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张之洞曾谋划迁都湖北荆门州，把使馆区设在沙市。当时正值慈禧西逃期间，列强逼迫太后回京谈判，张之洞坚决反对，提出在湖北营建新首都，以此摆脱沙俄对中国首都的威胁，他把这个构思称为“万年大局”。随着1901年冬慈禧回銮北京，这一深谋远虑遂化为泡影。
张之洞与英军军官合影
甲午以后的设立陪都问题
中国国家形成甚早，有关建都、迁都、设立陪都的学说繁多，各有精辟与不足之处，若一一加以罗列，未免累赘，此处仅以甲午为起点作简单回顾。
“帝党”中坚文廷式是珍妃兄长志锐挚友，1890年榜眼，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1896年被慈禧下令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他在《闻尘偶记》一书中写道：当甲午战败，湖广总督张之洞、礼部侍郎李文田，都主张“西狩”，即帝后及中枢机构离开北京向西迁移；沈曾植、蒯光典两人则主张“暂避襄阳”。“中央”迁入内地，可避免在日军威胁下签订城下之盟，可领导全国军民继续抗战，日本国力有限难以长期支撑，有望“以战逼和”。这些建议有着很强的合理性，当时若能加以实施，或可避免《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至少赔款金额不会达到2亿元之巨。
听闻迁都消息，“内城旗人凶惧”，尚书孙家鼐写信给李文田说：“勿奏请迁都，若倡迁议，必有奇祸。”李文田是晚清重要的地理学家，当时正在研究历代迁都得失，准备上疏建言，听到孙家鼐的忠告，马上收手。
“帝党”中坚文廷式
为什么仅仅是提出迁都建议就有“奇祸”？一方面，是“内城旗人”坚决反对，一旦帝后及中枢机构内迁，北京城可能落入敌手，满人安稳、悠闲的生活即无法维持，逃难者颠沛流离，留下的可能无以为生。但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本人不想走，她要在京城热热闹闹地操办六十大寿。据称，太后曾对御前诸臣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慈禧极端自私决策下签订的《马关条约》，让西方列强认识到清廷对外的“让步政策”，派出军舰来华炫耀武力即有所得，遂有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强占旅顺，1898年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及展拓香港界址。
面对这场“瓜分狂潮”，朝中有识之士提出各种建立陪都方案。学者王宏斌曾写成《关于八国联军入侵前后清廷兴建陪都问题之考察》一文，对各种方案都作了考察。
左庶子戴鸿慈认为，自五口通商以来，京津无险可守，主张在西安增设陪都，四川学政瞿鸿禨也赞成此说。给事中洪良品则主张把陪都建在太原。十分有趣的是，1900年慈禧西逃，正是先到太原，而后继续西行抵达西安驻跸。
山东巡抚张汝梅，对列强在沿海争夺势力范围有切肤之痛，提出“洛阳居天下之中，四塞险固，……土厚水深，沃野千里。其地背河面洛，水道通畅，挽东飞刍，转输甚便。居中制外，诚为天府奥区”，建议在洛阳建设陪都。在多次陈请后，光绪帝接见了张汝梅有所咨询。戊戌政变后，张汝梅再次向太后建言，提出严重警告：“今京师水陆两途均无可恃，履霜有渐，固无异积薪、伏弩之危也。及今图之，尚未为晚。若再迁延，后恐无及。”应该说，张汝梅所选地点未必最佳，但他对列强再次入侵的预见则十分准确。
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慈禧终于采纳了张汝梅的方案，于1899年3-5月五次召见河南巡抚裕长，“欲汝等藉修万寿宫为名，踏勘地基，修建行宫一所，预备临幸。”裕长回到开封后，迅速责成河南府知府文悌组织前期勘查工作。由于担心人们误以为“迁都”而动摇人心，整个准备工作打着修建临时行宫的名义进行。到1900年1月12日，文悌班子绘制出六幅地图，并擅写图说一扣，由裕长上奏朝廷，太后似乎没有作出进一步指示，整个洛阳陪都计划拖了下来。文悌还写成《拟建都洛阳知府文悌查勘经过覆禀》一卷。
《覆禀》封面
列强逼迫慈禧“回銮”
1900年发生庚子事变，联军入京，8月15日慈禧挟光绪帝西逃，9月10日抵达太原，发现电报线路不通难以处理政务，遂继续西行，于10月26日抵达西安。慈禧在逃难途中，先后任命庆亲王奕劻、两广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入京与联军谈判。
慈禧从太原出发不久，列强即提出以“回銮”北京为开始谈判的条件，这一要求包藏祸心，目的是让慈禧在联军刺刀下答应各种屈辱条件。出于尽快恢复秩序的急躁心态，不少东南督抚包括铁路督办盛宣怀，也赞成施加压力阻止慈禧入陕、尽快回到北京主持谈判，这些“主流”主张事后看来不无偏颇。时刻关注局势发展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头脑十分清醒，对要求太后立即“回銮”北京的主张，做了有力驳斥：
回銮万不可行，幸陕万不能阻，其实决裂与否，全不在此。能将各国屡次明言力索之事速办，则幸陕彼亦不管。若不肯办，则允回銮亦无益。此时已启銮，既不便回太原，中途平、蒲皆是穷苦空城，不到陕，将驻何所。况陕电灵通，于开议亦实有便处。庆邸到京，搜尽刀械，洋兵守护。傅相到津，洋人看守，属员不准衣冠。假如两宫回京，试思当是何等景象，我等岂忍出此。（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179页）
张之洞大意是：此时绝对不可回京，臣子也不可阻止帝后避入陕西。如能将各国关于惩办“祸首”等一些要求做到，巡幸陕西对谈判不会造成阻碍；如不肯惩办“祸首”，那么回京也同样毫无用处。当时所说的“祸首”，指纵拳肇祸的王公大臣如端郡王载漪（大阿哥之父）、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刚毅、山西巡抚毓贤、甘肃提督董福祥等人。张之洞举了个例子：两个全权大臣庆亲王、李鸿章到京后，其住所均由洋兵把守，假如帝后回京，试想该是什么景象？在洋兵刺刀下，太后、光绪帝如何主持谈判？张之洞心里最担心的是联军用武力废黜太后，扶光绪复位，或另立新君，在函电中不敢直说，称之为“万不能行之事”。时时刻刻为太后着想，这是张之洞为官数十年屹立不倒的最主要原因。
张之洞以拥有强大的幕府著称，中有一人名叫钱恂，字念劬，浙江归安人，附贡生出身，多年担任驻外使节随员，1895年回国后入张之洞幕，办理洋务各要差，1899年出任湖北省日本留学生监督。他是出身于旧营垒却拥抱新思想的人物，对慈禧造成此次民族浩劫深致不满，有许多激愤的言论。（戴海斌：《晚清人物丛考初编》）11月9日，他从日本东京覆电张之洞，称“非新都不能改”。这六个字似乎平平无奇，其实蕴含十分深刻的思想：中国劫难至于此极，只有在新地方建立新都城，才能摆脱旧势力的阻挠，作彻底的改革。
钱恂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引起张之洞极大共鸣：“非新都不能改，正与鄙意合，足下真解人也。日政府是否亦有此意，速示。襄阳隘陋，万难驻跸……”（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209页）原来，张之洞萌发了在湖北营建“新都”的设想，征求钱恂意见，钱恂认为襄阳可作为一个选择，张之洞则认为“襄阳隘陋，万难驻跸”。从后文可以看到，襄阳不入张之洞法眼的主要原因是离长江太远，而不是什么“隘陋”。那么，张之洞心目中湖北建设新都的理想地点是何处呢？
张之洞为官，起点比许多人优越。他以探花入翰林，翰苑中人半属师友，高官中有不少族人、姻亲、同乡、同年。他早年得享高名，与直隶同乡、军机大臣李鸿藻的推彀不无关系。1884年，他从山西巡抚擢升两广总督，族兄军机大臣张之万应有所助力；这次慈禧西狩，姐夫鹿传霖又入值军机，让他可以随时打探到中枢动向。当时的形势是：慈禧不愿回京谈判，而联军正在进攻山西，摆出准备进军西安的架势进行威胁。
11月25日，张之洞致电鹿传霖：“将来究竟肯回銮否？如必不肯回銮，鄙人拟有一策，祈密示后奉陈。”电文中，张之洞透露了英国驻汉口领事的口信，英国并无废黜太后的计划。过了三天，又发电鹿传霖：“慈圣意是否决意回京，或决意不回京，……究竟回京否，祈密确示，以便筹拟办法。”他要鹿传霖探询慈禧口风，如果决意不回京，他另有一套应对办法，说得神神秘秘，其实是他有了迁都湖北的大计划。
张之洞姐夫鹿传霖
迁都荆门
12月30日，张之洞向西安行在军机处发出电报，初步提出了迁都理由与构想：
数月来各国国书、外部、公使均以回銮为请……洋兵水陆合计必有万人，……各使请觐必然频数，动辄于觐见时面加要求，必致条款陆续增添，日逼日紧，从此中国无自主之权，不可为国矣。……必须筹定彼此永远相安、中国不致过危之道，方昭平允。……而彼又嫌陕省陆路太远，于使馆不便，似可与各国婉商，另择彼此两便地方，或者长江上游一带，止能行小兵轮之处，于江岸向内数十里或百里，以作暂时行都，俾行都、使馆俱获安稳。俟京津驻兵议有妥章，再行回京，亦万不得已权宜之计。（《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8册第317-323页）
按谈判中列强提出的要求，京津一带驻扎的外国军队将近万人，各国使节若以此要挟朝廷，将严重破坏中国自主权。太后、皇帝与其回京受挟制，不如在长江上游一带择定一地，距离江岸百里左右设立行都，中外两便。
1901年1月3日（庚子十一月十三日），张之洞在给驻日公使李盛铎的电报中，阐述了进一步的设想：
拟暂行移跸长江上游如荆州一带暂作行都，行都城须距江百里或数十里，使馆即设江边沙市，总署亦设沙市，遇有觐见，半日可到。原有护商兵轮，使馆亦甚安稳，但议明不令陆兵登岸，长江炮台照旧。俟两年后卢汉铁路修成再行回銮，以免直豫灾区供亿烦扰。新政果行，自然中外相安相信，洋兵亦可少留，沽台亦可缓撤矣。此乃暂时行都，终必回京，京城仍望各国交还。望统商外部并伊藤侯，托其密商英美两国，如英美肯，再托其商俄德法。盖移跸武昌、荆襄之议，乃英提督、领事所发。驾驻东南，英人必愿，日本亦便，免受俄制。此节关系中国以后万年大局。（《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4册第494-502页）
荆州城及护城河
至此，构思开始具体化。为避免帝后回京受到列强驻军挟制，拟在荆州一带设立行都，都城位置距长江百里或几十里，将各国使馆区、总理衙门设在沙市，这样的话如果公使觐见皇帝，半天就可到达，但要求保护使馆的外国军队不许登岸。张之洞电报还透露，这个主意，最早出自英国提督及驻汉口领事。
1月5日，张之洞致电领班军机大臣荣禄的幕僚易顺鼎，更进一步阐述：襄阳离汉口太远，走陆路七百里，水路九百里，如设行都，各国仍要派兵保护使馆，一路上遍设兵站，比京津沿途屯兵更多，更不合算。英国人最钟情的是武昌，但武昌江面太宽，军舰可开到城下，且只有一条陆路通咸宁，也不适宜。荆州府城低洼，“以堤为命，常年危险”。只有距荆州一百里的当阳县，或者距荆州一百八十里的荆门州，“高燥平坦”，比较适宜。（《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4册第509-511页）当阳此时还是荆门州属县，后来才划给宜昌。
1905年《湖北省图》
为尽快把这个设想具体化，并听取意见，张之洞连发几封电报给远在日本东京的幕僚钱恂，要他移交留日学生监督工作，尽快回国。1月3日，张之洞电催：“事关紧急，钱守无拘何事，均可暂搁，万勿迟延。何日行，速复。”钱恂办理外交多年，驻扎过多个欧洲国家，思维活跃，要开创陪都新事业，需要他多出主意。谁知，钱恂对回国一点不感兴趣，我认为他是对太后依然掌权极端不满，对枝枝节节的所谓“改革”不抱希望。三天后，张之洞再次电催，语气已有些发怒：“所以催阁下回鄂者，因议约万分棘手，事机急迫，迟恐别生枝节，……此举实关国家安危，中华万年利害，岂不重于一省学生之监督乎？”最终钱恂都没有应召回国。张之洞给李盛铎他写的是“万年大局”，给钱恂写的是“万年利害”，措词不同，含义则一，都是强调迁都湖北计划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荆门州文明湖
当阳长板桥遗址
波澜再起
太后在列强逼迫之下，于1901年6月7日公开承诺定期回銮北京，启程时间最初定在9月1日，后改为10月6日，张之洞的计划也就消解于无形。谁知，因沙俄占据东三省问题，迁都湖北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回提议的人非常关键，乃是驻俄公使杨儒。
张之洞在众多翰林中能声誉鹊起，得力于同乡帝师李鸿藻的提携。李鸿藻1897年去世后，张之洞与其子李焜瀛仍保持密切往来。1901年7月初，李焜瀛从西安来信，告知“行都建于湖北，定兴深以为然。拟据俄使条陈，先将此层作到，再俟机会力阻北上。杨使言陪都非建于江汉上游荆襄一带不能控制东南；若秦则偏安矣。上意颇动。”（《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64页）“定兴”指鹿传霖，“俄使”指的是驻俄公使杨儒。
杨儒长驻俄都，主持对俄交涉，这个时候最棘手的是要求沙俄交还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强占的东三省。趁中国局势混乱时捞取利益，是沙俄惯用伎俩。俄方使出各种卑劣手段，强迫杨儒在他们单方面拟定的条约上签字，目的是让沙俄继续垄断东三省利益，杨儒坚持原则立场，誓死不签。沙俄侵占东三省对北京构成极大威胁，杨儒从维护中国主权立场出发，向朝廷再次提议，在湖北荆襄一带营建陪都，等于撤回原来的“回銮”承诺，这是关系国运的重大建议。
驻俄公使杨儒
应该在李焜瀛写信的7月之前（《清季外交史料》所记日期似误），杨儒向朝廷提交“变通成法补救时艰”长篇奏折抵达西安。他提出，鉴于俄国“满洲铁路”已向南展拓，藩篱尽失，“大沽撤防，京津设卡，从此京都在人掌握。迁都之计，不容再迟；”陪都“宜在荆襄上游，有长江以便转输，有川蜀以为退步。芦汉、粤汉铁路成而南北贯注，精华荟萃，呼吸灵通。有事则江险千里，铁舰不入浅水，沿江可置重防，其地利有足恃焉。”（《清季外交史料》第九册第2837页）应该说，杨儒的思虑比张之洞还要周密，但提交奏折的时间有点太迟。
太后权衡利弊，仍于8月14日再次宣布一定回銮北京。其实慈禧本人之前推三阻四，只是害怕被联军废黜，京城地面难以收回，在得到各方面的保证之后，早把迁都湖北的建议抛诸脑后。杨儒的奏折其理甚正，却无法改变慈禧回京的决心。不容忽视的是，以领班军机大臣荣禄为首的随扈满人官员，也都力主回京。
从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张之洞、杨儒的迁都建议必然不受待见。太后吃不惯西安的米面，日夜想念京仓的“老米”。1900年11月7日，也即帝后抵达西安12天，她实在受不了，当面叫陕西巡抚岑春煊发急电给李鸿章：“将京仓顶上老米运陕二三百斤。”（《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238页）身系天下之重的太后，并无壮士断腕、迁都改制的决心，只想尽快回到北京安乐窝，回到过去数十年无比熟悉的生活轨道，张之洞的迁都计划注定只是一场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