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热在二十世纪末席卷华语文学世界，这一现象因为张的小说《小团圆》出土达到又一高潮。《小团圆》是本传记影射小说，因为事涉敏感，张爱玲在完成后决定束之高阁。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当然是女主角盛九莉在抗战时期与汉奸文人邵之雍间的爱情故事。张的写法如此露骨，几乎是有请张迷对号入座。正如笔下的盛九莉之于邵之雍，张爱玲自己在战时曾和胡兰成有过一段情缘，而胡一般被视为汉奸。
胡兰成在张爱玲传奇当中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 张迷痛恨胡兰成，不只因为他背叛了国家，更因为他背叛了张爱玲。胡兰成结识张爱玲之前，已经有过两段婚姻外加同居的记录。他追逐张爱玲的同时，可能也是张的文友苏青的入幕之宾。而与张秘密结婚不久后，他又开始出轨。更有甚者，抗战胜利后胡兰成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出亡温州，寄人篱下，却与主人家守寡的姨太太发生关系。胡兰成虽在外大谈恋爱，生活上居然还仰仗张爱玲的接济。如果这样的故事听来令人齿冷，这不过是胡兰成情史的中段。
另一方面，胡兰成无疑是少数最早欣赏张爱玲才华的评论者之一。 不论他们的感情有多么不堪，胡与张在文学的道路上彼此相濡以沫，互有启发。更重要的是，胡兰成本人的笔触精致典雅，文采摄人，绝对自成一家。张爱玲对于自己的私生活从来讳莫如深。在《小团圆》出版前，我们多半是通过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及其他文章，才能一窥究竟，并拼凑出张爱玲的性格、写作生涯与爱情经历。如此，张迷其实陷入了一种充满矛盾的阅读循环。我们对张爱玲的迷恋实则来自我们对胡兰成（所描述的张爱玲）的迷恋。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对胡兰成的嫌恶反而更变本加厉。原因无他，是胡造成了张爱玲的痛苦，同时也就延伸成为张迷们的痛苦。
《小团圆》的出版更坐实这一诠释循环的矛盾性，因为张爱玲明白昭告我们她其实是《今生今世》的头号读者——兼女主角，她的读后心得才真是感同身受。而她写作《小团圆》的动机就是对《今生今世》内容的反驳。然而胡的说法有案在先，连当事人张爱玲也必陷入他所启动的循环里，做出迟来的回应。《小团圆》里爱恨交织的描述只能让张迷感叹，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影响竟是死而不能后已。
借着书写，胡兰成展现了一种迂回的爱的诠释学，让人想起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A Lover’s Discourse）当中对于“爱”难以捉摸的、文本性的思考。亦即，我们对张爱玲的爱恋，来自我们与她——其实是她的书写——之间想象的亲密关系，也同时来自我们与她的恋人胡兰成笔下有关她（以及她的爱情）间妒恨交织的关系。
但如果没有了胡兰成，张爱玲“传奇”恐怕也不会如此传奇吧？以下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抗战和战后的几年间，胡兰成如何演出他这令人“必欲恶之而后快”的角色？他如何展现一种“背叛”的诗学与“背叛”的政治学？ 我所谓“背叛”，并不止于胡兰成的叛国、毁婚；我更关注的是，胡兰成如何通过自成一格的“恋人絮语”来解释他在政治上以及私人生活的不忠，为自己的行止开脱。 最不可思议的是，胡兰成的“絮语”最华丽动人处，油然呈现一种抒情风格。然而一般所谓抒情，不原指的是最能表达个人情感，也最诚中形外的写作方式？
我们因此面临如下的吊诡：如果抒情传达的是一个人最诚挚的情感，它如何可能成为胡兰成叛国、滥情自圆其说的手段？抑或胡天生反骨，他的行为唯其如此叛逆，才表现了他的真性情？如果胡对个人行止的表述如此情深意切，他到底是发挥了抒情写作表里如一的力量，还是透露了抒情写作潜在的表演性——以及虚构性——的本质？胡兰成的个案是遮蔽，抑或揭露了传统中国诗学中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这一观念？
终其一生，胡兰成从未承认任何叛国、不忠的指控，反而振振有词地诉诸思想的辩证与情爱的真谛。这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是胡兰成背叛了抒情美学，抑或是他显示了一种莫测高深的，抒情化了的背叛美学（a lyricism of betrayal）？最后，胡兰成的抒情美学必须涉及读者的阅读伦理问题。循回在传记的、意图的以及文本的伪托间，读者必须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也成为胡兰成所展演的背叛与自我背叛的诡圈之一环？
即使到了今天，胡兰成在中国文学主流论述里仍然是声名狼藉。在大陆他的作品就算问世，也必须经过删节或附加但书。相对地，胡在七十年代中期曾短期居留台湾，因缘际会，启发了一群年轻作家，其中朱天文更承续了胡的香火，并将之发扬光大。然而与张爱玲的风光相比，有关胡兰成的人生、书写与文体的研究仍不多见。为了更了解胡的文学事业，本文将聚焦于胡兰成人生转折期——亦即抗战前后时期，与1951年以后胡流亡日本的第一个十年——所写下的作品，包括两部长篇散文叙事《山河岁月》与《今生今世》。我认为就像张爱玲一样，胡兰成对于他的时代或我们的时代，都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现象。他对“情”无条件的礼赞和辩证，恰恰与书写革命、启蒙的主流现代文学，形成尖锐对话。而在张爱玲身后日益庞大的投影下，胡的幽灵似乎也相随而来。这再一次提醒我们，面对历史与记忆，除魅与招魂的工程是如何纠缠不休。
《今生今世》是胡兰成流亡生涯中的第二本书，毫无疑问是他文学事业的杰作。这本书以现代中国的剧烈变化为背景，刻画胡兰成的人生起伏，其中有关他家乡生活的描写，亲切细腻，读来犹如感人的乡土风俗志。但《今生今世》之所以受到瞩目，却是因为胡写出他与张爱玲的那段情缘，从初识到决裂无不尽详。然而《今生今世》并不仅写了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爱情故事而已，还描绘了胡在1959年之前与至少其他七位女性（不论结婚与否）的恋史。胡兰成如此有滋有味地谈他自己和他的女人们，当然让张迷们愤慨不已，就算一般传统爱情观念的信徒，恐怕也难以消受。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之名是由于1943年读了她的短篇小说《封锁》。这篇小说发生在沦陷区上海一辆电车上。一个厌倦婚姻生活的男子与一个渴望爱情的文静女教师之间，因为空袭陷在一辆停摆的电车里，因而有了一段电光石火般的恋爱故事。当封锁解除、电车重新启动后，这段“意外”的恋情也随之烟消云散。 某种程度上来说，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关系竟俨然是这篇小说的翻版。 当他们坠入情网时，胡兰成正身陷政治风暴，而张爱玲则初享走红的滋味。虽然他们之间有着年龄、背景与经历的差异，历史的偶然仍然使他们结合了。
胡兰成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桀骜的个性从来自豪不已，但当他与张爱玲初次见面时，却感到“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在情场老手胡兰成的眼里，张爱玲真是奇特；她既天真无知又世故犬儒，既笨拙又聪慧，在在吸引了胡的目光。胡兰成感到他们相会时既有着情意的流动，也有着智识上的比斗。“我向来与人也不比，也不斗，如今见了张爱玲却要比斗起来。但我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胡兰成发现张爱玲的个性中有一种“新”，那是超越道德判断的。都说张爱玲是个自私的人，但她那种自私是因为对世事保持平等无亲、冷漠淡然的态度。她也是个理性的人，让她看待所有的事物都洞若观火。 因为张爱玲的点拨，胡兰成才发现他早期写作的限制；他必须“解散”他的论辩式风格，方能达到抒情美学的极致。 如果没有张爱玲在思考及修辞上的提点，胡兰成不可能写成行云流水般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
炎樱（左）和张爱玲（右）
1944年5月张爱玲和胡兰成秘密结婚，张的朋友炎樱是唯一的见证人。在婚书上胡兰成写道：“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里，岁月既不静好，现世也不安稳。如前所述，婚后不久，胡兰成就已经在武汉与一名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大谈恋爱。更有甚者，战后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藏匿温州，却竟然与寄身的主人家孀居的姨太太范秀美陷入情网。此时张爱玲仍然给予胡兰成经济支持，甚至到温州帮他安顿生活，殊不知良人已经另结新欢。1947年张爱玲和胡兰成终于分手，她说：“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以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我们不能忘记在张爱玲、周训德与范秀美外，胡兰成的生命里还有不少其他女人。他的第一任妻子唐玉凤的婚姻以唐病殁而告终，在广西他与教师全慧文结婚，在南京时期则与舞女应英娣同居。最近的资料显示，胡与张爱玲交往时，可能与张的文友苏青有染；张爱玲《小团圆》里也间接证实此事。流亡日本初期，他和房东太太一枝来往三年。1954年他与畲爱珍结婚，畲是当年上海黑帮分子、汉奸吴四宝的遗孀。
胡兰成的情史如此丰富，让他的《今生今世》成为对张迷的一种挑战。胡兰成把自己塑成张爱玲的头号知音，不惮辞费地歌之颂之，几近神化。另一方面，胡兰成又忠实地描述他对张爱玲的不忠，似乎也明白自己的行径大有可议之处。他怎么能够对张爱玲做出如此动人的爱情承诺，同时却拒绝承诺张爱玲是他唯一的所爱？如果他真对张爱玲情有独钟，那么他又怎么能够对那么多来自不同背景、阶级以及年龄的女性一视同仁？如果他真要以情圣自居，又何必揭露自己最不堪的时刻？历来论者的看法见仁见智。 胡的《今生今世》因此可以是一部坦白从宽的忏悔录，一部沾沾自喜的情史大观，甚至在胡迷眼中，还可以是一部借肉身说法的证道书。
本文要强调的是，通过他的告解，胡兰成得以演绎他对“情”的看法。 借着“情”的理论，胡将他一段段情史编织成为完整的论述，并响应舆论对他的批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兰成以此为中国现代主体性打造了一个特殊形象——就是他所谓的“荡子”。
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自比为荡子：“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荡子求新求变、不安于室，在社会的边缘游走，但总怀着“未有名目的大志”。荡子不畏权势，不从流俗，在爱情上总是热情洋溢，但由于他对世界仍有“未有名目的大志”，他的心思不能定在某个人的身上，因此常被误作负心之人。荡子是善变的，注定要迷惑、对抗，以及背叛他的世界。
胡兰成描述了荡子的系谱，并且将他的父亲当作一个典型。据说他的父亲年轻时即将家产挥霍殆尽。虽然大家当他是游手好闲之徒，胡兰成却以为他父亲实则充满了冒险精神，“我父亲与民国世界即是这样的相悦”。胡以为各朝各代的开国之君都是荡子，汉高祖刘邦更是最佳范例。他甚至觉得连《古诗十九首》也都是荡子男女的创作，展现了“人世的贞亲”。胡兰成以为“自古江山如美人，她亦只嫁与荡子”。
汉高祖刘邦
胡兰成借着荡子的形象来阐明他的爱情观与政治观，并由此投射出中国现代主体性的一种类型——这是迄今学者仍少有关注的议题。 荡子和五四新青年拥有相同的叛逆精神，但依然不乏旧世界才有的那套风流招数。胡兰成的无行也许让我们想起鲁迅所谓民国时期的“才子加流氓”，但与传统上的才子或流氓相比，他却更有一股顶天立地的“豪气”。在战争期间，胡兰成利用了这样荡子的形象来应对日本人。当时投靠日本的文人为了开脱自己的立场，要不自居为隐士（如周作人），要不托身为遗民（如文载道及《古今》杂志同人）。胡兰成却反其道而行，采取一种恃才傲物、不居一格的姿态与未来豪赌；这个姿态既让他获得不少，也让他失去许多。
荡子的核心价值在于感受和表现“情”的能力。胡兰成少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训练，他的“情”的理论主要建立在中国的文化资源上，从《诗经》到民间智慧，从晚明情教到《红楼梦》，都有涉及。他也从佛家灭情与道家绝情的思想中找到灵感。但直到写作生涯的后期，胡才发展出完整的“情”的理论。从情的满溢（excess）到情的匮绝，从情的滋养到情的否想，胡兰成在“情”的众多选项中迂回摇摆，也因此，他体现了一代中国文人面对世变种种情感响应的形式。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检视胡兰成的“情”的论述。首先，胡兰成将“情”看作“兴”的感性表现，因此他强调情的自然流露，特别是在爱情当中。《山河岁月》中的八位女性即使有不同的阶级、性情与教育背景，胡都觉得她们有说不尽的好。胡与第一任妻子唐玉凤虽然是经媒妁之言而结合，但她拥有的传统妇德让胡感念不已。他的最后一任妻子畲爱珍则是个再世故不过的“白相人嫂嫂”，两人却恪尽夫妻之道。胡兰成在逃难的路上和掩护他的范秀美发生关系，但对胡来说这不是奸情，而是出自两情相悦的结合，因此显得“自然平正”。同样的，他和日本房东妻子的偷情虽以分手收场，却让他学会欣赏对方的端正与礼敬。即使逃亡到香港后，胡兰成仍和当年武汉的小护士保持联络，而他南京时期的同居人与他在日本重逢时，他待她如姊妹。
胡兰成最后一任妻子 余爱珍
胡兰成解释他的“情”时旁征博引，妙笔生花，却意外地带有消费逻辑（logic of expenditure）的色彩。他认为他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并不因爱上别的女人而减损；相反的，移情和别恋只能更证明他“兼爱”的能量。换句话说，情感的本金只有因为多角投资才能愈益增值。胡宣称张爱玲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无法说服张爱玲明白他对她的爱，正是因为他对其他女人的爱，才变得更加浓郁深厚。他形容张爱玲是从不在乎婚姻形式的奇女子，甚至将两人的关系看作金童玉女、天作之合。“她是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因此，当张爱玲要胡兰成在她与别的女人之间做选择时，胡兰成感到灰心了；他原以为凭着他俩的仙缘，张应该最了解自己的真情。
这让我们思考胡兰成浪漫人格的另一面，就是他可能是个“没有”真情的人。胡兰成自承从小他就有个习惯，当情感愈是浓烈时，他愈要抽离。当他的第一任妻子病危之际，他到义母家筹借医药费，最后却在义母家住了好几天。胡兰成视张爱玲为他“亲极无爱”的知心，自以为能够和她分享他的艳遇。他甚至暗示，是张爱玲对于人性弱点的透视，才教导了他诚心诚意的自私（earnestly selfish）之必要。在胡兰成的眼里，两人相知如亲，可以超越人间的情爱而“直见性命”。
但是这是胡兰成自己的独门发现么？我们想起《红楼梦》中著名的“情不情”之说。李惠仪在她精辟的研究中曾指出三种诠释可能。 “情不情”指的可能是美学层次上，主体与客体合一时感情的移情投射；也可能是“情到深处情转薄”——爱得太深，反而无从形之于外；也可能是“对于爱情形上意义的执着，如此奥妙以至不分彼此，既独有所钟又泽被众芳”。
87版《红楼梦》剧照
然而，“情”的论述始终隐含着一种暗流，就是“反讽”（irony）。这是因为情所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主与客、名与实、有情与无情发生裂变的世界。“补天”既已无术，又怎么能够谈情的圆融无损、一以贯之？李惠仪认为，为了抗拒人间不圆满所滋生的反讽裂隙，《红楼梦》的人物与读者只有对情采取“激进的天真态度”（radical innocence）和“言有尽、情无穷的假设”（presumed inexpressiveness）。如此，情才能有意义。
这似乎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所欲表达的策略了。只是既然自命为荡子，胡兰成就不可能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四十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是大观园。不论他的告解有多么令人着迷，胡兰成的抒情美学总是招来表里不一的讥讽；他的一往情深每多被认为是惺惺作态。也就是说，他的语言并不能“直见性命”，反而繁衍成为修辞的奇观——反讽由此而起。胡兰成可以怪罪凡夫俗子的慧根太浅，不足以进入他情即不情的世界，然而还有什么比胡兰成和张爱玲——胡兰成心目中的九天玄女——最后决裂的场面更令人心碎，也更反讽的？张责问胡不能遵守婚帖上的誓言，不给她现世的“安稳”；胡则怪罪张无法了解他表面背叛、实则至诚的爱情。而有关这场决裂的始终仍然出自胡兰成的夫子自道，他的自以为错的忏悔和自以为是的告白形成一层又一层的文字障。他的抒情和他的（自我）反讽如影随形。
这带我们到第二个重点，亦即荡子的情必须在雄奇壮阔的氛围中养成。在胡兰成的世界里，“江山”正是发扬这样的情的所在。胡兰成说道：“我为什么要念念于政治呢？因为我是天涯荡子，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天这样的生了我。因为当前真是个大时代。”然而，令胡兰成失望的是，他的大作为最后被说成是汉奸勾当，战后只能四处逃亡。回顾在战争时期的行止，他只好自叹对中国的深情太过奥妙，无法为凡人所理解。
当汪精卫发表声明主张与日本合作，展开和平运动的时候，胡兰成人在香港。他记得那天他上山长思，“单是那天的天气晴和，胸中杂念都尽，对于世事的是非成败有一种清洁的态度，下山来我就答应参加了”。他自谓是发起和平运动的第十一人，不过，他与此政治运动的关系是：
我与和平运动是一身来，去时亦一身去，大难过去归了本位，仍是青梗峰下一块顽石，汪政府在南京建都五年，像一部金陵十二钗的册子，到此只有碑上的字迹历历分明，当年的多少实事虚华，真心假意，好像与我已没有关系，却是这些字迹已还给人间，还给天地了。
胡兰成巧妙地将自己政治上的决定置于《红楼梦》的神话脉络里，将一个历史混沌的时刻转成为抒情启悟的契机：他与日本合作以复兴中华文明的做法，正有如顽石/宝玉红尘历劫，以遂补天之志。他们都是至情的化身，来去干净，一朝“大难过去归了本位”。前文已经提及，胡兰成宣称只有真正的有情之人，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而在“情不情”的辩证之下，他指出正是因为他对中国，乃至日本的情是无条件的，也就不能用狭隘的爱国主义或任何意识形态来框限。
然而，当历史“现实”伴随着凡夫俗子的苦难切入时，胡兰成的理论未免显得空洞。正如前文所述，他将国家危亡的浩劫看作充满民间喜气的佳节，或赞美中国人在逃难中的好天气、好情怀，注定冒犯多数读者。胡兰成再度提出辩解。他在不同文章里告诉读者必须学会如何因应情，才能超越情。他是这么说的：“其后我做了时局的弄潮儿，遇到大惊险大困难，每每忧伤憔悴亦像这样有一半是假的，会得对自己的感情游戏，才不致掩脸沉没。”
这才是荡子本色。胡的本意应该不是自夸伪善，他毋宁希望指出，生逢乱世，人必须善自调节情的用和无用，才不为眼前浮泛的价值判断所累——这几乎是种道家的态度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胡兰成视人生如游戏，点出了他的抒情理论离不开虚构层次。 这虚构在他而言原是一种机锋，但一旦落入俗套，也极可能成为反讽（国王的新衣？）。在政治上，由此形成的虚虚实实如何判断，正是他与日本合作这场“游戏”的关键所在。
最后，胡兰成试图为他在爱情及政治意义上的“情”添加思想面向。黄锦树精彩的研究指出，胡兰成的学术思想根源至少包括了新儒家明心见性的那套学说、《易经》的通感哲学、佛家的启悟与天启，以及《老子》“无”的本体论，等等。胡兰成晚年且向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及数学家冈洁问学，除此，我们甚至还可以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中的托洛斯基派思想，胡的学思根源无疑是够驳杂了。胡强调他的生命历程就是无止尽的格物——亦即新儒家的重要概念，但和他的儒家前辈格事物之理不同的是，胡兰成格的对象是女人。
儒学大家王阳明
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初次会面是人所熟知的故事。他惊于她的特质，只觉得天地都要震动。矛盾的是，这样的经验却刺激他去“格”更多的女人。就拿他与张爱玲、范秀美与周训德的四角恋爱做例子，胡兰成强调他们的关系不应该被简化成易卜生式的社会病理，或者美化为禅宗式的色即是空。他说：“中国人的男欢女悦，夫妻恩爱，则可以是尽心正命。孟子说……‘知其性，则知天矣’。”事实上，胡兰成甚至贬低西方的“爱”，而宁可讲“亲”，因为有亲人的意思；他又将“知”当作“兴”的表现。“情有迁异，缘有尽时，而相知则可如新。”他把《桃花扇》里的男女主角当作他的典范，因为“一旦醒悟了，可以永绝情缘。两人单是个好”。在他精心设计的“情”的说辞里，唯一欠缺的是伦理层次上的相互体恤。至少张爱玲就没有从胡兰成的“知”得到什么好处，他们两人之间的“亲”却伤害了她一辈子。
在胡兰成的思想资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现代新儒家巨擘唐君毅的交游。 1950年秋天，胡兰成刚从上海逃到香港，便结识了唐君毅，当时唐正为新儒家的海外最后据点——香港的新亚书院——心力交瘁之际。从他们的书信看来，唐君毅应该相当熟悉胡兰成的作品，特别是《山河岁月》。唐君毅的思想博大精深，以心灵修养以及顿悟最为关键；他坚信人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认为“物质的身体，对人之心灵生命，乃为一束缚，物质乃一生命心灵以外之存在，而生命心灵既入于物质，则恒求超拔，以还于自身”。 胡兰成和唐君毅一样相信心的内铄能力，以及语言在心和超越存在间的中介功能。不同的是，唐君毅虽然相信直观式启悟，却再三强调如此的启悟靠的是自我不断修养与反省；胡兰成对自我修养的历程则少有着墨，反而强调灵犀一点的通感和随机而来的妙悟。
胡兰成与唐君毅在有关“情”的诠释时显现出更大不同。唐君毅认为“情”是人性情感中的珍贵特质，可助人走向至善之境；胡兰成则主张“情”的功能是引导人们远离善的诱惑。唐君毅有感于现实的无奈，特别将情和“历史的悲情”做连锁。在形上学的层次上，唐君毅其实是了解天道无情的：
天心好生，同时即好杀……先是宇宙永远是一自杀其所生的过程。所以现实世界，永远在本质上永远令人感起可悲的宇宙。
即便如是，唐恪遵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务求克己复礼归仁。与唐恰恰相反，胡兰成将历史的惊险都看作惊艳；即使面对天地不仁也无所动情，无所不动情——正如他对抗战浩劫的暴行的态度。因为只有跨过当下现实的牵挂，情才能显现其超越价值。
当代新儒家 巨擘 唐君毅
唐君毅和胡兰成之间的论辩是儒家“君子”与“荡子”之间的对话。胡兰成也希望建立儒家仁与礼的乌托邦，但仁与礼不过是体现生命更高境界的依托，随时可以超拔，因此也难怪他无须多费气力，就能够转向佛家的弃绝世事与道家的自然无为。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胡兰成的思绪回旋在种种理路中，有如旋转门般的此进彼出，令人目不暇给。追根究底，他所援引的任何一种思维资源和他所念兹在兹的“情”是否能够相互证成，其实不无可疑之处。延伸胡兰成所偏爱的《红楼梦》寓言，他的情也许千丝万缕，但最后留下来的真只有大荒中的有石历历，而且可能只是炫人耳目的文字大观。
在五十年代，胡兰成也曾试图接近唐君毅的同侪、现代新儒家的另一位重镇——徐复观先生。不过徐复观并不领情，并且警告唐君毅要小心这位流亡海外的荡子。除了学术史以外，徐复观对于文学的热爱与美学典范的坚持也是为人熟知的。他对“情”亦有深入的思考：
人的感情，是在修养的升华中而能得其正，在自身向下沉潜中而易得其真。得其正的感情，是社会的哀乐向个人之心的集约化。得其真的感情，是个人在某一刹那间，因外部打击而向内沉潜的人生的真实化。在其真实化的一刹那间，性情之真，也即是性情之正。
徐复观对“情之正”的观察来自儒家传统的训练。正如论者指出，徐对“情之真”的肯定则是来自道家思想，因为情需导向其开放、天然的根源。对徐复观及其他新儒家的学者来说，情之正与情之真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则成为现代新儒家学者的重要课题。
胡兰成的学说则进一步加剧了情之正与情之真之间的张力。虽然他总是被看作是个伪君子甚或是个骗子，但他的案例确展现了中国现代男性情感主体（modern male affective subjectivity）建立过程中，种种可为或不可为，或可爱或不可爱的条件。在唐君毅和徐复观等人试图寻求情之正与情之真之间的和谐的同时，我认为胡兰成另辟蹊径，反而加深了二者之间无尽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呈现的结果，我称为情之“变”。
“变”在传统伦理与诗学中其来有自，但多是被视为一个潜在的负面元素；所谓的“正”“变”之声甚至被用来衡量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习。“变”除了指变异、异常之外，亦可指变易、善变、机变，以及变逆。如此，我们可以说像《今生今世》这样一本荡子书的出现，就是一种世变的征候。我们必须承认在古典中国文学中，还没有一部回忆录能够像《今生今世》一样，如此明目张胆地运用“嬗变”与“善变”的主题来烘托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但换个角度看，这个以“变”为宗的感觉结构不正是常人所谓的“现代性”的要义？我想起了波德莱尔的老话：“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我的结论是，不论张迷对他有多少负面印象，胡兰成其人其文其情如此奇诡华丽、变化多端，十足是表彰中国的“现代”精神（zeitgeist）最不可思议的指标之一。
胡兰成的抒情美学还有最后的转折。整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一直自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但至少有三次他也把自己比作《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胡兰成也许犯了弗洛伊德式的口误，但此举却点出潜藏在他个性里孙猴子般的本性——叛逆且善变。胡兰成一心一意要做贾宝玉，却出落成孙行者。这也许是我们这位现代中国荡子的情感冒险中，最意外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