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全三册)，陈子善、赵国忠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268.00元。

□ 周运

《周作人集外文》三册出版了，对周作人爱好者来说是大好事，其中增补了不少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周作人散文全集》所未收的文章，也为未来出版一部更全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作了必要准备。《集外文》的诸多优点已有评论者谈到了，我这里只讲自己的一点看法，近于班门弄斧了。

第一点就是有些文章未注明出处。例如第三册《青灯小抄》第538页《题〈范蘅洲先生文稿一卷〉》，编者仅注明“据手迹”，其实出自《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第九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范家相《范蘅洲先生文稿》稿本，有墨笔题记：“计文十八篇三十二页，三十二年一月重订，知堂所藏”，钤朱文印：知堂书记。目次页都是知堂所抄，钤有朱文印：知堂书记。卷后跋语就是这段文字，并有朱文印：苦雨斋藏书印，知堂所藏越人著作。

另外该册第487页《偶作用六松堂韵》，也注明“据手迹”，而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日《出师表》副刊刊登过署名“老头子”的《周作人老命难留》一文，其中说：

这是二十九年间的事了，友人张君接着周作人的一首诗：

正似群鱼脱故渊，草间煦沫剧堪怜。四方引领失归路，何处将身托愿船？漫策断株追日没，孰持煎饼补天穿？狂歌岂必能当哭，夜色苍凉未忍眠？

我们可以说，在苦雨斋的著作中，是没有这样苍凉的音节的。“漫策断株追日没”，是周氏非不知日本之将失败，然而，可怜，“孰持煎饼补天穿”，周氏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然而，即使为了文艺的翻译着想，全中国能翻拉丁文的恐怕只有周氏一人，也无法留他这条老命了。（引者按，文中诗句“夜色苍凉未忍眠”，而文集里作“夜色苍茫未忍眠”。）

据袁一丹考证，此诗题为《偶作用六松堂韵》，一名为《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韵》。“1940年3月周作人曾将这首诗抄赠给其在绍兴教书时的学生张一渠，随后特地交待：‘务请勿以任何形式发表，不但旧诗本不会做，近来亦不想有所揭载，徒供人作骂资也。’”（《汤尔和：民国学术圈的“里子”》，《东方早报》2015年4月19日）文中的“友人张君”应该就是张一渠了，结果知堂不要发表的嘱托却以批判他的文章形式发表，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所以文集中不少文章下出现的“据手迹”，应该补上手迹出处，刊于何处或在何人手里，这样便于读者查核。

第二点是有些编者注的说明太简略，往往漏掉了知堂文章的重要背景。如第三册第259页《与傅孟真先生谈图书馆事书》一篇。此信缘起，据《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3月21日）披露，当时北大图书馆积欠未还的图书已超过四千册，个别人借书已达二三百本之多，有的图书馆书刊流失校外，竟在旧书摊出售，令人气愤。傅斯年因而致函蒋梦麟：“昨天在厂甸摊上买到北大图书馆书一本，这是我到北平二十二个月中第三次遇见小摊上卖北大的书的事。以我经年不逛小摊，很少走东安市场，然竟遇到三次，则北大书之流落当是很普及的事了，朋友们几乎人人都有这个经验……北大图书馆今日的状态，实在是北大从古以来第一件可耻的事。”（《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3月4日）不少师生出谋划策，因而《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3月6日刊登了周作人致傅斯年的这封信（写于3月5日）。傅斯年此信，《傅斯年遗札》未收，而新版《傅斯年文集》第七卷收录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53页）。知堂此信最早见于吴梋编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的摘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另外第三册第393页《关于瑶光寺尼》，刊载于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0月21日《明珠》副刊，知堂此文是第二篇：《关于瑶光寺尼 其二》（署名“智堂”），而第一篇《关于瑶光寺尼 其一》，(署名“於菟”)，其中说：“陈寅恪先生说《莲花色尼出家因缘》末云：游于方内之士，得知贝多真实语中，固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在也（清华学报七卷一期）”。知堂此文直接涉及陈寅恪这篇文章的相关考证了。而且如果不注明“於菟”此文，知堂文中一句“质之‘吾家’於菟居士”就没有着落了。文章作者“於菟”疑为周叔伽笔名，他当时也在北大任教。

第三点就是文章的系年，按照编者“凡例”所云“按发表时间先后编入”，其实应该以编者注的形式注明写作时间，如该册第310页《致曹聚仁》一信发表于1934年10月20日《人间世》第十四期，而此信的写作时间是1932年1月14日。北平《益世报》1947年5月1日第二版刊有未署名的记者文章《周作人樊仲云为什么落水》，其中说“二十一年元旦，那时正当九一八事变之后榆关紧急，平津骚然，记者很关心周作人的行止，特寄一信。他的回信说……”下面所引的就是这封信，看来此文作者就是曹聚仁，此文中有一句“五四时代自己谴责最急进者，如独秀……都变成如此，他可知矣！”而《集外文》第310页则印为“五四时代自己谴责最急进者，□□□□□□都变成如此，他可知矣；”可以据此在空格内增补“如独秀”三字，而据宋希於兄查曹聚仁后来的文章《一封旧信》，里面所录原信就是“如独秀”（《天一阁人物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9页）。曹在抄录此信后评论说：

不但洞达事变之理，而且模［摸］着民族的症结，痛加针砭。像他这般明理的人，竟会鬼迷了心为虎作伥，谁也不会相信。平津初陷，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曾经到过华北，和他见过面，山本回国以后，便说要在文化界发生一点作用，如周某其人最为适当；但他早已淡于俗尘，决不肯出来相当什么工作的（其后不久，胡适先生关怀他的安全寄书慰问，他复信也以苏武自比，今位当代苏武也将在冰天雪地守节十九年，谁知到了后来看，苏武变成了李陵，淡与俗尘的变为出山之泉，不独胡适不敢相信，连山本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段评论可以与曹《跋知堂两信》一文对读了：“启明先生的思想，一面是宽容，又一面是憎恨。他憎恨萨满教的礼教思想，憎恨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而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君子，憎恨相信大刀队胜于空军，打拳可胜坦克的国粹狂信者。”（人间世社编《人间小品：甲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43-144页）

最后一点就是文集有些遗漏，如《北平晨报》1936年1月14日第十一版《北晨学园》，江绍原在文章《左右横竖 旁脊旁舂 罔两方相 外加普罗以及六博》中说：

我出门购丁蒋两书，在读苦茶庵主人手教之后。盖“民国廿五年年旦，（庵主）不免到厂甸去白相一番，结果只买了几种一毛钱一本的知不足斋，其中有吾家去非著的领外答问，……”（一月二日）。

绍原案：庵主试阅拙著面四九，即知领外代答之文，我已引之。……（二十五年一月四日灯下）。

文中引用了知堂1936年1月2日信的全文。信原件手迹见于江小蕙编《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0页）。希望以后再版时可以据此增补。

另外吴晓铃在《六朝散文》（署名“蔽芾”）里说：

知堂老人本年在北大开有“六朝散文”课程，我每得暇便常去随缘旁听。老人于讲述之始，所列的书目，只是《颜氏家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及《百喻经》四种……

老人在课程提要中写了这样的几句：

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本课即本斯意，择取六朝一二小书，略为诵习，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长短，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北平《世界日报》1937年1月6日《明珠》副刊）

而“明明”在札记《红楼拾零》里说：“周作人先生今年担任‘六朝散文’一科，选者踊跃，‘揩油’者尤多，每上课，必临时‘加座’。”（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0月3日《学生生活》副刊）这段轶事算知堂讲课风格的注脚。看来吴当时也是揩油者之一，旁听过不少知堂的课。而吴又在《六朝文》里说：“知堂老人本年在这里讲授‘六朝文’，不禁使我想起北大来了。三年前老人在那里也开过这门课程……”（《燕京新闻》第五卷第十二期，1938年11月25日）文字与《六朝散文》大同小异，后半稍有删节，算是把旧文删改了一下。知堂这则“课程提要”已见于《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461-462页），不过作为最早发表的出处，可以据此增补一下。

这里仅就刻下所见提点儿意见，如有不妥之处，还望编者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