地犯错。笛卡尔《沉思》中的怀疑方法恰好阐明了一个人如何在不断增加的领域中悬置判断直到他的认知基础缩减到我思。在这一过程中，怀疑总是预设确定性的。对外在世界的怀疑论没必要属于“怀疑一切的怀疑”（《论确实性》，§450）。

我们将认知自杀解释为拒绝信任任何进一步的证据，这一态度并不伴随“我系统地犯错了”这一明确的观念。现在，由于自杀之后无论如何还剩下一些确定性，山姆就可能持有“我关于世界系统地犯错了”的想法。在此，某人可能想要反驳说，如果不剩下任何关于外在世界的意见，山姆所说的“世界”就简单地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想普特南式的缸中之脑情境，“世界”与“错误”是相当宽泛的概念，它们并不像“大脑”与“缸”这些词一样明显地需要明确的因果性的指称历史。因为山姆在一个与我们的世界内在相同的世界中长大，他就会以与我们充分相似的方式理解“世界”与“错误”。由此，当他声称“我关于世界系统地犯错了”，我们的理解是他在修正超枢纽承诺而非无意义地发音。如果我们补足（混乱），假设山姆事实上自出生以来就是缸中之脑，他的混乱经验是由于向其大脑发送信号的机器坏掉了，以上论述就会变得显然。在这种版本的（混乱）中，尽管山姆的语言可能与我们的相当不同，他“我关于世界系统地错了”的声明将在本质上不受影响。

针对（混乱）的这些发展，Pritchard可以这样反驳，即如果我们使系统性这一概念相对化，山姆就将是在修正一个私人的枢纽承诺而非超枢纽承诺。仅当“我并非系统地犯错”构成所有我们的认知表现的基础时，它才被视为一个超枢纽承诺。如果山姆依旧能理性地赞同数学命题和我思，他就并没有在修正他的超枢纽承诺。不幸的是，这一反驳与Pritchard自己的反怀疑论策略相冲突。怀疑论悖论预设我们不能理性地支持我们对外在世界的存在与可谓述性的承诺。相应地，Pritchard的解决方案依赖于这个枢纽承诺不对证据做出回应的性质，不管它是超枢纽承诺还是私人的。因此。如果他同意这一枢纽承诺是私人的并且因此可被修正，枢纽认识论将丧失所有其所声称的反怀疑论效力。在这个方面，山姆在（混乱）中的认知自杀不需要是完全的才能威胁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枢纽承诺。

我们已经论证了，超枢纽承诺是可修正1的。一个主体可以在许多领域系统地犯错。如果他碰上了一个暗示他完全错了的情况，他就可以理性地遂行认知自杀。即使自杀永不会达到完全理性的水平，在（混乱）中自杀比在我们的日常世界中更理性。换句话说，超枢纽承诺与私人枢纽承诺和日常信念一样，都跟踪一个人的证据情况。因此，就其所声称的枢纽承诺的一个本质特征而言，非信念式解读是错误的。

即使有这些问题，非信念式解读的支持者可能坚持认为，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在可修正性方面足够地不同。回忆一下，我们同意维特根斯坦和Pritchard，认为枢纽承诺是不可修正2的；即他们不能通过单纯的对其他情境的设想而被修正。相反，日常信念能够被谨慎的主体以“如果”问题的形式理性地修正。因此，某人可能声称，在可修正性2上的区别已经足以支撑以下论题，即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在一般的可修正性概念上不同。不幸的是，如果仅仅奠基于可修正性2，非信念式解读将相当的不可靠。日常信念首先是不可修正1的。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多疑的，我们一般只有在获得新证据时才修正我们的信念。Pritchard应该也很难满足于以上辩护，因为当他写下“当一个主体有压倒性的理由认为p是错的，再相信p就是没意义的”（Pritchard，2016：66）这句话时，他所指的是不可修正性1。

7 结论

在本文中，我拒绝认为Pritchard对枢纽承诺的非信念式解读能够结局关于闭合原则的怀疑论悖论。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在现象上相似。因此，为了证明二者的差异足以使针对适于成为知识的信念的闭合原则不适用于前者，就得说明为什么枢纽承诺的特性使其例外于闭合原则。Pritchard对非信念式解读的所有论证没能完成这一任务。枢纽承诺不是通过任何理性过程获得的这一发现可以使其例外于闭合RK原则，而非闭合RKH原则。认知不可修正性也与闭合原则的这个普遍化了的版本相融贯。尽管认知惰性确定无疑地解释了为什么闭合原则不适用于枢纽承诺，这一特征并未被Pritchard独立地论证过，也很容易使非信念式解读变得冗余。

更进一步，Pritchard的非信念式解读在枢纽承诺的可修正性方面是错误的。与日常信念相似，枢纽承诺追踪我们的证据状态。由于我们经验事实上的稳定性，枢纽承诺显得不理性地对证据进行回应；依旧有例如（混乱）这样的极端情况显示我们的超枢纽承诺能够被证据所削弱。尽管对这样的削弱是否足以成为真正的理性修正存在争议，认为超枢纽承诺在原则上不对证据做出回应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对（混乱）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批判地评估以下普遍观点：我们与枢纽承诺的关系是非认知的。（参见Moyal-Sharrock，2004，2016；Schönbaumsfeld，2016；Stroll，2005）

某人依旧可能构建另一种对枢纽承诺的非信念式解释。据我观察，相似是程度问题，任何两个观念之间都会有些出入。因此，为了确立两个概念之间有效的差异，就得说明就相关任务而言它们足够不同。不幸的是，根据我们的讨论，非信念式解读能够解决怀疑论悖论的前景十分渺茫。Pritchard承认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在现象上相似，同时人们通常让自己相信外在世界的存在。这就从根本上否决了非信念式解读，因为后者认为我们的枢纽承诺不是命题态度。某人因此可能希望跟随Pritchard，进一步诉诸获得过程与认识上不对证据做出回应的性质。枢纽承诺与日常信念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如果有的话，也已被证明与基于闭合原则的怀疑论无关。因此，另一种在认知上有意思的对枢纽承诺的非信念式解读并不是唾手可得的。

我们的批评并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式的枢纽认识论注定不能抵御怀疑论。基于闭合原则的悖论只是对怀疑论挑战的一种重构，而非信念式解读也只是一种对枢纽命题的解读。不管超枢纽承诺的不可修正性1，他的不可修正性2依旧完好无损。不考虑对笛卡尔《沉思》的简短评论，我们的反对意见与以下论题相融贯，即那些追问在一个与我们一样主观融贯的世界中的人的超枢纽承诺是否是完全非理性的。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给如何发展维特根斯坦式的反怀疑论的枢纽认识论立下了一些限制：因为可以设想在保持数学与反思知识的同时对外在世界持怀疑论立场，他并不是在“怀疑一切”。怀疑这一游戏正预设了确定性这个观念——理性评估的本地性论题——需要其他支持才能反驳对外在世界的怀疑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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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自XiaoxingZhang, “Closure, deduction and hinge commitments,”Synthese, 2018(1):1-19。

** 张小星，巴黎索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于云南大学（ZHANGXiaoxing, Ph.D. in philosophy from Paris-Sorbonne University, faculty member of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李潇，清华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LI Xiao,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论确实性》的译文引自张金言译本，见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以后。下同。

[2]致谢：感谢Jean-BaptisteRauzy, Grégoire Lefftz, Guillaume Dechauffour and J.AdamCarter。我对《综合》的三位匿名评审人心怀感激，他们对本文的早期版本提出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