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意从一个有限的时空中总结出“历史的规律”，只是希望尽可能地告诉人们一段“真实的存在”。毕竟瘟疫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它还是社会的产物，并对社会产生种种影响。探讨清代江南这样一个社会变动甚巨的时空中的瘟疫与社会，不仅仅要阐明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更为重要的还是借此揭示出中国近世社会变迁中的一部分“真实”面相。

瘟疫不同于一般的疾病，在病理学上，它有一系列自身特点。比如，具有特异病原体、传染性、流行性、地方性、季节性和免疫性等，这些特点，应该也是清代江南所发生瘟疫共有的。这里要探讨的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疫情的独特性。清代江南瘟疫有何特点，以下一一说来。

疫情频发 发展代价？

第一，瘟疫的频数基本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为正相关系。总体而言，江南的瘟疫在清代呈不断增多态势，咸丰朝（1851—1862年）以前，完全与江南的社会、经济和人口趋势相吻合。到了晚清，江南地区人口受太平天国战火蔓延急剧减少，社会经济也遭受严重破坏，但瘟疫频数仍持续甚至较大幅度地提升。清末大多数瘟疫的爆发，也是在人口和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上海等大城市。

第二，疫病多发于夏秋两季。清代发生在这两季的疫病，占到瘟疫总数的78%以上，特别是4月至7月这4个月。这显然与江南瘟疫以夏秋两季为发病高峰的肠道传染病较多相关，夏秋时节江南猖獗的蚊子也使得疟疾频频发生。

第三，不时有新疫病出现。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生态环境变化，在清代江南，有一些令时人感到是初见的新疾病出现并流传。比如烂喉痧和白喉这两种新传染病，目前的研究还不能证实是清代从海外传入，或指出它们从何处传入、怎样传入。但至少可以肯定，它们在江南显著流行是18世纪的事，大规模反复流行则在19世纪，特别是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0—1850年）两朝以后的苏州、上海等大城市。

至于真霍乱，已经可以肯定，它是嘉道之际通过国际交流从南亚传入江南的一种新疾病。它的传入和不断流行，显示出自19世纪起疫病进一步国际化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瘟疫的频数在增加，而杀伤力则减弱。清代江南社会经济的成长，带来了医药和社会救疗事业的进步，但人口剧增和环境恶化，也造成了瘟疫爆发和传播机会增加。医学的发展和普及，社会救疗设施和行为的增多，在缓解疫情、挽救病人生命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不过在缺乏特效药，国家强有力的预防机制和控制疫病机制也不完备的情况下，显然还没有能力控制和减少瘟疫的发生。

总体上说，清代江南瘟疫给当时社会带来的直接和明显的破坏，并不如现代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巨大，其社会影响可能更主要地体现在世人的心态、风俗信仰等方面。

西风吹袭 国医积弱？

通过前面的探讨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社会并不是停滞、没落的社会，它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对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回应，而且也并非不切实际或不具成效。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清代对瘟疫的认识有两次重大变化，一是明清之际提出“戾气说”，二是清末西方病菌学说的传入及接受。吴有性是明末清初人，提出“戾气”学说的《瘟疫论》成书于1642年前后，但到清代才产生影响。清人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认为戾气即疫气，是由暑湿燥火等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及其他污浊之气而形成的。这进一步密切了疫气与“毒”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地气”与“天气”的区别。这些补充和完善，无疑促进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对瘟疫病原的认识，更加接近近现代认识。

在“伏气”与“新感”（编按：皆为中医术语，前指邪气伏藏于体内，后指感受病邪后很快发病者）与瘟疫的相关性，以及瘟疫的传播途径等方面，清人的认识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虽然病菌学说的发明和传入与传统医学并无关系，但它能被国人接受，并部分融入传统医学思想和治疗中，则应该与传统医学的积累和发展有关。

其次，随着清代瘟疫的增多和环境的变化，时人的预防、卫生观念和行为也取得一些进展。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和官府合作共同保护环境的行动，在江南的中心地区应运而生。嘉庆、道光朝以后，由于水质状况的恶化，改善水源公共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加强。到晚清，在西方思潮和制度影响下，“卫生”一词从原有的养生意义上，增加了对人们生活和劳动环境的管理与改造等现代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转变成系统化、有组织、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在人工免疫方面，国人不仅发明并推广了人痘施种术，在牛痘传入后，促使其得到了甚至比欧洲还顺利的推广和普及。

中外平行 何妨共存？

与宋元时代相比，明清特别是清代国家在医疗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退缩，基本上缺乏相关的制度建设。不过，清代江南活跃的社会力量、充裕的社会医疗资源，不仅在疫病救疗中弥补了国家的消极，还比过去更具实效。请神祈福，虽仍是普通民众面对疫病时非常重要的反应，不过这些活动不一定妨碍对医药的需求。随着医疗水平提高和医疗资源日趋社会化，民众对医药的信任和求助也渐趋增多。

19世纪以后，随着新疾病不断出现，传统的传染病学又有新的进展，即专门讨论某一、两种疫病的论述不断出现，表明医学界对外界变化，具有一定能动敏锐的反应能力。与此同时，以医药知识的普及、医生职业的渐趋开放等为表征的医疗资源社会化进程，也在逐步展开。

以上种种变化，虽然不无西方科技、思想和文化影响的印记，但其主体则不能不说是由江南社会自身发展起来的。对此，可能有人会说，以上变化中大多不过是传统文化的某种微调，并不具有近代意义，而那些对现代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都是西化的结果。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来更为在理，比如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防疫制度、医院救疗体系以及诊治手段，至少形式上无不是从西方引进的。

我们发现，在某种主流文化风靡一时之际，人们往往会蔽于表象而不能正确认识，那些被暂时取代的传统文化之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首先，若不完全以西方标准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说，以上这些变化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微调，在中国自身的文明发展体系中，它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与所谓的近代化，有着相当的一致性。西方文明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有一个事实显而易见，即西式的医疗卫生设施，入华后基本都集中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无论是牛痘还是西式医院，传入后不久的建设和推广大多由乡贤和地方官府承担。

早期西式医院与传统医药局，在经营方式上差别并不大，两者的发展有一定平行性，只不过西式医院的运营方式更适合于西医的诊疗需要而已。由此可见，现代卫生医疗体制本身可能基本源自西方，但其动力、运作方式以及承担主体等，很大程度上仍主要是中国社会自身孕育产生，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很多情况下，只是将民间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内容，纳入到官方的、制度化的形式中去而已。

这一切都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并不全是西方文明促动的结果，而是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运作。它最终为清末国家有关职能的改变做了重要的准备，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