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少作家、学者都站出来发声，谈及了他们的思考与观察。在这样一个晦暗的时刻，这样的阅读与交流是必要的，是我们的力量来源之一。近日，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撰文谈及了他对疫情的思考，文章首发于《纽约时报》，我们独家获得中文版授权，第一时间与中国的读者们分享帕慕克最新的写作与思考。
在文章中，帕慕克谈及了他最近在写作的小说——它恰好是一部背景设置在瘟疫时期的作品，名为《瘟疫之夜》，从这部作品，他谈到了历史上那些卓越的“瘟疫”题材作品。从这些文学作品中，他看到了人类在面临大流行病时共同的恐惧，也看到了如今我们的“进步之处”。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帕慕克在文章中向读者呼吁：我们所感受到的恐惧，显示了我们脆弱的生命和共同的人性是如此地相似。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瘟疫过后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必须拥抱和滋养当下的遭遇为我们带来的谦卑与团结。
撰文 | 奥尔罕·帕慕克
（发自伊斯坦布尔）
翻译｜李琬
过去四年间，我一直在写作一部时间设定在1901年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被称为第三次瘟疫大流行的时期，当时爆发了一种腺鼠疫，它在亚洲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但在欧洲并没有造成多少死亡。而过去两个月里，知道我在写这部《瘟疫之夜》（Nights of Plague）的朋友、家人、编辑和记者都接二连三向我抛出一堆有关瘟疫的问题。
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当下的新冠肺炎和历史上爆发的疫病、霍乱之间有什么相似性。实际上它们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在人类历史和文学书写的历史上，不同瘟疫之间的共通之处，不只在于细菌和病毒本身是相似的，更在于我们最初面对瘟疫时的反应总是相同的。
我们一开始面对疫病暴发的态度总是去否定它的存在，想要否认的确有瘟疫暴发。
《瘟疫年纪事》， [英]丹尼尔·笛福著，许志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点击书封可购买）
《瘟疫年纪事》几乎是仅有的一部关于传染病与人类行为的有洞见的文学作品，在这部书开头，笛福写道，1664年，伦敦附近某地暴发瘟疫，地方当局力图降低死亡数字，他们隐瞒数据的方法是把一部分死者的死因登记为瘟疫之外的一些疾病。
意大利作家曼佐尼写于1827年的《约婚夫妇》是关于瘟疫的最写实的作品，作者带着同情描绘了1630年米兰瘟疫暴发时，当地民众对政府应对方式的愤怒。尽管政府已经获知疫病暴发的现象，米兰总督仍然忽视了疾病带来的巨大威胁，不愿意取消庆贺王子诞生的盛大典礼。曼佐尼向我们表明，瘟疫急速蔓延是因为对人群活动的限制措施还不够充分，执行还不够彻底，以及米兰市民还不太留意这些规定。
许多有关瘟疫和传染病的文学作品把当权者的疏忽、无能或自私呈现为民众愤怒的唯一根源。然而，像笛福和加缪这样最杰出的作家，能够让读者瞥见愤怒浪潮之下还有着政治之外的东西，它根源于人类境况的本质。
笛福的小说让我们看到，在无止无休的抗议和怨气背后，还有一种对于命运的愤怒，对旁观甚至纵容这一切死亡和痛苦的造物主感到愤怒，对似乎不知如何应对这一切的宗教组织和机构也感到愤怒。
另外，制造谣言、传播虚假信息也是人性面对瘟疫时普遍和自发的反应。在过去时代的诸多瘟疫中，谣言的生长是由于得到错误的信息或者无法了解完整全面的事实。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
笛福和曼佐尼都写到，瘟疫时期人们在大街上相见时互相保持距离，同时他们也会彼此询问各自家乡和邻居的情形，从而有可能得知有关瘟疫的更大规模的图景。只有了解更宏观的情况之后，人们才有指望逃脱死亡，找到安全的避难所。
在一个没有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的世界，不识字的广大民众只能通过想象力来弄清危险的来源、严峻程度和它可能造成何种程度的痛苦。对于想象力的依赖，让每个人的恐惧都拥有了一种个体化的声音，为它注入了一种抒情的质地——小范围的、精神性的、神秘的。
瘟疫流行时最常见的谣言是，讨论最初携带瘟疫而来的人是谁，以及从何处而来。在三月中旬，惊慌和恐惧开始在土耳其蔓延，吉汉吉尔一家银行的经理、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邻居带着一种深知内情的神态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起反击的方式。（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的名字叫红》，作者: ，译者: 沈志兴， 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就像邪恶本身一样，人们总是把瘟疫描绘成一种从外面侵入的东西，认为它在其他地方暴发蔓延了，当地人没有足够有效地控制这场瘟疫。在记述雅典的瘟疫时，修昔底德一开始就说瘟疫是从很远的地方开始的，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埃及。
疾病是异国的、从域外进入、带着恶意的企图，这种假设最初携带疾病的人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谣言，总是最流行、最普遍。
在《约婚夫妇》中，曼佐尼描述了从中世纪以来就流行的大众想象中的形象：每天都有人说起这样一个毒辣邪恶的人，他在黑夜里把被瘟疫污染了的液体涂抹在门环和圣水钵上。他还写到一个劳累的老人坐在教堂地上时，旁边的女人就会指控他用外套摩擦地面来传播毒物，接着骚动的众人就会凑过来揪斗他。
《约婚夫妇》，作者: ，译者: 吕同六，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
这些出人意料而且无法控制的暴力、传闻、慌乱和反叛在文艺复兴以来的瘟疫书写中十分常见。马可·奥勒留将后来被称为古罗马“安东尼瘟疫”的灾难归咎于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因为这些基督徒没有参加祭祀罗马众神的仪式。
在后来的瘟疫中，人们指控是犹太人污染了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水井。
瘟疫的历史和文献为我们揭示，折磨、死亡的恐惧、精神上的绝望以及受灾民众对这种异常遭遇的体验越深，他们的愤怒和政治上的不满就越是强烈。
和过去的那些瘟疫一样，针对特定国家、宗教、族群和地区而散布的毫无根据的谣言和指控也同样会对事件的发展造成显著影响。社交网络和右翼民粹媒体对传播谎言的嗜好，也扩大了这种影响。
但是今天，相比过去时代经历瘟疫的人类，我们要获得有关瘟疫的可靠信息便利得多了。我们现在体会到的强大而合理的恐惧与以往非常不同，我们的恐惧主要不是因为谣言，而是因为准确的信息。
当我们看到红点在各国和全世界的地图上不断增加，我们意识到自己无处可逃。不需要动用想象力，我们就会开始担心最糟糕的情况。我们在视频中看到黑色的大型军用卡车组成车队，把尸体从意大利的一座座小城运送到附近的火葬场，我们仿佛在看着自己的送葬队伍。
然而，我们所感受到的恐惧不再包含想象和个性，它显示了我们脆弱的生命和共同的人性其实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就像关于死的念头一样，恐惧让我们感到孤独，但意识到我们都在经历相似的痛苦又让我们不再那么孤独。
奥尔罕·帕慕克
从泰国到纽约，所有人都操心着如何以及在何种场合使用口罩，什么是对商店买来的食物最安全的处理方式，以及我们到底要不要自我隔离——这一切提醒我们，我们并不孤独。它造成了一种团结的感觉。恐惧不再令我们窘迫；我们在恐惧中发现，这种难堪的体验有助于人与人的互相理解。
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人们在世界上最大的医院外面等待，我可以看到我的恐惧也是其他人的恐惧，我感觉并不孤独。随着时间推移，我不再为我的恐惧而羞愧，而是渐渐将其视为完全合理的反应。我想起了那句有关疫病的格言：怕死的人活得更久。
最终我意识到，恐惧引发了我体内两种十分不同的反应，也许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有时它让我只想退居自己内心，在孤寂和宁静中生活；有时它却让我学会谦卑，与人团结一致。我最早想到要写一部关于瘟疫的小说是三十年前的事，在那么早的时候，我就把关注点放在对死亡的恐惧上。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作者: ，译者: 陈竹冰，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1561年，法国旅行家比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大使来到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他逃到距离伊斯坦布尔六个小时路程的Prinkipo岛上躲避了瘟疫，那是伊斯坦布尔东南方马尔马拉海王子群岛上最大的一座岛屿。他指出伊斯坦布尔的隔离律法不大严格，将土耳其人称为“宿命论者”——因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即使是头脑通达的笛福也在他的《瘟疫年纪事》里写道：“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依赖他们所谓的宿命论思想，由于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被注定的，并且是事先决定无法更改……”我的瘟疫小说帮助我在世俗化和现代性的语境下思考穆斯林的“宿命论”。
无论是否是宿命论者，在历史上各次瘟疫中，说服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接受隔离比说服当地的基督徒更加困难。商店店主和各种信仰的乡村居民迫于经济压力对隔离措施发起反抗，此外穆斯林社区中有关女性品行和家庭隐私的观念也助长了这种反抗。19世纪初开始，穆斯林社区要求由专门的“穆斯林医生”接诊，因为当时大多数医生都是基督徒，即使是在奥斯曼帝国。
19世纪50年代，乘坐轮船旅行更便宜了，去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者成为最容易携带和传播传染性疾病的群体。进入20世纪之后，为了控制拜访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者人流，英国人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建立了世界领先的检疫站。
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无形中传播着穆斯林是“宿命论者”的刻板印象，也助长着那种认为穆斯林和其他亚洲人都是传染病来源和携带者的偏见。
《罪与罚》，作者: ，译者: 曾思艺，版本:果麦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2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结尾，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梦见了一场瘟疫，这时，他也在同一个文学传统中说话：“他在病中梦见全世界在劫难逃，遭到一场人们从没听说过，也没见到过的可怕瘟疫，那是从亚洲的腹地传到欧洲来的。”
在17—18世纪的地图上，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边界由多瑙河标记，那里被视为西方以外世界的起点。但在文化和人类学意义上标记东西方界线的，则是瘟疫，以及在多瑙河以东感染瘟疫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这一事实。
这一切，在西方人心中强化了关于东方和亚洲文化固有的宿命论的印象，同时强化了这种（并不正确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传染病和瘟疫总是来自东方最幽暗的隐秘之处。
从当地搜集的各类历史文献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是，即使是在大瘟疫流行时期，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也依然在举行葬礼，哀悼者依然互相拜访，为对方送去安慰，在泪水中拥抱。相比疾病从何而来、传播速度如何，人们更关心的是为下一场葬礼做好充分准备。
然而，在眼下这场新冠病毒肺炎瘟疫中，土耳其政府采取了更世俗化的举措，禁止为染病的死者举行葬礼，果断地决定在对于信徒而言最重要的周五主麻日（编者注：主麻日是伊斯兰教聚礼日，穆斯林于每周星期五下午在清真寺举行的宗教仪式）关闭清真寺。土耳其人没有反对这些措施。我们的恐惧是强烈的，但这恐惧也同样显示出智慧和包容。
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瘟疫过后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必须拥抱和滋养当下的遭遇为我们带来的谦卑与团结。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奥尔罕·帕慕克；翻译：李琬；编辑：走走 ；校对：刘军。本文首发于《纽约时报》，原标题为《“瘟疫小说”教会了我们什么？》，《新京报·书评周刊》获独家中文授权，为中文版首发。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