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反对自由贸易，推行贸易保护的强硬立场，出现在这个一贯主张自由贸易的世界头号大国，多少让人感到惊诧。

但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美国历史的例外，100多年前它的经济刚刚开始加速发展，并日渐成为大英帝国全球经济利益的潜在竞争者时，其政府和知识界已经奉行一定程度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以抵御英国的贸易侵蚀，保护并扶持本土工业发展。

“自由贸易”让战争过时？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学者马克·威廉·帕伦近年著有《自由贸易的“阴谋”：1846年~1896年间英美的帝国与经济全球化之争》（以下简称《自由贸易的“阴谋”》）一书，通过阐释这段时期英美两国之间围绕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问题的大辩论以及全球化之争，提醒人们特定的贸易主张背后都有民族和国家利益，历史在演变，国家立场也在流变。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美国又重新挥舞贸易保护的大棒，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深思。

帕伦指出，这场大辩论的双方都各有一位精神领袖，自由贸易阵营的祖师爷是英国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他主张，自由的国际贸易和非干预外交政策会自动带来国内的繁荣和国际的和平。他预测，通过普遍的自由贸易，各国最终会变得紧密相连并相互依赖，因此战争自然而然成为一种过时的政策选项。这就是所谓“科布登世界主义”的核心观点。

经济民族主义的精神导师则是美籍德裔经济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美国保护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客，差不多都是李斯特民族主义者。如经济学家亨利·凯里、曾任国务卿的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布莱恩，以及当上了总统的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并不太在意获取国外市场，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发生变化。从1873年的大萧条开始，李斯特主义的影响力，渐渐超过了共和党内的正统国内市场保护主义，后者相信美国经济可以永远自给自足。

美国的李斯特民族主义者认为，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理想阶段，而强制打开国外市场，则是为国内剩余产品和资本寻找出路的必然选择。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内繁荣来说，国家干预和强制性市场扩张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应当保护处于婴儿期的本国工业，并致力于国内各方面的改善。

随着美国工业逐渐成熟并具备国际竞争力，美国需要更多的海外市场。李斯特主义者非常乐意使用帝国主义手段去打开海外市场：当非正式的保护主义互惠政策无法强制开拓新市场时，他们就会诉诸正式的帝国主义方法。

新老帝国 殊途同归

根据《自由贸易的“阴谋”》一书作者帕伦的解释，科布登主义与李斯特主义的冲突贯穿着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世界，但最主要的“战场”就是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整个19世纪，美国人都害怕当时的“世界工厂”对北美的侵蚀。所以，当科布登主义于18世纪40年代在英国取得胜利，使英国党方面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之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们总感觉任何降低美国关税壁垒的企图背后，都隐藏着亚当·斯密那“看不见的手”，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由此成为各种“阴谋论”的主要来源。

帕伦的研究显示，自由贸易思想在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的两届任期内（1885年~1889年，1893年~1897年）达到顶峰。那时的国务卿及战争、农业、内政、财政等各部长，都是自由贸易者。同样地，美国的李斯特民族主义者声势也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不断高涨，他们是所谓“美国体制”的坚定倡导者。他们一般怀有恐英情绪或仇英心理，担心自由贸易会让英国工业长驱直入，摧毁美国的本土工业。

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人实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反过来波及了大英帝国，开始挑战英国本土的科布登思想。美国的帝国主义保护政策，也激起了英国国内要求限制本国自由贸易的倾向，创造一个使地理上分离的帝国各组成部分——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政治和经济上联系更紧密的“更大的不列颠”的声音。

19世纪快结束的时候，英帝国内部的李斯特主义者主张的帝国式联邦、保护主义、内部贸易优惠等政策，与美国寻求通过保护性高关税、限制性贸易互惠、帝国式扩张打开国外市场的做法，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