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3日一早，我在内江市。大雾弥漫，几米开外就不辨人影。这样的浓雾成都不可遇，反而是在沱江之畔的城中仍是浓得化不开。到了中午浓雾略散一些，可以看到壮硕的黄葛树与斧头一般的人民疾步带风，在起伏凸凹的街头巷尾，他们的身后带起了兀自低飞的团团水汽。
与诗人陶春、谢银恩汇合后，去市中区图书馆举行讲座。闲谈里得知，沈从文曾经来过内江，而且生活了3个多月。我当天返回老家自贡市看望母亲，25日一早开车直奔内江市双才镇。但再次遭遇浓雾，高速公路封闭。我走老路到达双才镇时，看到不少商家正在为塑料的圣诞老人拼命充气。哦，今天是圣诞节啊。
高华仲先生如约先到了。他1935年出生于本地的花子坪，职业警察，担任过公安分局副局长。自己的祖居地位于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1949年之前叫宗溪乡长山村4组，乡名后改为便民乡，现在为双才镇双才村4组），那里恰是沈从文参加土改工作队的驻扎村。高华仲有7兄弟，他排行为五，古道热肠，近年详细研究沈从文先生在内江期间写的9封书信，做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已为多批外地沈从文寻访者担任向导。
我们穿过一座水库，顺二三米宽的花子沟小河蜿蜒于赭红色的丘陵之间，穿过一条约2华里长的冲沟，便到达右侧坡上的沈从文曾居住的糖房旧址，为四合院后面的一排正房。右侧是糖房的大木桶，居中是青石板方形院子，下面是糖房作坊“漏棚子”。总｜面积约二千平方米，呈“四横两正”的空间结构。
遗憾的是，当年的糖房已经拆毁，只残存一二堵土墙。70多年前的宽大石阶还在，空地上堆放着很多精雕细刻的青色细质砂岩雕刻残件，绝大部分毁于土改以及文革期间，来自花厅、花台、柱础、石碑、梁柱、磨盘、石狮子……上面长出了青苔，露出了时光斑驳的痕迹。高华仲说：“房子中侧屋是糖房的堆糖处，大方石柱，有大门栏，还有秘室，墙中有一个孔可以藏金银。还有大到可容一二百石的木糖桶……”糖房的简陋而实用的设备曾经让沈从文充满了好奇。高华仲带我来到旧址的三合土坝子，比划沈从文家书中描绘场景的具体位置。他说：“我的祖父高代兴人称‘高百万’，在双才镇开设了糖房，后来又在资中县银山镇开设糖房。抗战期间，四川省修建资中县到内江县41公里的公路，我祖父捐资总款的六分之一。开设糖房其实很辛苦的，祖父租用了十几头水牛，四班倒，用来推动压榨甘蔗的石轮子……可惜糖房拆除得差不多了。不过，土墙上密藏金银的那个洞还在呢。”
在这个宁静的村庄里，周边还留着大片竹林和杂树，一是在于退耕还林，二是青壮劳力均外出打工，村里不但不见一缕炊烟，甚至连犬吠也听不到一声。偌大一个村落安静极了，阳光泼撒下来，在地面反弹而起，与齐胸高的丝茅草亲密纠结，发出哗哗哗的流淌声。小山顶没有旧时那种村落标志式的大树，斑鸠、麻雀麇集，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一如沈从文家书描写的那般宁静美丽……
蜜饯甜得少见
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随同北京的土改团，启程参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土改团约有六百多人，先乘火车到汉口，然后分坐两艘轮船逆江而上抵达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于11月4日到重庆，分在西南第八团四队，11月13日到达产糖的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当时内江县（今内江市东兴区）的土改分两期举行。第一期于1951年6月12日至1951年10月26日进行，第二期于1951年11月3日至1952年2月29日进行。沈从文所在的队伍，一共有104人，由来自北京的教师、干部、作家、学者等人士组成。
“桃红色作家”的高帽子赫然在顶，沈从文又在1949年年初遭到私人感情与个人出路的双重打击，出现“精神失常”，他“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里指出：“上革命大学期间，他写了《我的感想——我的检讨》一文，说‘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交学习报告时，他几乎是逐条批评了座谈、理论测验等各种思想改造方式，说自己‘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这似乎有些嚣张，可见他仍然采用“乡下人”的“犟”与“韧”来对付新时代的训令。但很快，在摧枯拉朽的疾风暴雨下，他就不敢如此直白了。
“自杀”之前，沈从文写了两章自传，其中一章叫《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即说：“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他秘藏着这份手稿，一直放到了1975年8月15日，才交给了自己的忘年交王㐨保存，“将来收到我的全集里。”（张新颖《九个人》，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版，第18页）。这足以看出沈从文对此文的不悔。
沈从文是渴望把自己、把一切交给时间，交给土地，让它们去做出终极裁决。而在一个任何鸟儿都伪装成夜莺与百灵鸟的语境下，聒噪都变成了麦浪般起伏的金色合唱。一个人的喃喃自语，只好寻找那些树皮的缝隙，悄悄藏匿其中。
空空的鸟笼，是一个想象的拓扑学装置。
笼中鸟，才构成了一个薛定谔的装置。
泰戈尔在《飞鸟集》里说过一句话，似乎就是对沈从文说的：“人类的历史，是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沈从文的病，到当年秋冬季才逐渐平息下来；1950年3月他进入华北大学政治学习，不久转入华北革命大学，至12月结业，回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参加土改之前，他曾就此事询问过丁玲。“丁玲所谈‘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平心而论，内江土改之行，尽管条件艰苦，但估计要比在革命大学期间愉快得多。革命大学学习他几乎不明白的理论，而土改却是实际接触山川风物和现实人事，一直以“乡下人”自谓的沈从文，自然更愿意深入到乡村，而川南与湘西的山野差距并不太大，他毕竟熟悉那种特殊的味道。同时他还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借此亲身参与历史变动的机会，尝试寻找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文学方式，重新开始写作。
也许死过一回，似乎就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大观。但至少，沈从文变得从容一些了。
“今天下午（1951年11月8日）二时半到了内江县，是川南大地方，出糖和橘子，有文化，多知识分子……地方有文化，也有文物……水名沱江，大如沅水（沅江），清而急，两岸肥沃无可比拟，蔗园、橘子园都一山一山连接。这几天橘子还未下，一片一片金星。土地之厚，除山东胶东所见，实在无可比拟……”浮光掠影的书信文体里，仍有不时跃起的才思之翅闪烁。这是沈从文寄给妻子张兆和的第一封家书，他进一步描绘他眼中的内江县：“这地方出糖，所以蜜饯甜得少见。一来招待即是这种甜蜜饯。”1950年代初市场供应尚可，加上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入川，甜城内江就给沈从文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内江县当时的甘蔗主要为青皮蔗，并不粗壮，但含糖量较高。可见本地蜜饯深合沈从文的心意。作家聂华苓《怀念梁实秋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个细节。1980年她回大陆，在宴会上见到沈从文，发现沈先生很少吃菜。他说平时只吃面条，但吃很多糖。“我问：‘为什么吃那么多糖呢？对您身体不好呀！’沈先生笑眯眯地说：‘因为以前我爱上一个糖坊的姑娘，没有成，从此我就爱吃糖’。”（《情忆·名人·美文》，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因为痴迷于糖坊姑娘，就养成爱吃糖的习惯，沈从文爱而近痴，痴得可爱。置身于“蜜饯甜得少见”的山村，沈从文是否产生甜蜜的回忆不得而知，但他的心情一点不坏。
平时缄口而行，客气微笑，写信成为了沈从文记录新时代、新时空系列变化的唯一抒发方式。“我住处是个大糖房，在山顶上，属于地主‘高百万’家产。”沈从文在1951年11月19日写的家书中，如此描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高华仲已经考证得很是清楚。“糖锅日夜沸腾，原料如山堆积，成品如山堆积……”沈从文用文字还原了当时制糖的场景：“特别是糖房中一切，空气动人得很。大圆亭子有三丈高，用石柱子撑起，中间一个榨，两个大石碾子如方桌大，竖立起来，把一簇簇甘蔗从孔口送进去，甘蔗汁就流到沟里，泄到另外一处去。三个水牛拉动碾辕，长到二丈多，一共两件，和大梁柱一样，悬空挂起。牛走动时，后面喝牛的就吹口哨跟在后面，一天分五班换动，白天也点着一盏小油灯，光线黯黯的，一天要榨一万多公斤甘蔗，熬糖二百来公斤……”
糖房“空气动人得很”，看到出沈从文是甜在心里。他把糖房工作场景记录得如此细腻，应该是为自己构思的小说准备素材。
而在内江期间，他在建国后第一次小说创作的尝试，雄心勃勃完成了两篇结构比较完整的小说作品《老同志》《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一》。
高华仲告诉我：“事实上很多年前，我们就知道沈从文先生住在祖父家，只是一直没在意。直到前几年，内江一批文化人士慕名寻访，我们才开始试图还原沈从文先生在内江的居住环境。”高华仲说：“为此，我们家二代、三代人根据当年的印象，特意绘制了沈从文当年居住老宅的房屋结构图。”
我告诉高华仲：“12月28日是从文先生的生日。他在你的祖宅过了50岁生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