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1993年，敲下中国古籍拍卖第一槌后，古籍市场日渐火热，到2018年，扎扎实实地进入亿元时代。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拍下一个亿，《宣德御制大般若经》卖了1.8亿元，《安思远藏善本碑帖十一种》卖了1.9亿元。霍虎勇现藏有古籍二十多万册，善本有三万多册，其中更不乏国内孤本。曾经有北京藏家愿意花重金打包购买霍虎勇的全部藏书，但被他拒绝。这么多年，霍虎勇以藏养藏，挣了些钱，可花得更多，终于积累下满橱满柜的古籍。据他的一位藏友介绍：仅就方志类古籍而言，霍虎勇的收藏，在省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在全国也能排进前三。他收藏的许多古方志，不仅省图没有，恐怕国图也未必有。

一般爱读书的人，也爱藏书。而习惯藏书的人，对书都是珍爱有加。民国时有位藏书家，藏书数十万卷，怕别人来借，就在书房门口贴个条子，“老婆不借，书不借”。

不仅如此，收藏界的人，收到什么好东西，习惯捂起来，免得露富，引人觊觎。古籍善本作为其中一类，市场价格同样惊人，保护的难度更非金石陶瓷可比。所以古籍一旦到了藏家手中，肯定会被妥善地保护起来，再不面世，更不用说与人分享。

只不过，霍虎勇藏书，算是“开放式”的藏书。他但凡收到什么好书，总会邀请朋友一起来品读赏鉴，并没有“敝帚自珍”的心理。

收藏古籍，传播比传承更重要

品读赏鉴，势必会局限在小圈子里，霍虎勇有着更大的理想。他说，藏书，不是要把书藏起来不让人看，藏书的目的，还是要让典籍为社会、为大众服务。

霍虎勇收藏古籍，以古代方志为主要兴趣。方志类的古籍，记录着古代的山水、风土、人文等，可以说是古代地方文化的集成，能最准确地反映出古代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史记》中有个故事：刘邦攻入咸阳，其他人都到收藏金银布帛的官署去争抢，只有萧何去搜集各衙署的图书。后来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汉王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而这些东西，至少在宋代之后，完全体现在方志中。由此可见方志的重要性。

现在，古方志已经成为古代文化中重要的文献资料。但是，缘于社会的发展，也缘于时代造成的文化代沟，这些古方志只有很少专业的研究者才能看懂，才会熟悉，和普通大众关系很少。稀缺珍贵的古方志，更是被“藏在深闺”“束之高阁”，完全隔绝于现代生活。

霍虎勇有次在接受采访时说：“古籍善本不同于其他收藏，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更肩负着传播者的责任。作为藏书家，不应该、也没有资格让这些文化精华沉寂在自己的手中。”

霍虎勇自己的书房，叫“籍塾阁”，后来藏书的地方顺理成章也以之为名，近几年，又建博物馆，还是以“籍塾阁”为名。既然是博物馆，那天然就有向公众开放的意愿。虽然，现在还未大张旗鼓宣传，也不具备大规模开放的条件，但这是霍虎勇的一个努力方向。他把自己收藏典籍尤其是古方志的目的概括为两个词：传承和传播，而且，他认为，传播比传承更重要。

　　更多人使用，才是真正的“传承”

把散落于各处的古籍收回来，该补的补，该修的修，让它们焕然一新。在霍虎勇看来，这仅仅是“保护”，实际上还谈不到“传承”。而传承，是要做到“承”过来，“传”下去。这涉及到目录学、版本学、方志学方方面面的知识。

霍虎勇收回来方志，自己首先要看一看，和其他相类似的或者不同年代所修的版本对比一下，甚至会订正勘误。他说，古人修志，也有古人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有名字、年代以及地理性的错误，如果不指出来，原样交给后世，也是不负责任的，那不是真正的“传承”。

霍虎勇和他的团队现在已完成了《籍塾阁古方志书目提要》，《山西稀缺古方志书目提要》也接近完成。在这两本书里，霍虎勇把他收集的方志，都分门别类整理清楚，修于何年何代，编著者为谁，大概内容有些什么，“提要”里都写得一清二楚。两本书都进入出版计划，出版后，霍虎勇的部分珍贵典籍就算“大白于天下”了，而任何有志于方志研究的人，假如看到这两本书，都能知道霍虎勇的收藏对他的研究有多重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而霍虎勇既然愿意“暴露家底”，就已经做好了为研究提供借阅、复制的准备。霍虎勇认为，让更多的人知道古籍的存在，让更多的人能使用古籍，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基于这样的理由，31岁的他，说起这些藏书的归宿，他说，捐给官方机构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因为如果捐给官方，他会有这些藏书“与世隔绝”的担忧，这违背了他的初心。

霍虎勇说，现在“传承”这个工作，对于古方志，做的人还不多。这是因为，如果是单纯的书商，那么他既缺乏专业能力，更没有这个意愿，而专业的学者，手中缺少方志实物，无法开展相关研究。他觉得他有种使命在身上，应该更好地传播典籍收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让古籍“活起来”，他有多种尝试

“传承”已然非常难，而“传播”则更是困难。一直以来，古方志既与普通人关系不大，更不会对现实产生太大作用。霍虎勇觉得，这并不利于古籍的保护。“只有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古籍的珍贵，让古籍和大家建立关系，哪怕是知道古籍很值钱，也能促使古籍被保护下来，至少不会被当成烂纸烧掉，而能主动把家里压在箱底的古籍拿出来重见天日”，霍虎勇说，更重要的是，“习总书记说‘让文物活起来’，对于古籍更是如此”。

霍虎勇的“籍塾阁博物馆”虽然还没开始正式运营，但是霍虎勇已经有了个“宏大”的目标。他说，5年内，他要把博物馆所有的古籍都数字化，但凡对古方志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上他这儿来检索、查阅，或者是毫无目的只是好奇地浏览，“完全免费”，想看原文，也有“高清的PDF”。

同时，霍虎勇也认为，不能把古籍藏得严严实实，要走出去，走到大众生活中去。5月18日左右，他计划在太原老关帝庙里搞个展览，《方志中的太原》，精心选取方志中有关古时太原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怎么过节、怎么交往。“比如，太原人都知道傅山，都知道傅山发明了‘头脑’，我就会把相关的内容都挑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老太原人是怎么生活的。”霍虎勇说，这种展览既可以搞临展，也可以搞成常态化的展览，模式还可以复制，《方志中的临汾》《方志中的运城》等都行。谁不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感兴趣呢？而这样的展览，更可以改变古籍留给大众的高远、高深莫测的印象，能拉近古籍和大众的关系。“这事情总要有人做，不如从我开始。”霍虎勇说。

让古籍“活起来”的方法还有很多。霍虎勇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编写《龙山志》《历史典籍中的沁源》。他们编写志书最大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就是霍虎勇所收集的国内各种志书，既能找到相关资料，从体例、表述、内容也都有法可循，不至于被修志的先辈们所耻笑。《龙山志》一旦成书，这座拥有我国唯一道教石窟的太原文化名山，它的历史定位和历史地位将会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从此，龙山文旅的开发和发展，也将有科学的依据。同样，这也意味着，古方志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在现代新修的《龙山志》中，将会重获新生。

霍虎勇还认为，事实上，古方志也能对现实有直接的作用，并且，他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现在，各地搞文旅搞得如火如荼。但霍虎勇看过很多地方，比如开发一座山，就是修建上许多亭台楼阁，再铺条步道，尽管美轮美奂，但千篇一律，同质化、单一化严重。他认为，这是当地的开发者没有弄清楚要开发对象的历史脉络，没把握住要开发对象的文化特质所导致的。“一座山，山上建过什么庙观，出过什么名人，有过什么故事，留下什么诗文，这在方志中都会有很详细的记载。这些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座山区别于其他山最本质的东西”。霍虎勇说。

霍虎勇正在为一些地方的文旅业搞规划。这个规划，也源自他掌握的丰富的古方志。能知道历史，便能洞悉未来，这样的规划不会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总是和当地的历史一脉相承，和当地的文化无限契合，所以也就拥有了独特的气质。

这是古老的方志服务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绝佳例证。“服务，也是传播，而且是更好的传播”，霍虎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