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160万，人们对此次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担忧持续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全球衰退几乎是肯定的，“可能达到创纪录的规模”。
危机并不可怕，它并不都意味着增长停滞，其中也蕴藏着一定的发展机会。危机是强制性地挤出泡沫，强制性地淘汰落后，强制性地激励创新。马克思曾经指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讲的正是这个意思。马克思还曾经强调：“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发问：如果没有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就不会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正是“危机”作为一种机制淘汰了落后。所以，谁在危机到来时做出正确战略调整，谁就有可能实现超越。
正确地应对危机，首先需要对当下经济形势的客观认识。近期看，中国经济下滑不可避免。境内外疫情蔓延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产业链的冲击以及对冲击的恢复提出了挑战。就服务业来说，与“动”相关的餐饮、娱乐、商场、百货、旅游、运输等行业受冲击最大，与此同时，与“静”相关的产业倒是有所发展。
就制造业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全球产业链深度交织，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蝴蝶效应和系统性风险。我国外贸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导致很多处于产业链上的我国企业生产不出来，或者生产出来卖不出去，资金回笼成了问题。特别是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
此外，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时期，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后，我们的发展目标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粗放经营，而是需要强身健体，需要通过创新发展，所以我国确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速本就会慢下来，但是经济增长质量更高了。
经济发展阶段的调整和疫情的冲击二者叠加之后，我国经济下行是自然的，客观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下行期正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弯道超车的好时机。
应当认识到，眼下的全球经济是一个大停摆，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波及，之后经济如何发展，关键要看谁动手早。我国防疫抓得精准有力，迅速控制了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如今正在复工复产。
有观点认为，由于疫情的发展，有关的产业链会从中国大陆转移出去。这个观点的逻辑前提是，中国有疫情的冲击，而国外没有，从而中国的生产经营环境不如国外。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抗疫效果显著，各项经济活动正在有效恢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所示，有关的产业倒是可以转移到中国来。这其实是一个结构重组的过程，关键看谁的环境好，谁的基础好。我们不仅率先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成果，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而且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再加上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和专业技能人才，这些优势依然存在。就像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的，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最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恢复得很快，就是因为它们的人力资本没有受到破坏，使得两国的经济发展得以建立在高素质的劳动力上。
我们需要做的，一是继续在创新上下功夫。度过危机其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缩小成本、压低规模、扛过去；二是通过创新，开辟新的经营模式。一旦讲到创新，有两种情况：一是下意识的、自然而然的创新，一是在灾难、危机之下逼迫出来的创新。我们正处于疫情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中，这迫使我们创新，我们恰恰也需要创新。我国经济发展现在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所以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就是创新，是提升产业结构。
二是需要特别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真正从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角度认识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今的关键是解决民营企业成为自己人的问题。比如给国有企业的贷款收不回来，可以通过重组解决，但贷款给民营企业收不回来，那就成了大问题。金融企业也是企业，它也得挣钱。给民营企业贷款，风险高、利率自然就高。只有真正把民营企业变成自己人，民营企业贷款难等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民营企业在疫情冲击之下，关键是解决流动性的问题，解决“堵”和“断”的问题。从社会层面来看，关键是迅速地让人动起来，让生产动起来。人不动、生产不动，给点钱也不行。
就民营企业自身而言，疫情可以倒逼企业提升产业结构，这也是民营经济的机遇之一。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不可以再粗放进行，要生产出新的产品，抓紧这个洗牌机会跟上创新的步伐，适者生存。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在历练中自己学会游泳。民营企业需要有核心技术、有具备竞争力的产品才能生存，单靠补充资金是不够的。
需要提醒的是，当下应慎言强刺激。危机就如同人突然感冒一样，感冒本来是排毒，可以实现人体的适应性调整，感冒一上来就上抗生素，表面上看好了，但深层次的矛盾却被掩盖。对于一国经济而言，不仅可能掩盖深层次的矛盾，还将错失结构调整和创新的良机。（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