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蒋蓝
2017年12月23日一早，我在内江市。大雾弥漫，几米开外就不辨人影。这样的浓雾成都不可遇，反而是在沱江之畔的城中仍是浓得化不开。到了中午浓雾略散一些，可以看到壮硕的黄葛树与斧头一般的人民疾步带风，在起伏凸凹的街头巷尾，他们的身后带起了兀自低飞的团团水汽。
与诗人陶春、谢银恩汇合后，去市中区图书馆举行讲座。闲谈里得知，沈从文曾经来过内江，而且生活了3个多月。我当天返回老家自贡市看望母亲，25日一早开车直奔内江市双才镇。但再次遭遇浓雾，高速公路封闭。我走老路到达双才镇时，看到不少商家正在为塑料的圣诞老人拼命充气。哦，今天是圣诞节啊。
高华仲先生如约先到了。他1935年出生于本地的花子坪，职业警察，担任过内江市东兴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教导员。自己的祖居地位于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1949年之前叫宗溪乡长山村4组，1950年乡名后改为便民乡，现在为双才镇双才村4组），那里恰是沈从文参加土改工作队的驻扎村。高华仲有7兄弟，他排行为五，古道热肠，近年详细研究沈从文先生在内江期间写的38封书信，做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已为多批外地沈从文寻访者担任向导。
我们穿过一座水库，顺二三米宽的花子沟小河蜿蜒于赭红色的丘陵之间，穿过一条约2华里长的冲沟，便到达右侧坡上的沈从文曾居住的糖房旧址，为四合院后面的一排正房。右侧是糖房的大木桶，居中是青石板方形院子，下面是糖房作坊“漏棚子”。总面积约二千平方米，呈“四横两正”的空间结构。
遗憾的是，当年的糖房已经拆毁，只残存一二堵土墙。70多年前的宽大石阶还在，空地上堆放着很多精雕细刻的青色细质砂岩雕刻残件，绝大部分毁于土改以及文革期间，来自花厅、花台、柱础、石碑、梁柱、磨盘、石狮子……上面长出了青苔，露出了时光斑驳的痕迹。高华仲说：“房子中侧屋是糖房的堆糖处，大方石柱，有大门栏，还有秘室，墙中有一个孔可以藏金银。还有大到可容一二百石的木糖桶……”糖房的简陋而实用的设备曾经让沈从文充满了好奇。高华仲带我来到旧址的石板坝子上，比划自己记忆中以及沈从文家书里描绘场景的具体位置。他说：“我的祖父高代兴人称‘高百万’，在双才镇开设了糖房，后来又在资中县银山镇开设糖房。抗战期间，四川省修建成渝公路，其中资中县到内江县41公里，我祖父捐资总款的六分之一。开设糖房其实很辛苦的，祖父租用了十几头水牛，四班倒，用来推动压榨甘蔗的石磙子……可惜糖房拆除得差不多了。不过，土墙上密藏金银的那个洞还在呢。”
在这个宁静的村庄里，周边还留着大片竹林和杂树，一是在于退耕还林，二是青壮劳力均外出打工，村里不但不见一缕炊烟，甚至连犬吠也听不到一声。偌大一个村落安静极了，阳光泼撒下来，在地面反弹而起，与齐胸高的丝茅草亲密纠结，发出哗哗哗的流淌声。小山顶没有旧时那种村落标志式的大树，斑鸠、麻雀麇集，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一如沈从文家书描写的那般宁静美丽……
蜜饯甜得少见
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随同北京的土改团，启程参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土改团约有六百多人（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里的数据），先乘火车到汉口，然后分坐两艘轮船逆江而上抵达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于11月4日到重庆，分在西南第八团四队，11月13日到达产糖的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当时内江县（今内江市东兴区）的土改分两期举行。第一期于1951年6月12日至1951年10月26日进行，第二期于1951年11月3日至1952年2月29日进行。沈从文所在的队伍，一共有104人，由来自北京的教师、干部、作家、学者等人士组成。
“桃红色作家”的高帽子赫然在顶，沈从文又在1949年年初遭到私人感情与个人出路的双重打击，出现“精神失常”，他“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里指出：“上革命大学期间，他写了《我的感想——我的检讨》一文，说‘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交学习报告时，他几乎是逐条批评了座谈、理论测验等各种思想改造方式，说自己‘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这些意见似乎有些“嚣张”，可见他仍然采用“乡下人”的“犟”与“韧”来对付新时代的训令。但很快，在摧枯拉朽的疾风暴雨下，他就不敢如此直白了。
“自杀”之前，沈从文写了两章自传，其中一章叫《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即说：“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他秘藏着这份手稿，一直放到了1975年8月15日，才交给了自己的忘年交王㐨保存，“将来收到我的全集里。”（张新颖《九个人》，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版，第18页）。这足以看出沈从文对此文的不悔。
沈从文是渴望把自己、把一切交给时间，交给土地，让它们去做出终极裁决。而在一个任何鸟儿都伪装成夜莺与百灵鸟的语境下，聒噪都变成了麦浪般起伏的金色合唱。一个人的喃喃自语，只好寻找那些树皮的缝隙，悄悄藏匿其中。
空空的鸟笼，是一个想象的拓扑学装置。
笼中鸟，才构成了一个薛定谔的装置。
泰戈尔在《飞鸟集》里说过一句话，似乎就是对沈从文说的：“人类的历史，是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沈从文的心病，到当年秋冬季才逐渐平息下来；1950年3月他进入华北大学政治学习，不久转入华北革命大学，至12月结业，回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参加土改之前，他曾就此事询问过丁玲。“丁玲所谈‘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平心而论，内江土改之行，尽管条件艰苦，但估计要比在革命大学期间愉快得多。革命大学学习他几乎不明白的理论，而土改却是实际接触山川风物和现实人事，一直以“乡下人”自谓的沈从文，自然更愿意深入到乡村，而川南与湘西的山野差距并不太大，他毕竟熟悉那种特殊的味道。同时他还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借此亲身参与历史变动的机会，尝试寻找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文学方式，重新开始写作。
也许死过一回，似乎就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大观。但至少，沈从文变得从容一些了。
“今天下午（1951年11月8日）二时半到了内江县，是川南大地方，出糖和橘子，有文化，多知识分子……地方有文化，也有文物……水名沱江，大如沅水（沅江），清而急，两岸肥沃无可比拟，蔗园、橘子园都一山一山连接。这几天橘子还未下，一片一片金星。土地之厚，除山东胶东所见，实在无可比拟……”浮光掠影的书信文体里，仍有不时跃起的才思之翅闪烁。这是沈从文寄给妻子张兆和的第一封家书，他进一步描绘他眼中的内江县：“这地方出糖，所以蜜饯甜得少见。一来招待即是这种甜蜜饯。”1950年代初市场供应尚可，加上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入川，甜城内江就给沈从文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内江县当时的甘蔗主要为青皮蔗，并不粗壮，但含糖量较高。可见本地蜜饯深合沈从文的心意。作家聂华苓《怀念梁实秋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个细节。1980年她回大陆，在宴会上见到沈从文，发现沈先生很少吃菜。他说平时只吃面条，但吃很多糖。“我问：‘为什么吃那么多糖呢？对您身体不好呀！’沈先生笑眯眯地说：‘因为以前我爱上一个糖坊的姑娘，没有成，从此我就爱吃糖’。”（《情忆·名人·美文》，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因为痴迷于糖坊姑娘，就养成爱吃糖的习惯，沈从文爱而近痴，痴得可爱。置身于“蜜饯甜得少见”的山村，沈从文是否产生甜蜜的回忆不得而知，但他的心情一点不坏。
平时缄口而行，客气微笑，写信成为了沈从文记录新时代、新时空系列变化的唯一抒发方式。“我住处是个大糖房，在山顶上，属于地主‘高百万’家产。”沈从文在1951年11月19日写的家书中，如此描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对此，高华仲已经考证得很是清楚。“糖锅日夜沸腾，原料如山堆积，成品如山堆积……”沈从文用文字还原了当时制糖的场景：“特别是糖房中一切，空气动人得很。大圆亭子有三丈高，用石柱子撑起，中间一个榨，两个大石磙子如方桌大，竖立起来，把一簇簇甘蔗从孔口送进去，甘蔗汁就流到沟里，泄到另外一处去。三个水牛拉动碾辕，长到二丈多，一共两件，和大梁柱一样，悬空挂起。牛走动时，后面喝牛的就吹口哨跟在后面，一天分五班换动，白天也点着一盏小油灯，光线黯黯的，一天要榨一万多公斤甘蔗，熬糖二百来公斤……”
糖房“空气动人得很”，看到出沈从文是甜在心里。他把糖房工作场景记录得如此细腻，应该是为自己构思的小说准备素材。
而在内江期间，他修改、完善了建国后进行的首次小说创作，这是两部雄心勃勃、结构相对完整的小说《老同志》《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一》。
比如短篇小说《老同志》，沈从文后来“请妻子张兆和代为投稿，但没有成功。1952年5月，他又亲自寄到某报编辑部，3个月后被退回。他随即将稿子寄给丁玲，表示不拘刊物大小，甚至可以不署他本人姓名，只求能够发表；如果不能发表，他也渴望丁玲指出缺点……”（李斌《<老同志>与沈从文创作转型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老同志》这样的小说标题出自沈从文之手简直有些匪夷所思。他竭力书写、讴歌体力劳动，他几乎把身体与灵魂匍匐于土地，仰视着劳动者。但他明显缺乏对劳动的分析，细节也不是他擅长的，文字浮泛。小说通过魏同志和小花猫的情节，他发挥了“把生命谐和于自然”的技能，其实还是动用了固有的“湘西资源”，这样外露的田园生活与忍不住的生命诗意描写，与他“管理生命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产生了深刻矛盾。根性上说，沈从文完全不具备郭沫若在《西湖纪游·雷峰塔下》里表达的跪倒在老农民面前的“大词情怀”：“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
他刚刚升跃起来的创作火苗，很快就死灭了……
站在老糖房的旧址上，我陷入了沉思。想象着那个喜欢被着手、弓腰散步的人，他的文学，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沉默，乃至他的彻底罢手，不全然是时代的严苛……
高华仲告诉我：“事实上很多年前，我们就知道沈从文先生住在祖父家，只是一直没在意。直到前几年，内江一批文化人士慕名寻访，我们才开始试图还原沈从文先生在内江的居住环境。”高华仲说：“为此，我们家二代、三代人根据当年的印象，特意绘制了沈从文当年居住老宅的房屋结构图。”
我告诉高华仲：“12月28日是从文先生的生日。他在你的祖宅过了50岁生日。”
山鸟悟禅机
在沈从文眼里，“纳鞋底的婆婆、池边抽着叶子烟、拿着细竹竿钓鱼的老汉……都是淳朴村民。身为土改工作队成员，必须深入到村民中去，倾听他们的心声。
高华仲打听到个别见过沈从文的老人。我对此颇有疑虑，在农民印象里，沈从文其貌不扬，说话极少，关键不是领导。几十年之后何来印象？1920年出生的叶章群老人是退休教师，住在双才镇。60多年前他曾作为当地的文教（相当于现在的村组干部），多次为沈从文送土改资料，与沈从文有多面之缘：“沈从文先生个子不算高，话不多，但为人亲切和蔼，爱用红萝卜、白萝卜煮成汁，当茶水喝。”高华仲又带我去见双才村4组村民高荣德，这位已逾越90岁的老者，是高华仲的叔父，穿一件黏有黄泥的黑呢大衣，他承认，自己曾听本地人说过作家沈从文在他们家的老糖房里住过，虽未亲眼见到本人，但听说“（沈从文）来参加土改，为人很公正。”
在沈从文居住的房子背后，是一座不高的山，那是有很多松柏、柑橘树，一条直达山顶堰塘的小路旁，黄鼠狼、松鼠、野兔、山鸡、毛狗不时出没。与山头正对的是另一座大小仿佛的小山包，两山山脊之间有小道相连。这一线成为沈从文散步的必经之路。旧时对面山头建有一座观音小庙，山门的对联是“神恩浩荡迎接蓬山神脉，庙貌巍峨远观圣水河清”。现在居住在重建小庙里的是吴大权、邱翠仙夫妇对我回忆：老庙子毁于土改时期……
在乡村特殊的气息里，沈从文认同这种气息，与山野、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尤其注意到孩子的生活：“特别是孩子们，多瘦弱，死亡率一定相当高……孩子们极聪明，很乖，长得也好看。”（《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路上常和一些本地小孩碰头，他们大多是背了个小背篓，手中拿把镰刀，到各处去割草，喂兔儿……读不成书，可是已必须每天参加生产。”（《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他抓取细节的功夫仍是那样出众：“在田坎路，一次迎面碰上一个年仅5岁、挑着竹箕去捡狗屎的小孩……小孩子四五岁即挑了小撮箕山上到处捡狗屎……很多孩子都一头白疥癞。都很聪明，但是生活实在贫困。”（《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孩子“见了我们也称‘土改同志’，知道是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
“土改同志”是寂寞的，但唯有在寂寞里，他才有机会在充满泥土芳香的小路上，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回到那个梦中的糖房去……
鸟是空山的大师。鸟儿也是空山的人民。
“晚饭后，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壁上去，四野丘陵连亘，到处是褐色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房子前的水田杂树，特别是小竹林，都和电影或戏剧背景一样，在透明潮润空气中萧疏疏的……”沈从文眼中的内江农村，虽然不同于他的苗乡沅水，也有别于他曾生活8年的云南。他认为内江充满灵气，甚至早晨起床听到的鸟叫声，也被他称作“山鸟悟禅机”。
“恨别鸟惊心”的余绪是，一个人从芙蓉花大面积跌落的风雨空隙里，看见乱飞的鸟儿，再一次像菊花那样飞起，站在了蜀国芙蓉的枝头。凝露为霜，霜如银。在晨光下变成了一滴一滴的时光残液，从容自瓦楞落下。夜露滴落的声音，将鸟鸣溅湿，鸟鸣翠绿而蓬松，如山野的万竿修簧，也如西王母的发饰。方才知道，夜露流过的方式与姿势，与雨完全不同。
所谓“禅机”，看来在现实里并不存在。
12月份，川南冷雨乱飞。沈从文给作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写信：
今甫先生：我到四川已七十天，到的是出甘蔗糖的内江县。在船上时尚见到杨起等，一离重庆即不再见，大致分过川东去了。我们这里属川南，离自流井只百多里，离成都只二百里，从重庆到成都铁路已达内江。将来返重庆时，大致是坐车回去的。工作已到第三段落，每天有斗争，地方竹子林极多，地主多缚于竹子林间。因经过减租退押，经过小土改，地主多穿得比贫农还破烂，不易看出过去贫富对照情况。惟真正重重剥削制，这里实比任何地方还严重，因地主多兼作糖房主、保甲、国民党、会道门头子、青帮领袖，特别是在抗日时代拉壮丁事，地主劣绅兼乡保长的，作恶多极。老太太申诉时，十年前事无不道及，加之川人长于词辩，说理极感人。人家住处多真正三家村，居多且只一家，背岩向阳，竹林围绕（到处具石涛画意）。我们工作地且在一荒废堡垒下村子中，自然景物极温静，人却在历史中而动，对照下格外动人。斗争场子在堡下一个糖房晒蔗皮斜坡间，一片灰白色，农民多着蓝布衫子，白头巾，白围裙，堡子在阳光下绿色淡淡的，天云灰中透蓝，大家坐到高处，看群众中小红旗飘飘从田埂间来去，感人得很。下乡别的不太困难，只是胃不济事的要考虑。如吃的能对付，所见所学，对一个人得益实在太多。特别是思想改造、群众路线、人民翻身、毛泽东思想等等问题，从实践学习中，得益太多。农民问题以至于有关土改文学，以教书言，不身临其境，说亦说不透彻也。我在此心脏不大好，胃也不大好，每晚必痛醒，大致饭菜中不离辣子酱，或有关系。希望不至于和佩弦（朱自清）同病。同来的多廿卅少壮，因此不大能理解一个人胃会被四川之特有豆瓣酱弄倒事。地方出糖，本地人实不能吃糖。出橘子，只五百一斤。出猪肉，二小时可作红烧，三千一斤。晚上燃灯用菜油，却过六千一斤。到处有竹林，田地过冬亦一片绿芜照眼。工作大致年底可告一段落，主要任务必可作完，新二月可返京。闻兆和说，学校催搬住处，如未能有住处，盼为商……（《沈从文全集》十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
沈从文提到的“地主多兼作糖房主”，应该就是以“高百万”为代表的人物。他散步偶然在竹林里的发现，记录了那个特殊时代“榨浮财”的手段。
1952年12月28日，沈从文在土改工作队度过了50岁生日，当日他是如何度过这一个重要生日的？无从得知。他在镇上参加了一场批斗恶霸地主的五千人大会，回来后给儿子写信，说轰轰烈烈过去后，“山道上敲锣打鼓”，“反而给人一种异常沉寂感。”原来发生在土地上的一切残忍，流血，喧嚣，总归“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这是“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的亘古真实。沈从文进而指出：“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
这一封信表达出来的情感与心性，与致杨振声信中表达的那种急于活学活用的昂扬，呈现出陡然之变。
如此说来，一个人表情上、语气上的“虔诚”未必具有实质意义，置身疾风暴雨之下，固有的温柔恭俭良全然都成为了累赘。但不管如何，一个人相信过的东西，因为没有背叛过自己，那么自己就只好相信下去。比如尊严，那就只能放弃一切去捍卫。
钱钟书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走在同一条山道上，我似乎看到了那个踽踽独行的、未老先衰的身影。
一个人的身影，光从身后投向前方与光从身前投往背后，意义完全不同。从旁观者角度而言，光将一个人的影子投向身后，他就是光之子，光反而成为了他的群众。反之，一个人剬踩着自己的影子独行，背光逆行，影子就成为了他逸出阵营的证据。
50岁生日过去了，紧接着，春节来了。
1952年1月29日，沈从文的一封家书中提到：“在小乡场上区公所里，我和二十来位年轻工作干部把年过了，真是个离奇的年。”“这个年我本意是到砦子上一个农家过的，一定更有意义。因为这几天喉痛咳嗽，砦子上用水极不方便，就只好放弃了。”沈从文在家书中解释了原因，那里只有一口水井，提水也费力。之后，他还到乡场上看内江村民过年，描绘了一幅川南人过年的场景：“乡下人都追来办年货……卖鱼的却换了些橘子、米糖回去。到了午后，百十户铺子都关上铺门，大街上就已冷清清的了……每家都在办年夜饭，且有几户军属，柴门边贴有毛主席和总司令像……”
大年初一，沈从文还和当地群众去扫墓（今双才烈士陵园），祭奠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和干部：“各村群众到时都来了，垒土到坟上去，还扎了白纸花……大家绕着那一长列坟转圈子，有个洋鼓声音哑哑的，锣也破了……”
遥望三多寨
沈从文经常置身屋后山顶，他看到了远方一座平顶山，别人告诉他，那是三多寨——自贡盐商的老寨子。他称高山顶上的自贡市三多古寨“像在梦里才能见到”。他根本不敢请假一探三多寨究竟，心中一遍一遍描绘想象中的古寨模样。在“文革”精神困苦的日子里，三多寨更成了他解闷排忧、遥不可及的“世外桃源”。
沈从文说：“车子快到自贡时候，看到悬崖上有个大寨子，两道石头城墙，简直是天方夜谭环境……山头上的寨子，名三多寨，有呈贡县七八个大，在山顶上，两道城墙，四面悬崖，壮观之至。”“远看寨门窄窄的，上去的小路又陡又长，两边山坡一层层金黄油菜花，镶着碧绿的豆田麦田，像在梦里才能见到。”“我能自由行动时，将一定先来自贡看看。我极希望上三多砦去住一二月，可望写成一个好中篇小说……能自由考虑工作和行动，我将不外提三种工作提议：一是去四川，带几百种绸缎，为把成都蜀锦改好。就便去三多砦住一二月，用那个山砦作为背景，写成的小说，将比《智取威虎山》画面现实性好。”（《沈从文全集》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这个沈从文毕生未能进入的大寨子，儿子沈虎雏终于代父亲完成了这一夙愿。
沈虎雏，1937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机器制造学校，先后在北京和内迁三线的机械厂任技术员、工程师14年。1967年四川著名的“二月镇反”中，自贡市共抓捕、强行集训1017人，沈虎雏是其中之一。他在“文革”期间担任自贡长征机床厂“二号勤务员”，一度身陷囹圄……沈虎雏一家在自贡市的时候，著名汉学家傅汉思到自贡盐场访问期间，还专门到位于贡井区的长征机床厂去看望他们。1980年起沈虎雏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1997年退休。
2010年4月仲春时节，沈虎雏首次探访了自贡盐商建于清代的三多寨，他写道：“我们为圆梦而来，总幻想小红爷爷（沈从文）一路同行。尽管有残垣断壁，政府修缮的寨墙，有些被掐头去尾，分封割据，我还是宁愿他看看今天的三多寨。他向往这古城堡，更盼望能住下贴近普通乡民。”
在详细描述了三多寨的历史与现状之后，沈虎雏感叹：“我想，小红爷爷若看到他感情所系的古寨，如今既有残破的废墟，也有充满希望的新生，虽然不可能再写一个好的中篇小说，还是会感到欣慰。”（《情系三多寨》，《北京青年报》2014年9月4日）
我去过三多寨多次，2005年夏季来此参加会议后，还在三多寨唯一的“炮楼宾馆”住过一晚。目睹颓废的古堡围墙与七窍八拱的新建筑，怎能不感慨系之！
时隔多年之后，沈从文还在另一封家书中提起了内江：“十八年前（指1951年）我到内江第四区便民乡住了几个月，住在一个旧式糖房中，留下印象极深……经常还幻想，若地方平静，体力又还顶事，有机会再去便民乡，和当地贫下中农住一阵，一定十分有意义。因为土改印象太深!”
糖房也罢，蜜饯也罢，禅机也罢，三多寨，也罢了。
沈从文晚年有一句总结直指人心：“我的人生，除了张兆和是甜的，剩下的都很苦。”所以张兆和也承认，自己一生没有读懂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