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五四，会有三种声音。

第一种声音是“主旋律”：五四的旗帜是“爱国”与“进步”。民间知识界有第二种声音：“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我属于第三种声音。

这第三种声音想表达的是什么？

首先，恢复历史的原貌，从历史事实说，肯定是“民主”与“科学”；其次，五四需反思、需超越。这里我想就“文化决定论”做一阐释。

01 五四的“文化决定论”遗产

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成果，说一千道一万，最大贡献是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类似马丁·路德以德国民间俗语改写拉丁文的《圣经》。胡适呼吁使用白话文，这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事。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深受胡适之恩泽而不察。设想一下，从小学直到研究生，如果教科书全是文言文，是什么图景？文科勉强能对付，理科声光化电各学科，全是文言文教科书，用中式“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零”，你开个平方试试？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晚年有一个痛心反思，他说新文化运动是被五四运动“干扰”了，从文化运动“干扰”为政治运动。但他没有回答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被五四“干扰”，两者如果没有内在联系，怎么会这么容易被“干扰”？对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的反思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出现了一些隐患。患莫大者，是对辛亥革命持鄙薄、乃至否定的立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才是“历史虚无主义”。他们认为，政治制度的变化无足轻重，并未带来社会重组、文化革命和人心改造。甚至认为早就失败了，不需要再去谈论并巩固辛亥革命了。最重要的是对国民素质问题、文化与人心改造问题的态度：如果不把文化和国民性扭转过来，那么中国即便再发生十次辛亥革命，都没有意义。

文化决定论与国民性改造论相互声援，内在呼唤文化革命，这在逻辑上不难理解。今天可以再读读鲁迅的小说，你看看能否读出新意？事实上，人们也多半是从文艺作品如小说接触新文化运动，比如鲁迅的未庄系列。

电影《阿Q正传》中的阿Q与赵老太爷

大家都熟悉阿Q、祥林嫂、吴妈、小T、赵老太爷这些人物，鲁迅通过新文化运动中后期发表的这些小说，表达什么想法？那就是辛亥革命无足轻重，用他的话来说，城头变幻大王旗，把清朝的旗帜拔了，插上一个民国的旗帜，那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绍兴城外有鲁镇，鲁镇附近有未庄，还有赵老太爷，赵老太爷还在统治着阿Q、祥林嫂这类人的灵魂。这些人思想不扭转，中国没希望。至于城里的辛亥革命，被他称为“柿油党（自由党）的革命”，是闹剧，无足轻重。

鲁迅看到了中国文化落后、愚昧这一面。但是鲁迅的偏差在哪里？在于他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的制度变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国民性改造。这个偏差，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说。

其实，辛亥革命的元老黄兴早就预见到，政治可以革命，社会与文化万万不能革命。武昌起义第二年，黄兴返湘省亲，对家乡父老有言：千万记住，我们在武昌的革命是政治革命，谁若要把革命引入社会，搞社会革命，那就是民族的罪人！社会都不能革命，遑论文化？

02 文化决定论贻害无穷

上面我们说到从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五四时期几成知识界共识的文化决定论，内在蕴含是鄙薄辛亥革命。

文化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概念，如空气须臾不可离，它可以继承，可以改善，但绝不可以也不可能改造，更不应该革命。具体到与某一政治事件、政治过程如辛亥革命的关系，它是被动的，从属性的。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手稿

我们今天谈辛亥革命成也罢，败也罢，不能归功或归咎于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因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而归咎于当时的传统文化，这是错误的。因政治上的人谋不臧而归咎文化？文化如能言，一定会唱：三千男儿皆解甲，妾在后宫何能言？

那种凡事都要追究到终极原因的思维方法，貌似深刻，其实是放过了人谋不臧，至少是逻辑思维训练不够。二十年前，我曾借悉尼·胡克之言，揭示这种思维的错谬：“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大家应该不难理解。

我一直想揭示的一点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控诉那些迫害，但不能停留在控诉迫害，还应该向历史的纵深挖掘，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是不是有一种“精神共谋”关系？从历史角度来讲，这个“精神共谋”叫作“文化决定论”，而“文化决定论”正是从五四前后开始的。

昨天的文化决定论助成文化大革命，今天的文化决定论呢？它助成国民素质落后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这话可分两层讲。

现在，我们结合当代政治与文化的实例，来反思这一时尚思维的错谬。放眼世界，但凡同一个文化版图上出现不同的制度选择，必定是强调文化决定论，然后走向文化改造、文化革命的那一地区，必定输给另一不强调文化决定、不搞文化革命的另一地区，如东、西德，如南、北韩。

1989年11月9日，东德允许公民访问西德

大批民众跨过柏林墙涌向西柏林

把眼光收回中国，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而言，凡对文化要取革命态度的地区，制度越滞后；凡维护乃至保护传统文化的地区，制度越超前。这是张耳可闻、触目可见的基本事实。

再把眼光收回中国内地，大致可分两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时代是天天讲、日日讲文化改造、文化革命的时代，改革开放时代再不提改造文化，而是向既存文化言和、与人心人性言和，但与毛时代相比，哪个优哪个劣？不难得出结论。我不是说改革开放没有问题，问题太多太大。仅仅因为改变了经济政策，改变农村经济制度，局部触动城市经济的制度，内地的贫困面貌即已扭转。

因此，若论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我的看法是：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还是制度。

03 国民性改造论与文化决定论

至于第二层，则是国民性改造论，这是从属文化决定论的二级论题，当年鲁迅由日本引进，杂糅尼采的超人哲学。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国民性还很差，差的不是一点，尤其与鲁迅心仪的日本比，差得更远。1959年，泰晤士报曾就西德经济已经超越英国，发表社论“究竟谁是战胜国？”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再写此一题目。

不过，我要说的是，国民素质与制度选择，何为因，何为果？不可因果倒置。先秦之前，我们的国民性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以军耕立国的秦，而不是以工商立国的齐，统一了中国，以《商君书》集大成的古代法西斯统一了中国，历两千年而不改，中国的国民性才压弯了腰，压驼了背，佝偻成这样！你要提升国民性，让国民伸直腰杆做人，做现代公民，你先要把那块压在他们背上的大石头搬走。至于石头搬走后，弯了两千年的腰不可能立马伸直，还要假以时日，疗伤恢复，但那是第二性的问题。

秦始皇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日本的国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继承了我们的先秦传统，而不是秦以后传统。抗日战争打成那样，以致有战国策学派的史学家痛言：这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战，古代中国打垮了现代中国。若无美国参战，变中日之战为太平洋战争，古代中国很有可能战胜现代中国！而就当代中国言，改革时期民气之伸张，观念水位之上涨，肯定超过文革时期；具体到当下，80年代的民气之伸张，肯定也超过今天。

因此，若论国民性问题，我想说的是，应该是政治选择为国民性负责，而不是相反，国民性为政治选择负责。它们二者的关系，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

文革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精神共谋关系，就在这两层——文化决定论和国民性改造论——达成可悲共识：辛亥革命的制度选择不重要，那是“柿油党的把戏”，戳穿这一“把戏”，改造文化和国民性最重要！

读五四之后的新知识群，几乎无一日不在呐喊要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一直到文革落地，“木匠造枷枷自家”，“枷”痛他们自己了，他们才喊起来了。

历史脱臼容易复臼难。直到今天，我们虽然否定了文革，但还没有走出五四的阴影。今天我们面对百年“五四”，第一要纪念，第二要反思，第三要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