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舒乙聊老舍的读书生活

□谢娟

□谢娟

2014年9月,老舍的儿子舒乙来上海参加文学活动,有一天上海作家协会请舒乙先生吃午饭,笔者是沪上一家报纸副刊的编辑,编发过舒乙先生几篇文章,被邀陪坐。午饭前,还有几位陪吃饭的人未到,笔者有机会和舒乙先生聊天。那时,因为上海书展结束不久,我们由聊书展展开话题,集中谈老舍先生的读书生活。

舒乙说,老舍不说自己是作家,自称“写家”。“写家”离不开字典,老舍先生的案头常备一部老字典,这是一部按语音查部首的字典,这种字典很实用,先知道音,然后按音查字。老舍早期藏书留存下来一部《辞源》,扉页上有他的题词,写的是:买不起大部头的,好歹总算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题词读来有些伤感。

老舍先生自师范毕业以后,他的第一个读书高潮是1924年至1929年期间,1924年老舍25岁,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说官话和读“四书五经”。那时,他精力充沛,空余时间多,为了学好英文,开始大量阅读英文原著。老舍那个时期的阅读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乱读”;第二个阶段为“系统读”,其实是“有选择的重点读”,读“一人一部代表名作”。所谓“乱读”,即抓到什么读什么,无计划、无主张,其中有名著,也有各种杂书。但即便是“乱读”,老舍读的也多是文学书,最早的读物中有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歌德《浮士德》、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等。

所谓“系统读”,是有一定计划有次序地读,先读欧洲史,再读古希腊史,然后是希腊文艺,古罗马史和古罗马文艺。古希腊作品是由《伊利亚特》开始,接着读荷马的《奥德赛》。老舍读了希腊悲剧家的作品后,又看阿里斯托芬的希腊喜剧。老舍曾表示,他更喜欢希腊喜剧。

1928年至1929年,老舍重点读近代的英法小说。此时,他已开始写长篇小说《二马》。他订了一个阅读计划,列出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位作家的代表作,这两年,老舍“好像落在了小说阵里”,他读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梅瑞狄斯,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的小说,老舍花费大量的时间读小说。

1930年回国后,老舍又读了许多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作品,老舍认为这些作品是伟大文艺中“最”伟大者。

老舍是一个没有正规大学学历的人,但他回国之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开了多门课程,包括文学概论、文艺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作法、欧洲文学概要、欧洲通史等,这是因为老舍在英国期间,读了很多书,丰富的阅读给了他自信和底气。

老舍开这些课,按大学规定,老师要亲自写讲义,由学校刻印后分发给学生。老舍备课极认真,他白天在图书馆看书写讲义备课。仅以现在发现的舒舍予著齐鲁大学的《文学概论讲义》为例,他在这本书中直接引用了一百四十位古今中外学者和作家的论述、作品及观点。这就形成了老舍的第二个读书高潮——以备课为中心的读书高潮,这时他读书的目的性很明确,有他的讲义为证。

老舍先生买书藏书始自英国。那时他的年薪很低,一年只有250英镑。三年后,经过申请,才涨到一年300英镑。他要赡养母亲,还需寄一部分薪金回国。那时,老舍经常吃不饱饭,处于半饥饿状态。即便如此,他还是精打细算,省钱买书。回国时他带回来不少图书。其中,原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最为珍贵。老舍到济南、青岛教书时,除了薪金,还有稿费,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他开始大规模购买图书,书屋里有不少书架,到抗战前夕已有相当规模的藏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老舍先生举家由青岛迁回济南,书籍也打包运到了济南。11月,形势突变,老舍被迫只身出走,离开济南,南下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夫人、孩子以及书籍,都留在了济南。老舍动身之前,将书籍、字画等都装箱打包存放在齐鲁大学图书馆。一年以后,夫人带着孩子回到北平娘家,家具也存济南,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从此以后,那些书籍、字画、家具等都下落不明。后来听说,日本军队进驻了齐鲁大学,学校的资产被洗劫一空。老舍损失重大,伤心不已。

1949年以后,老舍先生又开始存书了,不过真正自己买的并不很多,绝大部分是赠书。新版《鲁迅全集》出版时,他第一时间购得一套,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书架上有一套解放区新文艺丛书,大约有四五十卷。他曾利用这套书于1950年初改写了一篇传统相声——《文章会》。

此后,老舍先生的藏书基本上都和他的写作有关,是直接为他的写作服务的,属于创作资料,譬如他有一大批义和团的史料书籍,是为创作话剧《神拳》专门搜集的。

老舍阅读广泛,那么,老舍先生最喜欢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呢?谈及此,舒乙说,老舍喜欢李白、陆游、苏曼殊、吴梅村的诗词。中国古典小说里老舍喜欢《红楼梦》《金瓶梅》。现代作家他最佩服鲁迅。在重庆纪念鲁迅逝世纪念大会上,老舍当众朗诵过《阿Q正传》中的章节。1956年在北京举办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老舍先生致了开幕词。

老舍于1935年写过一篇以“我最爱的作家”为中心议题的文章,题目是《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1943年在《人间世》杂志十九期上,对回答征询“1943年我爱读的书籍”一栏中,老舍先生的回答是:“《从文自传》,《古今大哲学家之生活与思考》。”

那次与舒乙先生见面后,2014年11月,笔者和舒乙先生通过一次电邮,互致问候。后来听说舒乙先生中风,身体状况很不好。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我和舒乙先生合作过三年,他给我编辑的副刊写稿,我认真编发他的散文和随笔。那三年,春节前,我给舒乙先生寄过贺年卡,舒乙先生回赠用毛笔手书大大的“福”字,“福”字用黑墨写在大红纸上,带着节日的喜气。舒乙先生手写的这三幅“福”字,我没舍得张贴,一直好好收藏着。人生无常,愿病中的舒乙先生少受些苦楚,早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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