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已经出版的书籍中，关于张作霖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几乎无一例外、大同小异地延续了1980年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一书的说法：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对清廷的“中立”政策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对日俄侵略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手段，在日俄之间做“墙头草”“走钢丝”。但近来，我们在翻阅有关原始档案资料时，却发现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其实有着不同于人们以往认识的实际表现。

“言之凿凿”的日方资料

对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同日俄侵略军的关系，人们之所以会形成以往的那种观点，主要是从日文资料中得到的认识：1919年9月18日，《盛京时报》刊登的《民意投票总统的次点之张作霖》中写道：“……日俄之役，张氏率部投俄军充义勇队……”另据《对华回忆录》记载：1904年12月，日本陆军满洲军司令部翻译黑泽认为张作霖当时对战争的看法，是日本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最终胜利终究要属于俄国。因此，他对黑泽等“特别任务班”（间谍组织）人员不抱好感。该书后面又写道：张作霖对日俄会战采取旁观态度，暗中却给亲日派响马团体以相当便利。书中还采用了日本特别任务班间谍土井市之进的一段日记：1905年2月，当他潜入锦州一带活动时，……派翻译中町香桔赴新民视察。三四天后，中町带回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中国人……名叫张作霖。他对日本军队抱有非常的好感，表示要直接在少佐面前“立誓援助日本军”，所以中町偕他面见了土井……

另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也记载：日俄奉天会战之后，新民当地的日本宪兵认为张作霖有充当俄军间谍嫌疑予以逮捕，呈请新民屯军政署长井户川辰三判处其死刑。井户川认为张作霖部下颇多精锐的骑兵，可供利用，一再设法向儿玉参谋长请示……使张作霖获释。井户川命张作霖在表示“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他捺了手印。

如果仅从《盛京时报》的记载和以上几条日文资料来看，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似乎的确像目前出版的书籍中认为的那样，是在日俄之间做“墙头草”“走钢丝”的。但如果我们从中国方面的有关档案资料来分析，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日本人的说法相去甚远。

有据可查的中方档案

翻阅《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我们发现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曾照会中国外务部，说张作霖的部队混在俄国军队内，为俄军做向导。该照会称：“……华历十二月初九日，在牛庄城西三叉河附近，见有多数中国官兵混在俄队内——既系新民屯营官张作霖所部——为俄军做向导……”

对此照会，中国方面高度重视，立即饬令奉天当局查明上报。10天之后，新民知府增韫上报说：“张作霖所部……于初十日，调往彰武县剿贼，至牛庄三叉河距府较远，往返需时。核其时日，非张作霖之队可以不辨自明……”这里，增韫作为张作霖的顶头上司，在接到上级彻查此事的命令之时，在涉及到如此重大的外交事务面前，亲自向上级呈文为张作霖的清白作证，说“张作霖所部绝无为俄向导之事”。应该说，张作霖在此事中的清白，由此可见一斑。

之后，为被诬称为俄国当向导一事，张作霖本人也亲自给盛京将军增祺呈文，进行了有理、有力、有据的辩解。他说：“……十二月初九日，彰武县告急，卑阮向扎附近，及奉到府札即时调齐进剿彰武。嗣接府抄北洋密电，曰……十二月初九日，在三岔河击败俄队之中有华兵混入，为俄向导，查系新民张作霖所部……。三岔河系海界，距府南三百余里，是日边远行役尚距彰武北三百余里，期间六百里迢迢，此诬适以何来？即属张冠李戴，有天亦难问矣！”在呈文的最后，张作霖甚至不惜以自请辞职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提出：“可否将沐恩游击队管带之差暂行开缺，另委素无外嫌之员以慎中立，沐恩饮喙山林保年自重，报恩当有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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