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与思想家

漫画/陈彬

马建红(法学博士)

最近比较享受这种不必在路上奔波、也不用站在三尺讲台上滔滔不绝给台下学生“大水漫灌”的日子,不过,在家呆久了人就容易变得懒散,即便通过读书,“与思想大师们交流”产生一些共鸣,也大抵不切实际,这就是所谓的闭门造车吧。而当人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思维会变得活跃,因为你需要跟上别人讨论的节奏,及时作出反应,这样,一些独处时想不到的问题,就会顺着讨论的推进而逐渐清晰起来。可以说,独处时的冥思阅读与偶尔适度的合群交流,对学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人才的产生和培养,一方面需要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他人的点拨。古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王汎森院士,在一篇题为《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的文章中说道,学术环境的营造,不仅需要有线性的、纵向式的传习与听受,还要有横向的、从侧面撞进来的资源,而后者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他说,从英国近代几位文学大师的传记来看,他们总是有参加不完的社交或宴会,却又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是因为,“他们做学问是一齐做的,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功夫‘顶’上去;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与知识,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式的’。”王汎森先生在文中还谈道,19世纪末的维也纳之所以成为欧洲思想之都,成为“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是因为当时的维也纳城里有许许多多的小咖啡馆,人们点一杯咖啡就可以坐一天,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激发出各种思想的火花,一群人最终把一个人的学问和思想“顶”上去,可以说,这些咖啡馆即是“繁星”的养成之所,比如写出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昨日的世界》的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就是某咖啡馆的常客。

看到这里,笔者联想到年前读过的另一本有意思的书——英国莎拉·贝克威尔所著的《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书里写了很多有趣的人,胡塞尔,海德格尔,还有最近因疫情而重新火起来的《鼠疫》的作者加缪,等等。然而,书中主要介绍的,其实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以及他的终身伴侣、存在主义作家、女权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西蒙娜·波伏娃。

作为一名法学老师,在存在主义等各种哲学思潮面前,是绝不敢置喙的,以免因说外行话而被人嘲笑。不过,这并妨碍外行所具有的了解未知的好奇心,更何况这本著作书写的是“有趣的思想”以及那些“有趣的人”。那么,在二十世纪风行的现象学、存在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书中的介绍,居然也是在咖啡馆里。在1932年与1933年之交的某一时刻,西蒙娜·波伏娃、让-保罗·萨特与雷蒙·阿隆坐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一边谈论各种话题。阿隆给他的两位朋友介绍他在德国发现的一门名为“现象学”的哲学,他认为,传统的哲学家常常从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论出发,但德国的现象学家,却直接研究起了他们时刻正在经历的生活。如胡塞尔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马丁·海德格尔则说,历史上的所有哲学家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次要问题上,却忘了去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存在”的问题,而所谓的现象学方法,其实就是无须理会知识的杂乱,只要关注事物,让事物向你解释自身即可。随后,阿隆向萨特形象地解释,“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四十年后,已经成为存在主义大师的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一刻“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因为在此之前,他和波伏娃虽都听说过现象学,也试着去读一些海德格尔的书,但“我们一个字都不理解”。而就在阿隆解释的那一刻,他们注意到了现象学的“好”:这是一种把哲学与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联结起来研究哲学的方式。从此以后,萨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现象学的书籍,根据波伏娃的说法,他冲到最近的书店,要求“给我这里每一本论现象学的书,现在就要”。拿到还未裁开毛边本的书后,萨特“等不及拿裁纸刀,直接用手撕开书页,边走边读”。后来的故事,是“他以一种现象学创立者未曾想见的但却更让人兴奋和个人化的方式,把现象学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创建了一种兼具国际影响和巴黎风味的新哲学:现代存在主义”。

其实,咖啡馆与思想家的养成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世界上遍布咖啡馆,那满大街都该是哲学家了。这里的咖啡馆,只是一种隐喻,它为人们提供交流的平台,更以一种轻松闲适的氛围,使在其间对谈聊天的人,容易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多一些创新的灵感,少一些交流的禁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能早日回到“人群”中,和同事学生一起聊一些有趣的话题,虽无成为思想家的可能,但绝对能收到开阔视野活跃思想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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