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书话|何怀宏:活下来,但是要记住

何怀宏教授。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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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精神的旅行,而旅行亦是身体的阅读。当下,正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人们的大部分时间仍在居家中度过。此时,更不妨阅读好书,让精神领略万水千山,让思想俯仰天空大地,让智慧给焦虑的心灵送去一份慰藉。

首期《周末书话》,我们联合北京出版社,推荐何怀宏教授的《活下去,但是要记住》。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资料图

对于很多法律人而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并不陌生。他是中国伦理道德重建问题的奠基人,其专著有《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等;译著有《沉思录》《道德箴言论》《正义论》等。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一书是作者近年间阅读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些文章选编。作者选取史铁生、薛忆沩、梁鸿、韩寒及何怡等人的代表作品,以哲学的视角给予观照。

从作者跨越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阅读经历当中,读者能够感受时代变迁的脉络,更借以捕捉那些橫亘在心灵深处永不褪色的话题:时代的碾压、现实的束缚、生命的抗争、希望的追逐、善意的救赎……

史铁生、薛忆沩、梁鸿、韩寒 。资料图

作为《周末书话》法律人书评团首位登场书评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副教授尹超分享了他对于这本书的阅读感受。

尹超

直面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文丨尹超

编辑丨尹丽

这个世界上,很难说人生而平等,但是可以肯定,死亡对每个人是平等的,因为没有谁能逃脱这人生的最后一关。诚然,人“终有一死”,而且很可能是“只此一生”。那么,该如何面对死亡,就成为人们沉思人生意义时的永恒话题。

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曾给出这样的答案:“向死而生。”他说“死”和“亡”是两个不同的存在概念:“死”是指人从出生走向死亡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就是向死的过程;而“亡”指的是亡故,是生理意义上的人走向死的过程的结束。简单讲就是,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是向死的方向活着。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资料图

何怀宏先生的《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这本书,就是以向死而生的残疾作家史铁生开始的。该书是作者近年间阅读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些文章选编。作者在书中以哲学的视角,审视史铁生、薛忆沩、梁鸿、韩寒及何怡等人的代表作品,感受时代变迁的脉络,触探各个时代生命存在的不同样态。该书的编排大致采取了一种按作者生年的时序,分为“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四个时段。

作为“五零后”的史铁生,其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但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三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他的写作与其说是文学,倒不如说更像是史学,是个人的心灵经验史,也包括社会的激烈变迁史。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资料图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书写历史,还内在地进入历史,进入人们精神的历史。他进入历史的途径,就是同时把握社会与自我、时代与永恒的两端。其中,“时代”是“历史”中离我们最近的一段,而“永恒”则是“历史”向无垠的彼岸的无限延伸。这种向史而思的写作格调,平添了作品的哲学韵味。

对于时代的反思,史铁生在《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中的故事至今发人深省。而对于永恒的追寻,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对“平等”的阐述耐人回味。

他写道:“是差别推动了欲望,是欲望不息地寻找平等,这样上帝就造就了一个永动的轮回,或者,这永动的轮回使‘我’诞生。”是啊!平等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人类不仅对平等具有欲望,还会向往优秀和卓越,还会追求差别。这两种不同的欲望始终存在,甚至常常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平等对于人类就是一个困境。对此,现实中我们所能看到的解决方法,也许只能从制度上确保一种基本权利的平等。但是,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还在于我们如何向死而生、知死而活,让每一个生命具有各自具足的意义。

同为“五零后”的莫言,同样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不同的是,莫言所描写的多是乡土历史,主要是下层小人物的历史,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民众苦难史。他的作品特别注意那些给生命造成了最大威胁和灾难的东西——战争、饥馑和连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特别关注普通中国人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灾难。

莫言。资料图

应该说,其作品“不是以历史否定生命,而是从生命批判历史”。难得的是,在这些卑微的底层人物的生命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生命的光彩,看到人们对体面、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对充满感情和精神意蕴生活的向往。

正如何怀宏在书中所言,生命总会死亡,留下记忆或许就是试图抓住永恒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追求永恒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记忆一定会很痛苦,因为它首先是对过去苦难的记忆;是记住我们曾经如何努力地活下去和坚韧地熬过来,记住我们为了活着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当然,记住不是为了单纯的记忆本身,而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后代也遭受同样或类似的境遇,避免他们也这样沉痛地活下去。也许,“我们只有努力记住过去,尤其是记住刚过去的百年的经验教训,才能开创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

在“六零后”的作家中,何怀宏对薛忆沩的作品着墨较多。在《遗弃》中,主人公对体制的反思,对时代的讥讽,甚至对这个世界的遗弃,无不反映了其作为主体的觉醒。

薛忆沩。资料图

其中关于死亡的思考,让他感觉世间的许多活动和竞争变得可笑。他认为,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绝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别人的生活”,这个世界没有赋予他生命的意义。所以,他试图遗弃这个世界。

细究一下,我们会发现,这种遗弃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放弃和自我救赎?因为,从根本上讲,他放弃世界是为了赢得永恒,为了努力保持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的确如此,“如果不知道死亡的真正含义,也就看不到生命的真实含义”。这种独立而深沉的人生反省,应该称得上是“世纪末少年”的“意识觉醒”。

对未来社会的期待,何怀宏表达了自己审慎的态度。他认为,“我们的期望无论如何要把防止最坏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尤其对政治,无论是常态的政治体制还是非常态的革命政治,都不必期望太高。因为,即便是理想的政治制度,也最多只能提供一个健全合理的制度平台,尽量消除苦难和冲突,根本不可能确保每个人的幸福。

他重点要表达的是,从个体的角度讲,我们可以对社会和政治抱有有限的期望,但对自己的精神追求可以不设界限;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做无限的期望和努力,只要不对他人和社会带来不利的后果。这就是说,在相对健全合理的制度环境下,我们更需要向内追求,追求自我的不断超越。

资料图

梁鸿是“七零后”作家中的代表。从她“接地气的”作品中,何怀宏强烈感受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城乡巨变。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经济崛起,也表现在这个国家城乡之间的鲜明对照。

这种变化和对照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这同一块土地上像是存在两个不同的“中国”:一个是发展速度和巍峨的建筑让世界发达地区都感到艳羡的“都市中国”,另一个则是仍然陷在泥泞乃至衰败中的“乡土中国”。很明显,如何让“乡土中国”和“都市中国”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应当是未来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关键是,不管这个“都市中国”如何发展,都不能忘记后面还有一个“乡土中国”。否则,“中国即便说是赢得了今天,也还有可能失去明天”。

乡土中国。资料图

“八零后”作家的代表则是韩寒和何怡。韩寒的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反映最深刻的恐怕也是人作为主体的觉醒。一般认为,这个世界是人们互为主体与客体的世界。而当我说要和这个世界“谈谈”的时候,我和世界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脱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主体,我和世界成为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我不仅是行动者和介入者,还可能是旁观者和反省者。

而且,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冷眼相看的时候,势必会追问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也许,我们难以明确此世的目的地,但人生的过程却是可以把握的。因为,即便是“在路上”,也能让人感受到寻找心灵归属的希望。

韩寒。资料图

从何怡那里,或者说从整个“八零后”群体那里,何怀宏感触最深的应该是“他们与前辈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传统文学的写作目的和内容多是“以文载道”,即使所关注的思想之“道”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这一特点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们写作的社会氛围、方式和手段都开始大变,写作的目的和方式也趋于平等和多元化。人们开始更加看重生活,在意广泛而有趣的生活,而写作成为“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想见,在业余写作者各显神通的未来世界,重要的可能不再是表达什么,而是表达本身。其实,这种写作态度的转变,反映的不正是生命主体的凸显?谁又敢说这不是一种生命的救赎?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光景。但在每个时代的最深处,最值得凝神谛视的,恐怕还是这个时代生命的样态。我们书写时代,我们镌刻历史,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反思生命、善待生命,让现在的和未来的生命过得更值得。

其实,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向死而生”,就是要人们用“倒计时”的方法,重视人生这个“向死”的过程,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时光,提高人生的质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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