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医患矛盾愈演愈烈。早在2012年5月4日，卫生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二级以上医院设警务室，重点科室24小时监控。通知发出后，有的医院医护人员戴头盔上班，保安人员穿防弹背心上岗。笔者认为，这不仅无益于医改，反而会将医患关系二元对立化。医改，应该把消除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作为目标。从媒体报道的不少案例来看，医患纠纷大多数是因“医药不分”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

医护人员被称作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自古以来就被看做是最圣洁的职业。可这些年来，“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医院也未能幸免，医药暴利、小病大治、过度医疗等不道德的医疗现象广遭诟病。

2008年9月，我因腹泻到医院检查，还没等我把病情说完，医生就开出了内镜检查申请单，并开了200来元的泻药。第三天，我按约定的时间到医院做内镜检查，交了230元的检查费，大约6分钟检查完了，内镜检查报告单上诊断为“乙状结肠直肠炎”。大夫说需要治疗3个月，药有吃的，有灌的，有塞的。我告诉医生说，只在国内停留一个星期。医生便给我开了一个星期的药，说如果见效，走的时候再把3个月的药都开出来带走。一个星期的药花了800多元，吃完后病情并未见好转，出国时也就没有带药。到喀麦隆后，我在西北大区Widikum驻地附近发现有家医院，在这家医院检查后，医生给我开了两种药，说很便宜，不收药费了。吃了一天，病情明显好转，吃完三天的剂量，腹泻彻底好了，至今未复发。假如我在国内治疗，需要3个月的疗程，药费一万多元，还不见得能痊愈。

人都有利己心，仅靠道德力量很难阻止人对私利的追求。中国医院既卖药又开药，多数医生的收入和开出去的药费与检查费挂钩（也就是拿一定比例的提成），医生为医院创收越多，拿到的提成就越多，为此，医生给患者多开药、开贵药，让患者进行很多不必要的检查，动不动就住院，这对医院和医生来说，可谓是“双赢”。

我去过欧洲、非洲不少国家，他们的医院几乎都采取“医药分开”，医院只管诊断和对住院病人的治疗，患者在门诊看完病后拿着处方在大街上任何一家药店买药。这样做，就是防止黑心医生为从药品上获利而多开药，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或给政府医保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另外，从医疗信息角度来讲，患者与医生相比较，本就处于劣势。什么病，病的轻重，如何治疗，治疗效果，这些信息都是由医生提供给患者的，患者到了医院就由医生“任意摆布”了。遇到有良心的医生，会如实告诉你这些信息，采取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不是最贵的治疗方法。我二嫂的哥哥是位返聘坐诊的退休医生，他说，有时患者根本就没病，是心理作用认为自己有病，在退休老人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退休了，没什么事情做，天天想着延年益寿，再加上电台等媒体上无良医生的讲座忽悠，总感觉自己有病，便常往医院跑。遇到这样的“患者”，他就实施“安慰疗法”，开点维生素、谷维素之类的药物，“患者”认为看了专家门诊，就得到了安慰，放下了心理负担，“病”也就好了。

如果遇上无德医生，没病也说你有病，小病被放大，给患者造成心理恐惧。患者为了活命，才舍得大把大把地给医院掏钱，做各项检查，开上一堆药。其实这就是一种诈骗，是医疗诈骗。

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很容易被一些医生误导，认为看病花钱越多，效果越好。其实不然，美国华盛顿中心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治疗效果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没多大关系。研究还表明，在医生罢工期间，患者的死亡率反而明显下降，下降幅度在18%-50%之间。

就拿癌症来说，现在的一些治疗方法并没有多大效果。美国联邦医保开支的40%花费在癌症药物上，但半个世纪来，美国癌症患者死亡率一直是2‰。化疗并非对所有癌症都有效，美国和澳大利亚针对癌症治疗展开了一项全面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癌症患者中，发病5年内的存活率约为63%，化疗仅能提高2%的存活率，而化疗对多发性骨髓瘤、软组织肉瘤、皮肤黑素瘤、胰腺癌、子宫癌、前列腺癌、膀胱癌、肾癌等没有任何效果。肿瘤医生是收入最高的一类医生，他们的过半收入都来自化疗和销售药物的提成。在利益的驱使下，有的医生明知医治无效还劝说患者花费高昂的费用继续治疗，增加了患者的痛苦，最后落个人财两空，这当然很容易激化死者家属对医院的不满情绪。

从以上分析看，“医药不分”和“信息不对称”是医患矛盾的温床，患者掏了很多冤枉钱，却没有被医好，由此发生冲突。为此，医疗改革必须把“医药分开”和“信息对称”列入改革目标。

“医药分开”很好实施，禁止医院对门诊患者卖药（欧美国家的医院门诊只诊断不卖药），患者凭医生处方可在大街上的药店买药。在美国，“信息对称”则靠卫生部门及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传媒发布医药医疗信息，规定医院在大厅和各科室醒目位置上公布这些信息，让患者有更多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避免被不良医生误导。

医患关系的对立与激化，始于政府把医疗机构一下子推入市场的激流。

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经济之下的医疗体系，与经济完全脱钩。医院吃国家财政，收入也归政府。由于治病救人的职业特征，医护人员被誉为白衣天使，供奉在民众仰慕的高处，当然也拥有患者的无条件信任。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惊涛拍岸，政府决定一下子把医院推入汹涌的市场。

政府把医疗机构推入市场未必完全错误，毕竟医院由政府供养显见种种弊端。但是，缺乏相应的必要过渡，尤其是没有相辅的政策管理，简单粗暴地将医疗机构推入市场肯定是错的。

人性，是很难经受得住种种诱惑与考验。人性，本来就该由制度来抑制。忽视人的本性，忽视环境对人性的巨大冲击与腐蚀，让原本纯洁高尚的白衣天使露出了人性的狰狞。

于是，药企代表横行医院。医生开药不再顾及患者的支出和疗效，而是将自己的提成置顶。即使有良知未泯的，也被医院或科室要求完成药品开方的经济指标。药品如此，失衡的种种过度检查也是如此。为了提高再提高医疗设备的投资回报率，这些昂贵的进口医疗设备得由众多患者来买单。

患者有病，但是不傻。本来，医患之间患者有求而相对弱势，所以适当的忍让算是本份。然而，当患者越来越多地面对不菲的支出（那怕有医保），远非预期的疗效，以及医生的敷衍等等，终于激化成医患冲突。其中更有少数或气愤难平理智弱化或投诉无着自认不公的走向极端，从而孕育出职业医闹的非法市场。这里，医疗纷争的仲裁机构缺乏公信力也责无旁贷。

目前的医患冲突已成社会一患。患者有苦，医护有怨，还有不安。如何化解？政府当反省，更得拿出化瘀消痛的良方来。

看过武侠小说的人都会听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自己的父母被仇家杀了，那么，作为子女，自出身以后就会背负着为父母报仇的责任。如果大仇未报，他是死不瞑目的。

当然，我们今天是法治社会，一切套路都要按照法律思维来，坚决不允许报私仇的这种行为。然而，复仇的事情却是屡见不鲜，比如张扣扣案，比如雷洋案，再比如贾敬龙案，他们都是在民间被奉若英雄的中华杰出人物，单拿出其中的任何一位，都是不亚于关公关云长的忠义之士。所以说复仇是十分正当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说是必须要做的，不然粉身碎骨，天打雷劈，死无葬身之地！

我不支持对医生单独制定法律，进行特别的人身保护。也不支持对医闹或者伤害医生的人加重处罚。因为不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的矛盾，就无法阻止这种伤医事件的发生！

冤案要推进，还必须持之以恒地走法律程序、去反映情况，还必须大量寄发信件和做其它一些必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