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档案｜蒋蓝：沈从文在内江（上）
文/蒋蓝
山鸟悟禅机
在沈从文眼里，“纳鞋底的婆婆、池边抽着叶子烟、拿着细竹竿钓鱼的老汉……都是淳朴村民。身为土改工作队成员，必须深入到村民中去，倾听他们的心声。
高华仲打听到个别见过沈从文的老人。我对此颇有疑虑，在农民印象里，沈从文其貌不扬，说话极少，关键不是领导。几十年之后何来印象？1920年出生的叶章群老人是退休教师，住在双才镇。60多年前他曾作为当地的文教（相当于现在的村组干部），多次为沈从文送土改资料，与沈从文有多面之缘：“沈从文先生个子不算高，话不多，但为人亲切和蔼，爱用红萝卜、白萝卜煮成汁，当茶水喝。”高华仲又带我去见双才村4组村民高荣德，这位已逾越90岁的老者，是高华仲的叔父，穿一件黏有黄泥的黑呢大衣，他承认，自己曾听本地人说过作家沈从文在他们家的老糖房里住过，虽未亲眼见到本人，但听说“（沈从文）来参加土改，为人很公正。”
在沈从文居住的房子背后，是一座不高的山，那是有很多松柏、柑橘树，一条直达山顶堰塘的小路旁，黄鼠狼、松鼠、野兔、山鸡、毛狗不时出没。与山头正对的是另一座大小仿佛的小山包，两山山脊之间有小道相连。这一线成为沈从文散步的必经之路。旧时对面山头建有一座观音小庙，山门的对联是“神恩浩荡迎接蓬山神脉，庙貌巍峨远观圣水河清”。现在居住在重建小庙里的是吴大权、邱翠仙夫妇对我回忆：老庙子毁于土改时期……
在乡村特殊的气息里，沈从文认同这种气息，与山野、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尤其注意到孩子的生活：“特别是孩子们，多瘦弱，死亡率一定相当高……孩子们极聪明，很乖，长得也好看。”（《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路上常和一些本地小孩碰头，他们大多是背了个小背篓，手中拿把镰刀，到各处去割草，喂兔儿……读不成书，可是已必须每天参加生产。”（《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他抓取细节的功夫仍是那样出众：“在田坎路，一次迎面碰上一个年仅5岁、挑着竹箕去捡狗屎的小孩……小孩子四五岁即挑了小撮箕山上到处捡狗屎……很多孩子都一头白疥癞。都很聪明，但是生活实在贫困。”（《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孩子“见了我们也称‘土改同志’，知道是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
“土改同志”是寂寞的，但唯有在寂寞里，他才有机会在充满泥土芳香的小路上，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回到那个梦中的糖房去……
鸟是空山的大师。鸟儿也是空山的人民。
“晚饭后，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壁上去，四野丘陵连亘，到处是褐色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房子前的水田杂树，特别是小竹林，都和电影或戏剧背景一样，在透明潮润空气中萧疏疏的……”沈从文眼中的内江农村，虽然不同于他的苗乡沅水，也有别于他曾生活8年的云南。他认为内江充满灵气，甚至早晨起床听到的鸟叫声，也被他称作“山鸟悟禅机”。
“恨别鸟惊心”的余绪是，一个人从芙蓉花大面积跌落的风雨空隙里，看见乱飞的鸟儿，再一次像菊花那样飞起，站在了蜀国芙蓉的枝头。凝露为霜，霜如银。在晨光下变成了一滴一滴的时光残液，从容自瓦楞落下。夜露滴落的声音，将鸟鸣溅湿，鸟鸣翠绿而蓬松，如山野的万竿修簧，也如西王母的发饰。方才知道，夜露流过的方式与姿势，与雨完全不同。
所谓“禅机”，看来在现实里并不存在。
12月份，川南冷雨乱飞。沈从文给作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写信：
今甫先生：我到四川已七十天，到的是出甘蔗糖的内江县。在船上时尚见到杨起等，一离重庆即不再见，大致分过川东去了。我们这里属川南，离自流井只百多里，离成都只二百里，从重庆到成都铁路已达内江。将来返重庆时，大致是坐车回去的。工作已到第三段落，每天有斗争，地方竹子林极多，地主多缚于竹子林间。因经过减租退押，经过小土改，地主多穿得比贫农还破烂，不易看出过去贫富对照情况。惟真正重重剥削制，这里实比任何地方还严重，因地主多兼作糖房主、保甲、国民党、会道门头子、青帮领袖，特别是在抗日时代拉壮丁事，地主劣绅兼乡保长的，作恶多极。老太太申诉时，十年前事无不道及，加之川人长于词辩，说理极感人。人家住处多真正三家村，居多且只一家，背岩向阳，竹林围绕（到处具石涛画意）。我们工作地且在一荒废堡垒下村子中，自然景物极温静，人却在历史中而动，对照下格外动人。斗争场子在堡下一个糖房晒蔗皮斜坡间，一片灰白色，农民多着蓝布衫子，白头巾，白围裙，堡子在阳光下绿色淡淡的，天云灰中透蓝，大家坐到高处，看群众中小红旗飘飘从田埂间来去，感人得很。下乡别的不太困难，只是胃不济事的要考虑。如吃的能对付，所见所学，对一个人得益实在太多。特别是思想改造、群众路线、人民翻身、毛泽东思想等等问题，从实践学习中，得益太多。农民问题以至于有关土改文学，以教书言，不身临其境，说亦说不透彻也。我在此心脏不大好，胃也不大好，每晚必痛醒，大致饭菜中不离辣子酱，或有关系。希望不至于和佩弦（朱自清）同病。同来的多廿卅少壮，因此不大能理解一个人胃会被四川之特有豆瓣酱弄倒事。地方出糖，本地人实不能吃糖。出橘子，只五百一斤。出猪肉，二小时可作红烧，三千一斤。晚上燃灯用菜油，却过六千一斤。到处有竹林，田地过冬亦一片绿芜照眼。工作大致年底可告一段落，主要任务必可作完，新二月可返京。闻兆和说，学校催搬住处，如未能有住处，盼为商……（《沈从文全集》十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
沈从文提到的“地主多兼作糖房主”，应该就是以“高百万”为代表的人物。他散步偶然在竹林里的发现，记录了那个特殊时代“榨浮财”的手段。
1952年12月28日，沈从文在土改工作队度过了50岁生日，当日他是如何度过这一个重要生日的？无从得知。他在镇上参加了一场批斗恶霸地主的五千人大会，回来后给儿子写信，说轰轰烈烈过去后，“山道上敲锣打鼓”，“反而给人一种异常沉寂感。”原来发生在土地上的一切残忍，流血，喧嚣，总归“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这是“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的亘古真实。沈从文进而指出：“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
这一封信表达出来的情感与心性，与致杨振声信中表达的那种急于活学活用的昂扬，呈现出陡然之变。
如此说来，一个人表情上、语气上的“虔诚”未必具有实质意义，置身疾风暴雨之下，固有的温柔恭俭良全然都成为了累赘。但不管如何，一个人相信过的东西，因为没有背叛过自己，那么自己就只好相信下去。比如尊严，那就只能放弃一切去捍卫。
钱钟书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走在同一条山道上，我似乎看到了那个踽踽独行的、未老先衰的身影。
一个人的身影，光从身后投向前方与光从身前投往背后，意义完全不同。从旁观者角度而言，光将一个人的影子投向身后，他就是光之子，光反而成为了他的群众。反之，一个人剬踩着自己的影子独行，背光逆行，影子就成为了他逸出阵营的证据。
50岁生日过去了，紧接着，春节来了。
1952年1月29日，沈从文的一封家书中提到：“在小乡场上区公所里，我和二十来位年轻工作干部把年过了，真是个离奇的年。”“这个年我本意是到砦子上一个农家过的，一定更有意义。因为这几天喉痛咳嗽，砦子上用水极不方便，就只好放弃了。”沈从文在家书中解释了原因，那里只有一口水井，提水也费力。之后，他还到乡场上看内江村民过年，描绘了一幅川南人过年的场景：“乡下人都追来办年货……卖鱼的却换了些橘子、米糖回去。到了午后，百十户铺子都关上铺门，大街上就已冷清清的了……每家都在办年夜饭，且有几户军属，柴门边贴有毛主席和总司令像……”
大年初一，沈从文还和当地群众去扫墓（今双才烈士陵园），祭奠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和干部：“各村群众到时都来了，垒土到坟上去，还扎了白纸花……大家绕着那一长列坟转圈子，有个洋鼓声音哑哑的，锣也破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