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厢记》之“大团圆”结局

上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调,并将元曲作为正统之文学与“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抬到了同等地位,彼时戏曲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而存在,不再是传统文人口中的低端末流,元曲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元一代是中国戏曲的巅峰时刻,其中最耀眼的一批剧作家莫过于“关、郑、白、马”四大家,其作品清新自然,本色当行,为后人所称道。除了这四大家的作品之外,王实甫的《西厢记》堪称元曲中又一绝色佳作,其塑造的“红娘”角色成为后世牵线姻缘的代名词,而《西厢记》的“大团圆”式结局,也基本奠定了后世才子佳人戏曲作品的范式,成为开山之作。正因如此,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王世珍为其鸣不平,认为王应当列入元曲四大家之首,遂提出了“王、马、关、郑”一说,由此可见王实甫的戏曲成就不在元曲四大家之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结局转换。《西厢记》的前身为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由唐代文学家元稹所著,其故事内容与《西厢记》无太大不同,唯有故事结尾两者有所差别。《莺莺传》的结局是张生始乱终弃狠心将莺莺所抛弃,并将罪过全然推给莺莺。小说显然是站在张生的立场美化他,人们还将张生的始乱终弃行为认作是善于补过,后世的说法普遍认为此作品是元稹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所著,为美化其自身形象而恶意栽赃,然其真实的故事也无从考究。王实甫作《西厢记》一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将张生刻画成为一个痴情的情种,最终与莺莺佳偶天成。王实甫站在不同的视角下,塑造了一个在封建纲常礼教的压迫下,一对男女勇敢追求人生幸福,历经磨难,冲破藩篱,而最终走在一起的浪漫爱情故事。

《西厢记》对后世的影响。此作一出也招致了巨大的争议,历代文人总有人将其视为淫书邪说,嗤之以鼻。也有像徐渭、汤显祖这类的戏曲大家为《西厢记》正名。清代文学家批评家金圣叹提出,“《西厢记》非但不是淫书,而且是天地之妙文”。但无论如何,《西厢记》视野下的“大团圆”结局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南戏始祖《琵琶记》,蔡伯喈高中状元后,虽历经万难,然终与赵五娘破镜重圆;明代戏剧大家汤显祖所作《牡丹亭》,杜丽娘历经生死终与柳梦梅相聚;再如其后的临江派剧作家,其作品结局亦是成双成对;清代李玉、洪昇如出一辙。纵观中国戏曲史,自《西厢记》之后,鲜有才子佳人剧作之结尾能与之相悖。

文化透视下的“大团圆”思想。我国古代讲究中和思想,万事以和为美,这与传统儒家文化是分不开的。儒家文化作为封建时期的正统思想,成为士夫文人行事之准则,也成为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工具。而儒家文化中“天下大同”“以和为贵”,都有团圆之意。《西厢记》虽可看作突破传统封建礼教桎梏之奇书,但作者毕竟生活在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环境下,其作品难免受到影响。再有我们中华民族独有之处世观念,乃为“天地人和”,而“和”又是其核心思想。“和”即“合”,“合”即“团圆”。如此看来,无论是将《西厢记》的二人和美作为抨击封建纲常礼教的工具,还是身受传统文化视野下“和”思想的影响,《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也不得不团圆。

元曲《西厢记》的结局不仅符合其故事发展脉络,也可作为霹雳之响惊破传统婚姻的法则。从现代文化审美视角来看,《西厢记》所展现的勇于追求、不畏苦难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学习研究。正因如此,《西厢记》才有幸作为唯一一部入选初中课堂文本节选之曲作,其非凡意义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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