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本文原载于《欧亚学刊》新9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及民族史。

9-10世纪亚欧大陆东部历史发生重大转变，曾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崩溃瓦解，原来在唐帝国边疆秩序下的契丹人崛起，建立契丹—辽王朝[1]，先后与唐朝废墟之上兴起的五代（梁、唐、晋、汉、周），以及之后统一中原的宋王朝并立。与之近乎同时，蒙古高原漠北突厥—回鹘的游牧汗国秩序也在其北部边缘部族辖戛斯的打击下崩溃，以回鹘为代表的突厥语部族纷纷向西、向南迁徙，在河西走廊、东部天山一带定居，建立一系列地域性政权。[2]辖戛斯人的部族群体没有大规模南迁至蒙古草原，其军事力量在9世纪下半叶迅速撤回原有势力范围。[3]两者都是亚欧东部历史向多极并立格局转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戏剧性的擦肩而过，并未在重大史事中出现直接的交集。

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局面之下，亚欧东部区域结构的发展呈现出内存块的分立性，不同内存块政权间则会出现种种联动关系。契丹与辖戛斯在地缘上悬隔东西，双方事先联系势必会跨越其他政权、部族的势力范围。因此，“交通”已超越简单史事的范畴，而是能够更为广阔的展现当时亚欧大陆东部多政权、部族跨内存块联动的历史过程。

这种历史过程大致发端于10世纪早期契丹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西征（916-924年），直接开辟了他们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诸政权、部族的政治联系，这也成为契丹与辖戛斯实现交通的重要契机。辖戛斯首次出现于契丹—辽王朝基本史书《辽史》之中，是在契丹西征后不久的天显六年（931），其文载“西南边将以慕化辖戛斯国人来”，辽世宗天禄二年（948）派遣盆都出使辖戛斯，此后关于辖戛斯来贡的记载还分别在应历二年（952）冬十月戊申，“回鹘及辖戛斯皆遣使来贡”；保宁八年（976）十二月，“辖戛斯国遣使来贡”[4]。双方这仅有的4次“交通”中间涉及到契丹—辽王朝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区、漠北蒙古草原、河西诸政权，乃至南部汉地王朝的之间的政治角力等复杂的地缘联动关系。本文拟通过分析阿保机西征以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契丹—辽王朝与辖戛斯进行交通的政治信道，以及沿途的地缘政治关系，由此一窥10世纪亚欧东部地区之东西历史变局。

一、10世纪契丹西征及其对东部天山信道的开拓

10世纪初叶，在今东北农牧混交地带活动的契丹人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辽太祖阿保机在916-924年先后两次大规模西征，使得契丹势力进入到河套地区、漠北，控制了西域诸国、部族通往契丹腹地（今中国内蒙古赤峰）交通的东段线路。契丹西征给草原信道的政治局势带来巨大变化，在阿尔泰山、东部天山与赤峰地区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辖戛斯与契丹建立政治往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契丹第一次西征的主要进攻方向是黄河河套、阴山一带的党项，并与后唐争夺代北州郡。

《辽史·太祖纪》，神册元年（916）下云：

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冬十月癸未朔，乘胜而东。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5]

“代北至河曲逾阴山”的东西范围是中国太行山脉西北至黄河河套地带，向北至内蒙古西南的阴山山脉南北。这一地带在10世纪前后形成了各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文中的“突厥”、“吐浑”（即吐谷浑）、“党项”（Tangut）、“沙陀”（原居于阿尔泰山的突厥分支）、小蕃原居地都不在这一地区，大多是8-9世纪因战乱东迁，被唐王朝安置于此。10世纪初，唐帝国瓦解，契丹与立足于代北发展的沙陀政权（后唐、后晋等）在帝国废墟之上自立，相互攻伐。“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就是北南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此次阿保机西征标志着契丹势力正式向西扩张至该地带。

本文所载八月事标志着契丹已经攻占原唐振武军辖境，即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为中心的阴山南麓地区。据《旧五代史》本传可知，李嗣本统帅代北诸军、生熟吐浑，天佑九年（912）任振武军节度使，并号称“威信可汗”。天佑十三年（916）六月还镇振武，八月即抵御契丹失败被俘。[6]《辽史·地理志》丰州下振武县条载，

“后唐庄宗以兄嗣本为振武节度使。太祖神册元年，伐吐浑还，攻之，尽俘其民以东，唯存其乡兵三百人防戍。”[7]

从此后的记事来看，契丹人在此设丰州，是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阴山南麓作为向河套西经略的根据地。

但是引文中“尽有其地”只不过是一种夸诞之词，当时契丹人立足并不稳固，从军政战略而言，契丹人专设西南路招讨司即为重点经营该地区，但其牢固掌控之地仅局限于套外东部，几乎是以呼和浩特一带为战略前沿。神册五年（920），

“秋八月己未朔，党项诸部叛。辛未，上亲征。九月己丑朔，皇太子率迭剌部夷离堇汗里轸等略地云内、天德。冬十月辛未，攻天德。癸酉，节度使宋瑶降，赐弓矢、鞍马、旗鼓，更其军曰应天。甲戌，班师。宋瑶复叛。丙子，拔其城，擒宋瑶，俘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南。”[8]

此次契丹西征，主要战略目标是拔除河套套外西部的天德军[9]，然而并未对该地区进行政治占领，而是迁徙其民置于丰州境内。《辽史·地理志》载，

“太祖平党项，遂破天德，尽掠吏民以东。后置招讨司，渐成井邑，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10]

契丹人通过丰州前沿战略据点，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河套黄河以北之地。由于南部河套套内、东西的党项部族将契丹势力抵挡在河套之外，直至11世纪党项建立西夏王朝，契丹人的辽王朝也一直都无法掌控河套套内地区，仍将丰州作为对西夏的战略前沿。[11]

至此，契丹人向西扩张仅达到河套北，其势力范围推进到阿尔泰山一带则是在天赞三年至四年的（924-925）第二次大规模西征。《辽史》卷二《太祖纪》载其事：

（天赞三年）六月乙酉，……是日，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狍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蹛林。丙午，遣骑攻阻卜。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堇迭里略地西南。乙卯，苏等献俘。……

甲子，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冬十月丙寅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射虎于乌剌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

（四年）二月丙寅，大元帅尧骨略党项。……乙亥，萧阿古只略燕、赵还，进牙旗兵仗。辛卯，尧骨献党项俘。三月丙申，飨军于水精山。夏四月甲子，南攻小蕃，下之。皇后、皇太子迎谒于札里河。癸酉，回鹘乌母主可汗遣使贡谢。秋九月癸巳，至自西征。[12]

学界对这段文字的历史地理概况已多有探讨，一般认为阿保机西征进军路线是由契丹腹地上京出发，经克鲁伦河，进入鄂尔浑河流域，先后抵达回鹘汗国故地“古单于国”（今蒙古国和硕柴达木一带）、“古回鹘城”（哈拉巴喇哈逊城），沿回鹘路进入霸离思山（今中国新疆巴里坤山一带），分兵进取阿尔泰山、天山诸部，即所谓“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与当时的高昌回鹘发生关系。[13]契丹经由漠北草原路线进军至今新疆东北山地当无疑问。然而，这段文字关于契丹回军地理路线尚多有含胡之处，仍需进一步进行辨析。

巴里坤地区

大元帅尧骨（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之行踪是其关键线索。其文云尧骨随阿保机西征漠北，在天赞四年二月又突然在攻略党项，其间有令人不解之处。长泽和俊认为这是尧骨率领偏师经略漠南道，并先行返回上京，与皇后、皇太子一同迎接阿保机于札里河。[14]然而，这种思维是在没有确实证据的前提下，先入为主的认定契丹主力部队一定是沿着漠北道路进行往返，曲解了这段文字其它的关键线索。联系此段记载上下文，以及其它相关传记的语境，可以看到尧骨与阿保机没有分道而行，一直作为大军前锋行动的。《辽史·太宗纪》：

“从太祖破 于厥里 诸部 ，定河壖党项，下 山西 诸镇，取回鹘单于城。”[15]

同书《突吕不传》：

“车驾西征， 突吕不 与大元帅为先锋，伐党项有功，太祖犒师水精山。”[16]

从行军常理而言，阿保机的前锋军不应偏离主力行进方向而单独行动，尧骨之动向可以代表契丹西征军主力兵锋之轨迹。天赞四年（925）辽西征先锋通过攻击漠南党项，为主力东归扫清道路，主力大军在水精山与先锋汇合，进行修整，夏四月继续南攻小蕃。如前所述，小蕃之地已在黄河河套东，水精山之地应距此不远。九月则结束西征，返回上京。若将尧骨行进路线连缀起来，可以看到，契丹西征军东归道路的东段大体上是沿着黄河河套北部党项居住区向东行进至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而并非从漠北通过克鲁伦河进入契丹腹地的。

此段文字中，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堇迭里所部的行动也能够左证契丹西征军主力的行动方向。《辽史·耶律安抟传》文载，迭里

“ 从太祖将龙军讨阻卜、党项有功 ”[17]，

传文将此条记事系于神册六年，天赞三年讨伐渤海事之前。然查同书《太祖纪》可知，此年阿保机率军南下，无征讨阻卜、党项事，那么在这两个时段之间的军事行动，只能是天赞三年的阿保机西征。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堇迭里统帅龙军，跟随主力行进，并作为偏师打击西南侧翼之阻卜，以掩护契丹大军主力行进。至于在讨阻卜后出现的讨伐党项事，应是在契丹从黄河河套回师过程中，掩护主力东归的战略行动。同时，阿保机在西征前后，业已布置对于契丹腹地“西南面”的战略防御，实际上起到了掩护契丹主力漠北西进，保障黄河河套信道的作用。天赞二年（923），以北府宰相萧阿古之主持南面边事，率王郁等人徇地燕、赵，以屏卫南方政权的威胁，[18]这支军队在天赞四年（925）二月乙亥与契丹东归主力汇合。

天赞三年前后的多支军队的行军动向都能说明，契丹西征军回师的东段路线是经由黄河河套北部返回契丹腹地的。那么契丹西征军从霸离思山（今新疆哈密的巴里坤山某处）与黄河河套平原信道之间东归，又是如何行进的？因缺乏具体数据，尚需要进一步考虑。对于当时契丹偏居东北的地理状况而言，从新疆哈密一带至黄河河套平原，大致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其一即沿用唐代北庭—回鹘—河上军城道。路线是从新疆哈密一带出发，经漠北鄂尔浑河谷，再沿翁金河南下，穿越阴山进入黄河河套平原，[19]契丹丰州（唐振武军旧地）即据此南北通衢之要地，本文此处称之为漠北道。其二是历史上著名的“漠南道”，其路线是从新疆哈密东行，经内蒙古阿拉善的额济纳河下游绿洲，即古之居延，到黄河河套北部，大致与传统的河西走廊平行。[20]

西征军东归选择的路线当是“漠南道”而非“漠北道”，主要原因是契丹在漠南道的地缘政治环境要远远优于漠北信道，详述如下。

从契丹人在漠北道的西征行动来看，他们属于孤军深入，流动性作战，所经之地多要进行军事征服，迫使当地部族归顺，但他们无法在战略要地派兵驻防，或营建军镇，对周边部族进行持续震慑与控制。当地的鞑靼游牧部族遇到契丹大军多避其锋芒，或迁徙他处，或暂时臣服。一旦契丹军队离开，或者显现颓势，自然会重新恢复独立，或者对契丹人进行袭扰。《辽史·耶律斜涅赤传》曾提到，

“ 帝西征至 流沙 ，威声大振，诸夷溃散，乃命 斜涅赤 抚集之 ”[ 21]，

即是游牧部族与契丹在躲避—羁縻之间展开博弈的一种表现。因此，契丹军队在漠北并无当地部族的有力后勤支持，前述《辽史·太祖纪》西征记事也提到，大军只能依靠四处打猎维持补给。另一方面，鞑靼人仍然会对契丹西征军进行激烈的阻击。925年，后唐云州方面曾向庄宗上报了契丹西征时的状况：

“去年 （924） 契丹从碛北归帐 ， 达靼 因相掩击，其首领于越族帐自碛北以部族羊马三万来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来赴阙奏事。 ”[22]

这条情报传递了两方面的信息：其一，924年，契丹曾计划从漠北返程，遭到“达靼”的持续阻击；其二，一些鞑靼部族也因契丹的打击而被迫投奔后唐领地。将这些信息与《辽史·太祖纪》记事相联系，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契丹阿保机西征军在漠北立足不稳，沿途无可靠的后勤补给据点，加之受到鞑靼的强势阻击，改变了从漠北回军的计划。

阿保机第二次西征，其中军牙帐最远至新疆巴里坤一带，并派遣军队“尽取西鄙诸部”，有的说法是“西域诸国皆愿入贡”[23]。此处未言及“西域诸国”的具体名称，但此后高昌回鹘（《辽史》中多记做“阿萨兰回鹘”[24]）频繁遣使朝贡，一直未与契丹—辽中断关系，巴哈提·依加汉、华涛皆据此认为，“西域诸国”（或西鄙诸部）指的是阿尔泰山至东天山间的回鹘等说突厥语的游牧部族、政权，契丹与他们建立了较为良好的政治关系。[25]其中一些部族后来加入了契丹皇帝的亲卫军队。天显三年，契丹太宗曾阅皮室拽剌墨离三军，此后于亦派遣墨离人胡末里出使阿萨兰回鹘。其中“墨离”即游牧于哈密北山一带的部族，其一部应是在阿保机西征至此时臣服的。[26]可以认为，东部天山的“西域诸国”有部族、政权为契丹西征军提供了支持。

额济纳河

同时，漠南道西段有诸如额济纳河居延海一带的绿洲能够为契丹军队提供补给。924年前后，甘州回鹘政治中心在今甘肃张掖一带，控制河西走廊东西交通，并在额济纳河下游居延海与鞑靼（契丹称阻卜）接境。[27]前述契丹西征记事称阿保机十月驻扎于霸离思山（新疆巴里坤），十一月乙未朔，即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即与契丹打通居延路紧密相关。不过，对于契丹遣使乌母主可汗的时间、地点，《辽史·天祚纪·耶律大石附传》尚有一种追述的说法，与之不同：

“ 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 卜古罕城 ，即遣使至甘州 ”[28]，

卜古罕城即上述引文之“古回鹘城”，此处实际上省略了《辽史·太祖纪》文字“九月庚子”至“十一月已未朔”之间的史事，即鄂尔浑—巴里坤—额济纳之间的契丹行军过程被略去，显然是追述之语而对历史有所节略。因此，阿保机遣使至甘州回鹘的时空背景应以《辽史·太祖纪》为准，而不是遵从后出追忆记载。可以认为，阿保机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即是在从新疆巴里坤至额济纳河下游绿洲之间行军过程中发生的，其使者至乌母主可汗驻地的路线也必然是自额济纳河溯流南下。这一点能够说明，天赞三年（924）年底，契丹西征军已经从新疆巴里坤进入了内蒙古额济纳河甘州回鹘势力范围。甘州回鹘乌母主可汗响应了契丹的招抚，此后亦于天赞四年四月遣使朝贡，在一段时间内与契丹维持了良好的关系。

这一系列的史事都能够说明，契丹在漠南道西段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征军能够顺利通过。至于漠南道东段，契丹人已经在第一次西征时，于黄河河套东北建立了“西南面”的军镇据点，便于接应西征大军东归。其中只有漠南道中段的党项诸部尚不属契丹控制，才会有尧骨为首的前锋部队征讨沿途的党项、小斛禄诸部，为契丹主力清理沿途的障碍。综观之，当时漠南道沿途政治势力对于契丹西征军并无大的威胁，且多有传统据点能为大军提供后勤补给，这最为有利。

因此，契丹第二次西征是征讨阻卜（鞑靼），从漠北路进军，进至阿尔泰山、东部天山之间，将政治影响扩张至西域。最终因阻卜的阻击，契丹西征军从更为安全的漠南道东归。此次西征也奠定了10世纪契丹—辽王朝在蒙古高原、东部天山—阿尔泰山一带基本的政治布局，即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的政权、部族通交；对蒙古高原的阻卜（鞑靼）诸部进行打击、防御。这一基本的动向与当时亚欧东部地域其他政权、部族的政治关系息息相关。契丹与辖戛斯的交通问题已非单纯的地理路线考证所能解释，需要综合考察契丹西征之后各方政治关系的联动关系，从中阐释地缘政治格局对双方政治信道走向的影响，分析双方通交产生与断绝的区域政治原因。

二、东西复杂地缘格局中的契丹-辽与辖戛斯之交通

契丹西征之后的第六年，辖戛斯人首次长途跋涉至契丹腹地。《辽史》记录做“西南边将以慕化辖戛斯国人来”，这条信息表明辖戛斯人是经由河套平原东北的契丹西南边境进入国境的。至于在此之前他们是从哪条信道进入河套平原，并与契丹接触，则取决于10世纪漠北鄂尔浑—翁金河流域、黄河河套—河西、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等几大地区的政治势力联动、博弈的结果，本节考虑的核心在于契丹—辽王朝当时掌握了哪些政治信道可以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以北的政治势力进行交通。

10世纪前中期，因契丹西征大规模讨伐漠北的阻卜（鞑靼），迫使后者寻求契丹南方敌国后唐、宋诸政权的支持，以求制衡契丹，他们之间利用漠北鄂尔浑—翁金河信道建立了频繁的朝贡关系。[ 29]从逻辑上讲，这条通交路线只有在契丹—辽王朝势力范围之外，才能成为反契丹联盟的政治往来信道。

981年（宋太平兴国六年），宋朝曾派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使团行进的路线就是从宋人暂时掌控的夏州（今陕西榆林）北上，进入漠北九姓鞑靼的古回鹘旧地，再向西前往高昌回鹘。[30]宋使团提取这条路线一方面是要顺路招抚鞑靼部族，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九姓鞑靼部族与宋朝带关系紧密、友好[31]，为其使者开放道路。据王延德所述，他沿途路过都督山（郁督军山），附近有“大虫太子族，接契丹界”[32]，就地缘关系而言，契丹—辽王朝的势力范围当时仍在漠北鄂尔浑河—翁金河主干道之外。10-11世纪之交，辽朝方着力攻掠漠北鞑靼领地，统和十二年（994），齐妃受命统帅西北路乌古部族兵及永兴宫分军进攻阻卜，是为辽人大力进占鄂尔浑河流域之始。

辽降宋供奉官李信向宋人报告称齐妃

“领兵三万屯西鄙 驴驹儿河 ……逾年，齐妃请于萧氏，愿以为夫，萧氏许之，使 （之） 西捍达靼”[33]。

从这一动向来看，截至10世纪末，辽人在漠北的势力局限在蒙古高原东部克鲁伦河（辽称“驴驹儿河”），之后才以此为根据地向鄂尔浑河流域扩张的。10世纪的大部分时段内（926-990），由于受到鞑靼的阻隔，契丹在漠北腹地尚无法立足，自然不能利用鄂尔浑—翁金河四至信道与西域或者北方的叶尼塞河流域进行政治往来。

辖戛斯人与鞑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处于敌对关系。早在9世纪辖戛斯汗国袭破回鹘汗国，发展至顶峰，曾于会昌二年（842）派遣使者踏布合祖至唐朝，声称

“ 将徙就 合罗川 ，居回鹘故国，兼已得 安西、北庭、达靼 等五部落 ”[34]。

此“合罗川”为回鹘牙帐所在，其地在乌盖诺尔西流入鄂尔浑河之的聊天河。[35]辖戛斯汗国在南下时，兵锋已掠至达靼诸部居地。此外，叶尼塞河流域的两通如尼文碑铭涉及到辖戛斯人与九姓鞑靼，白玉冬综合前人研究进行了释读。其结论是威巴特第九碑第一行中提到“tatar yaγïeli”（敌国鞑靼国），第二通哈尔毕斯·巴里碑东面第四行提到碑铭主人在27岁时为了“el”（国）去了“toquz tatar”（九姓鞑靼），或理解为碑铭主人去与鞑靼作战，两通如尼文碑铭的时代是在10-11世纪。[36]辖戛斯人与占据鄂尔浑—翁金河流域的九姓鞑靼敌对的政治关系，也决定了叶尼塞辖戛斯人在10世纪时无法利用漠北信道与契丹进行直接联系。

漠南道是10世纪契丹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等西域政权、部族交通的最为安全的信道。契丹在阿保机两次西征，东征渤海国之后，基本解决契丹领土两翼的安全问题。尧骨继承契丹帝位时，耶律羽之上表提出以渤海徙民翼契丹之左，以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契丹之右，坐制南邦的战略措施[37]。这种建议自有其现实基础，耶律德光在位期间（927-947），居于黄河河套北部的党项与契丹关系较为和睦，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辖戛斯与契丹通交的10世纪中前期，河套北部的党项人也大多成为契丹—辽的蕃附。据后晋、宋朝数据看，沿河党项、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诸部皆受契丹官告、职牒、旗号。[38]沿河党项即前述尧骨平定之“河壖党项”，“逸利、越利”即宋人文献中的“日利、月利”[39]，居地在阴山南北。原居于古丰州之地（唐天德军）的藏才族大首领王甲，曾为契丹左千牛卫将军。[40]诸如此类党项部族地处东西交通要冲，一部分部族臣服于契丹，自然会为契丹提供东西交通的便利。

党项部族可以成为契丹—辽王朝开拓河套信道的直接助力，也可以成为其最大变数。这些党项部族因其居于东西交通战略要地而自持，游走于周边的各大政权之间，时附时叛。前述与契丹临境的沿河党项、藏才族等党项部族甚至在辽宋战争期间（979-1004）大规模南徙河套南，内附宋朝。另外，活跃在黄河河套内平原的夏州定难军党项也对辽、宋与河西回鹘诸政权的交通存在重要影响，夏州在毛乌素沙漠南部平原，是联通黄河河套东西的战略要地，从河西进入黄河，向东北可进至契丹，南则可与中原王朝联通。夏州党项在960年宋朝建立前，与五代各政权形式上臣服，实则“朝秦暮楚”，保持自立，并与契丹相抗。944年（契丹会同七年，后晋开运元年），夏州党项首领李彝殷曾率军自麟州渡过黄河侵扰契丹西境，牵制后者南攻后晋，并获封“契丹西南面招讨使”。[41]因夏州党项的原因，契丹1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无法南下掌控河套连接河西走廊的信道。

影响契丹东西交通走向的另一重要政治势力则是甘州回鹘，其地理位置正当河西走廊东西主干道，北可通蒙古草原，向南则控扼祁连山口至青海的信道。阿保机西征回军过程中曾迫使甘州回鹘一度臣附。在以后的时间内，甘州回鹘主要与中原五代、宋王朝进行频繁的朝贡，向西则控扼沙州归义军等西域政权向东联系的孔道，向北与契丹—辽王朝则较为冷淡，双方基本没有往来。[42]唯一的异例仅见937年（辽太宗天显十二年）、939-940（会同二—三年）有“回鹘、敦煌使者”至契丹朝贡，学界一般认为其“回鹘”即甘州回鹘，敦化则是当时甘州回鹘西部的沙州曹氏归义军使者。[43]这段时期时值契丹与后晋约为父子之国的蜜月期，甘州回鹘或因后晋的关系而前往契丹朝贡。937年契丹在诸国使团回程时，派遣“蒲里骨皮室胡末里使其国”随访，940年，“墨离鹘末里使回鹘阿萨兰还”。胡末里/鹘末里跟随甘州回鹘使团回访，并行经“回鹘阿萨兰”（高昌回鹘）归国，契丹使者应是首次沿河西走廊—东部天山行进。此次交通的前提条件是中原的后晋一度与契丹关系友好，以至于甘州回鹘亦为契丹使者提供通行便利。

天山喀拉峻

夏州党项、甘州回鹘都是掌控契丹—辽王朝利用河西走廊信道的势力，1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两者在政治上都倾向于南方中原政权，自然不会对辽王朝开放河西走廊。藤枝晃通过史料统计，发现河西走廊沿线政权向辽宋两国的朝贡活动存在频次波动，是与辽宋两国与夏州党项关系变化密切相关的，即夏州与辽关系和睦时，夏州党项会将河西走廊政权使团引向辽一方，反之则引向宋朝一方。[44]这一规律亦适用于甘州回鹘，沙州等政权多受甘州的政治倾向限制，在后者与宋朝频繁交通之时，自然无法前往辽朝贡。

10-11世纪之交，辽朝利用夏州、甘州之变局才扭转了局面，在一定的时段内获得了经由河套套内至与河西走廊沿线政权交通的便利。10世纪末宋与夏州交恶，引发986-1003年的宋夏战争。这场战中过程中，辽朝站在夏州李继迁一方，共同对抗宋朝、甘州回鹘。辽人不仅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夏州联通河西的便利，还主动对甘州回鹘进行了近4次的讨伐。在这段时间内，曾受制于甘州的沙州政权频繁至辽朝贡。[45]可以说直至11世纪初，因河套、河西走廊的地缘关系对辽朝有利，敦煌沙州至辽朝腹地的交通才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畅通，但在10世纪，这条信道对于契丹—辽官方向西交通而言是关闭的。

西域与契丹—辽的河西走廊信道在10世纪受阻，并未影响到高昌回鹘（阿萨兰回鹘）、辖戛斯等居地在东部天山及其以北的政权、部族通交辽朝。高昌回鹘是西迁回鹘的一支，在唐北庭故地立国（今中国新疆吉木萨尔一带），逐步吞并周边势力形成的重要政权。其名为“Qocho Uighur”，汉文史籍因其语音译写作“高昌回鹘”、“和州回鹘”等，又高昌回鹘建国之地位于唐西州故地，宋朝史籍称之为“西州回鹘”。[46]高昌回鹘在契丹西征以后，一直与契丹—辽维持了良好的政治关系。据《辽史》载，太宗天显八年（933）高昌回鹘曾遣使者至契丹，辽景宗于保宁三年（971）曾派铎遏出使高昌，后者于保宁五年（973）、十年（978）又遣使至辽。高昌回鹘与契丹—辽朝的交往信道亦应尽力规避当时敌对阵营的控制区域，结合上述地缘关系分析，不难认为，这条信道是沿着契丹西征回军的路线行进，即由霸离思山（巴里坤）东行，进入今内蒙阿拉善，过居延海，经过契丹控制的黄河之北党项居地，进入西南路招讨司辖境。契丹在937-940年派遣的使者胡末里属蒲里骨皮室军中的墨离人，其原居地就在东部天山地区，当是跟随契丹西征而被整编至皮室拽剌墨离军之中，熟悉当时的交通路线，故其跟随甘州回鹘使团进入河西走廊，游历西域，转而从阿萨兰回鹘返程，也应是选择这条安全的漠南道。

上述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在于，东西交通路线是带有鲜明地域秩序特征的政治纽带。若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审视，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隋唐时代，北部草原游牧国家与南方中原王朝的势力东西延展，彼此互动的结果之一就是塑造了横贯亚欧东部的三条信道，他们分别是——

·中原王朝经常利用的河西走廊信道，即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北方民族王朝联通东西交通的漠南道；

·以及联通草原游牧—农耕定居两大政治秩序的北南信道—漠北回鹘道。

这三条信道的形成各有历史背景，但他们的贯通与运作都与当时政治秩序的强大与稳定息息相关。在本文叙述的时代，维系东西信道的两大政治秩序同时崩溃，整个亚欧东部地区的地缘格局呈现内存块化分割，不仅存在北南并立，亦出现东西分割。原来能够贯通东西的信道也因地域化的多极政治秩序所肢解，对于一个政权、部族而言，其对外信道能否畅通，走向如何，取决于其所处内存块与其他内存块间的地缘政治的关系。10世纪亚欧东部多极格局背景下的东西信道走向不再是单纯的路线问题，而是多对政治关系排列重组，结成各类跨内存块政治秩序的连接纽带。因各内存块间的政治关系存在多重变数，那么连接各政治实体的地缘政治信道也存在不同的排列组合。

因此，9-10世纪以后的亚欧东部区域的东西交通现象是相对的，多元性的。在东西信道的东部地区契丹—辽王朝与五代—宋王朝存在对立与博弈，中部路线的战略节点上，自北至南存在漠北鞑靼、黄河河套的党项诸部族，这些政治集团在契丹—辽与中原汉地王朝的对峙过程中立场各异，时刻影响着东方两大对峙政权向西联通的渠道。至于再向西的传统西域地区，自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的高昌回鹘，南部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沙州等地区政权也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承自魏晋—隋唐以来的东西信道被这些政权、部族按照政治分野内存块化分割，这种内存块化的分割也会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有所转变。

契丹—辽王朝与辖戛斯的交通，主要受制于这种东西交通政治区隔的影响。10世纪占据漠北的九姓鞑靼，以及中原汉地王朝、河西走廊孔道之上的甘州回鹘关系密切，近乎结成针对契丹—辽王朝的政治联盟，他们掌控着当时的漠北回鹘道、河西走廊传统的丝绸之路。在契丹腹地之西形成了从鄂尔浑—翁金河—黄河河套—河西走廊孔道纵贯南北的政治屏障，阻断了契丹—辽联通东西的政治交通。10世纪契丹西征最大的政治成果就在于通过对黄河河套北部党项部族的政治征服，在这一南北政治屏障的中段打开了缺口，利用漠南道建立起对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部族、政权的政治交通关系。契丹—辽王朝之兵锋虽然能够触及东部天山—阿尔泰山地区，与该区域存在政治联动，但对于其内部政治格局无法起到决定作用。辖戛斯的活动范围属于东部天山—阿尔泰政治内存块之内，与契丹之交通及其后断绝的主要历史动因在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内部地缘政治格局的嬗变，这其中的变数即有区域内政治、部族关系，也包括辖戛斯自身势力的消长。现详述如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