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光顺
中国人天然禀有着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即所谓“四海一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每一位汉文化传统的坚守者的普遍性的信念。然而，中国人又不是欧洲基督教意义上的世界主义。欧洲基督教曾经同时拥有自己的世界性和对于各民族的民族性的适当肯定，但在二战以后，它们抛弃了民族性，而走向了单极的世界性，这导致了他们守护世界主义文明的坚实地基被摧毁。于是，没有了民族或族群的基础，欧洲民族，就不再是民族，而放任野蛮的力量侵蚀它的文明肌体。他们每个人都似乎信仰耶稣一样的慈悲的救世主，而忘记了人力的有限。
欧洲人人近代征服世界，及其哺育出的美国文明，让他们都有一种情结，那就是将语言混而为一以以建构通天塔，这难免显出一种过度的自信。他们希望聚集在一起，建构一座通向天空之城的通天塔，英语成为他们要谋求统一的语言，欧盟和北约成为他们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各级的机构设置是通天塔的一层一层地上升。他们忘记了人类的使命，不只是要建构一座通天塔，忘记了每个人可以离开通天塔，去筑居他们的小屋，或去在山林的小路上漫游，或在河边静看流水。那座世界主义的通天塔，强迫着每个人在观念上的认同，其绝对主义的价值理念，不容许任何抗议。
如果说，一战后，欧洲的民族主义达其顶点，也却是衰退的开始，这种民族主义是灾难性的，那就是同质化，不允许有与自己文化和理念不相同的族群，于是，就开始了民族互换。比如，正如有朋友所指出的，20世纪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人口才勉强达到5成，其他是犹太人基督徒等，这也体现了土耳其文化的包容性。但一战结束，人口互换之后，土耳其的基督徒去了欧洲(包括突厥族的基督徒)，欧洲的穆斯林也到了土耳其，民族的同质化被动强化，这种同质化的共同体认为，又因为德国借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德裔制造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惨烈的二战，让民族互换和同质化进程既彻底实现，但却也让欧洲各民族看到了不同民族混居的危险，看到了民族过于同质化的灾难，他们又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的世界主义。
世界的灾难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那种过于同质化的历史进程，这也是由古希腊-罗马导源的形而上学理性化思维开出的花朵，是犹太-基督教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结出的果实。中国文化的“中庸”或许可以成为这种形而上学的同质化文化的解毒剂，“中庸”不是和稀泥，而是在坚持仁道原则下的“和而不同”，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不强调那种完全同化其他民族或征服其他民族的同质化冲动，也不走向无原则的求同而牺牲差异性。欧洲文化确实有近于“同而不和”的文化，我们虽然不能将斥之为小人的文化，但他们的求同，以前是在求民族的同质化，二战后，却又在追求世界的同质化。但这个所谓的同质化却是空的，即他只有一个“世界主义”的空壳，而没有那种真正“同”的内容，很稀奇的是，它们只要求自己欧洲内部的同质化，而对于激烈冲击和侵犯其文明的极端宗教，又无原则无条件的容忍，这又失去了“仁道”，因此，欧洲文明，就成为了一种典型的“乡愿文明”，所谓的“以德报怨”，他们废除死刑，是出于乡愿的文明，他们可以对一切恶只是口头遣责，或甚至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而不敢遣责，这都是“乡愿”文化的体现。
欧洲近些年来，有大规模的难民和黑人涌入，这原本也是其殖民全球之后产生的恶果，即一种奴役全世界而产生的忏悔心理和赎罪心理。这也不同于汉文明，汉文明因为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的陶养，而其基因天然地拒绝去奴役和虐伤其他文明。欧洲文明因着它对世界所犯罪行而在心理上有一种卑微的赎罪和忏悔，他们容忍了那种所谓的被伤害文明的一切恶。
在这种欧洲文明的发达和被虐伤文明的落后之间，有一个过渡性的文明，那就是土耳其文明。土耳其文明在世界近代化过程中，其所受到的伤害远比中国深，特别是俄国人对于土耳其的鲸吞蚕食，与其对中国的相比，也大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地缘政治和历史原因，奥斯曼帝国站在了德奥一边。土耳其文明承继于奥斯曼帝国而来，奥斯曼在占领希腊等欧洲领土时，没有进行同化，有很多原因，主要是自己才刚接受伊斯兰文明，并非伊斯兰文明的最高代表，土耳其在伊斯兰化之前，本身缺少文明力量，它比自己征服的阿拉伯文明还处于弱势。
这样，奥斯曼化于伊斯兰，就有些像满清化于汉文明。在1453年之前，奥斯曼的最初族群基础还主要是中亚迁过去的游牧部落。这种游牧民族本身没法形成文明，只能在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中形成次级文明，奥斯曼形成文明的基础太短了些，除了伊斯兰教之外，缺乏独特的文明基础。当然，作为曾经的游牧民族，土耳其已经远较蒙古人的命运好得太多。土耳其在民族、宗教和文化政策上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是因为它未来得及完全采取欧洲的同化战略，但这不是它不想同化，而是它对于比它更高的如希腊文明没有能力同化。而在对付如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等，在早期就逐渐推进了同化战略。
因其地理、民族和宗教原因，土耳其在与欧洲的冲突中难于维持文明的优势，在伊斯兰教世界，它也不是最高文明的代表，这就如满族进入汉文明内部，却逐渐化入了汉文明，满族建立的满清文明对汉文明的最大影响，就是闭关锁国政策的无穷祸害。汉文明基本上未曾对周边族群采用过武力同化政策，而汉文明的进程也基本上是少数族群主动吸收汉文明。汉文明周边，其他的实际都不算异质文明，而是文明形态未形成，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化也是后起的，是后于汉文明对于西域的影响的。佛教影响在西域也是后于汉文明的。汉文明在西域的治理，从来未曾强行推进儒家文化，而是因其形势而治理。汉文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思想传统强调“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在我看来，强制推行一种文化，而非自愿融合，那么，成本会高到不可想象。作为刚刚伊斯兰化的土尔其来说，宗教还未完全成为其内在的精神素质，因此，宗教更多的是为其领土征服运动服务，它也远没沙特阿拉伯那么强的宗教征服冲动。这种多元吸纳也让土尔其成为欧洲民族、东亚日本民族之外最早现代化的族群，他们遭到的伤害与其他殖民地族群相同，但因其地缘因素，又较早现代化，这使其又与欧洲接近，也使其成为它嫁接中东宗教族群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桥梁。
但土耳其的因境也在于，因为它本源的文化并非伊斯兰教，而是突厥文化，于是，土耳其就有了在伊斯兰教之外重新发掘和形成自己的突厥文明传统的努力，并采取了和欧洲文明融合或互补形式。土耳其的身份危机，实际就是从历史传统而来，既无法完全认同以阿拉伯为首的伊斯兰教文明，也无法完全认同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还无法让土耳其赢得完全自豪，毕竟是几百年前才接受的，在西方文明方面，土耳其也是学习者和接受者，土耳其的出路，从其历史和地缘来说，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枢纽，保持对多文明形态的学习和再创造，就是其对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宗教对于土耳其来说，应当让它成为一种更超越的存在形式，也可以成为一种个人和群体自主形态，但必须防止一种极端主义的泛滥。
因此，在我看来，最近新冠病毒流行，曾传闻川普中招，我对其非常担心的原因就在于川普中招将对美国造成极大影响，将会导致美国民主党化，共和党扛起的旗帜，那为自己的选民、民族和国家服务的精神就消失了。那种民主党大包大揽，好心办坏事，总是以一国之力无限接受难民和移民的思维和策略就会占上方。当美国继欧洲再沦陷以后，世界就将进入黑暗时代。欧洲的民主制度虽好，却注定了不是汹涌而入的非洲黑人和中东宗教难民的对手，力量的平衡必然会被打破，两三代人之间，汹涌而入的黑人和宗教难民根本来不及被同化，一种乡愿式的表面世界主义内里却是乡愿主义的所谓多元主义思维也禁止欧洲文明去融合和同化难民和移民，而让其竭力去保护所谓的文化多样性，这实际是保护了欧洲文明的被侵略，这导致了欧洲无法阻止文明的衰败。
相对于土耳其而言，华夏汉文明的现代之路却更为坎坷，虽然保有了领土的较大程度的完整，但儒家文化在乡村已经被驱逐得非常干净，道家/道教、佛教文化也完全被边缘化，这导致了基本伦理的崩溃。中国儒家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进入民间缔造乡村伦理和民族伦理。儒家没有伊斯兰教那样强大的宗教力量，而完全采用的是软性的思想道德力量，这既是其长处，也是其不足，但我觉得它适合未来文明的方向。
这样，华夏的汉文明，如能重续儒家或儒、道、释的古老文化传统，又充分学习西方，既要免于被其他宗教所同化和侵入，又要避免和西方或伊斯兰教世界的对抗，从而方能使其更为壮大，华夏文明从来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力量，它不仅仅是像土耳其那样成为嫁接中东与欧洲的桥梁，而是肩负着一种世界性的使命和未来的责任。
华夏民族必须以“和而不同”的原则，来推动现代和未来文明，避免世界主义的同质化，也避免民族主义的同质化，坚持仁道本位原则，注重通权达变，否定乡愿主义，它方才能为14亿中国人带来福祉。但目前很多人轻看了民族和文明的伴生性，不能理解如果没有自然和文明双重选择下的族群对于文明的担当，那么，依靠那些未曾有自然和文明双重选择的它种族群，是终将会让世界陷入黑暗时代的。我们看到，欧洲在乡愿主义盛行下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而一种肩负着神圣使命的汉文明就需要我们自己来言说。
蜀山牧人 2020.3.14 于广州
【作者简介】
何光顺(1974—)，男，笔名蜀山牧人，自然名绿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州青年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魏晋文学、中西诗学、基督教文化等几个领域的研究。热爱诗歌，近年介入当代诗歌创作与批评。在《哲学研究》《文学评论》《现代哲学》《文艺理论研究》《南京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代表著作为《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主编《南方诗选》《珠江诗派》《宋词鉴赏辞典》等。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主持并完成教育部青年基金课题1项、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1项。参与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4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