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我们称之为甲骨文。
“书”的本意是写，甲骨文中的“书”字像手执笔形，《墨子•尚贤》有“书之竹帛”，用其本义。后来由书写之义引申为文字、字体，如《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礼•周官•保氏》：“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等等。再到后来才引申为书籍之义，如《论语•先进》：“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说文叙》：“着于竹帛谓之书。”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和形式，书籍也是这样。书籍的内容要依赖文字、图画、相片等等及它附着的物质材料来表现，本篇所谈的古今书籍是仅就其物质形式而言。如果我们依据书籍的物质材料来给书的形式分类的话，那么大致可以分为甲骨书、青铜书、玉石书、竹木书、缣帛书、纸质书、电子书等等。在讨论上述各类书籍之前，我们先简单地谈谈书籍的起源。
书籍的一个最基本的要件是文字，文字产生在书籍之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我们的远古祖先最初别说是使用文字，就是连语言也不怎么丰富。随着人类的进化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慢慢产生了表述思想、交流经验的语言，从鲁迅先生描述的“吭唷吭唷”喊号子，到会说“话”，再到通行的语言。但是语言交际有它难以避免的缺陷，它不能逾越时间这道障碍，同时人的记忆也并不是无限的，口耳相传，免不了要变样，人们便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出现了“结绳记事”“契画为识”，而后又产生了文字。文字的发明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类由婴儿进入童年，从蒙昧时期进入了文明时期。文字被写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如印度人用过棕榈树叶和树枝，巴比伦人和亚细亚人用过泥板，小亚细亚人用过羊皮。从广义的角度谈，这就是书籍的起源。
甲骨书
甲骨的甲，是指龟的腹甲和背甲；骨是指牛的肩胛，也有羊、猪等骨；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我们称之为甲骨文。董作宾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曾提到发现刻有“册六”二字的龟版，且有穿孔，这意味着可能在殷代就有了把许多刻有文字的龟片串连成“册”的“书”。在这里，我们把甲骨及其上面的文字称之为甲骨书。
甲骨书的发现：清代末年，河南安阳县小屯村一带在春令集市上，出卖用“龙骨”磨制成的“刀尖药”，后来竟成为名贵的药卖到京城。1899年清国子监祭酒、古文字学家王懿荣患病，《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王家作客，他看到药方上开有“龙骨”一味，寻索后发现上有契刻文字，于是拿给王看，两人“相与惊讶”，认定上面所刻是古文字，于是重金购买。据说凡甲骨有字者，每字白银二两，而官方收购时加价为二两五钱。同时，天津的穷秀才孟定生、王襄也发现了甲骨书，只是没有重金购求。后来，罗振玉等人多方寻索，终于在河南安阳小屯找到了甲骨的出土地点。此后，进行了多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在郑州、洛阳、山西、陕西等地也发现了甲骨书。起初，刘鹗在罗振玉的建议下，从所得的5000片甲骨中选出1058片于1903年拍照后石印出版，名为《铁云藏龟》，是为第一部甲骨墨拓之书。随着甲骨的不断出土，之后又有许多此类的书问世，其中以中华书局出版的《甲骨文合集》收集甲骨拓片最多，达41956片。
甲骨文拓片
甲骨书的制作：古人知识未开，迷信巫术，遇到疑难事情便求神卜问。占卜所用的材料是甲骨，根据甲骨上的兆纹来断可否、定吉凶。占卜之前，先要将甲骨刮削整治，然后在背面凿上许多梭形的槽，再在各槽的一边钻上圆槽，但不钻透。占卜时，把要问的事向上帝讲清，再在钻凿的坑上用木火棒烧灼，于是甲骨正面就出现了“卜”字形的裂纹，称为“兆”，而后根据裂纹的粗细、长短、曲直、横竖、隐显等来判断吉凶。占卜完毕，把占卜的次数、时间、卜人的名字、所卜的事情、结果以及是否应验，用刀刻在正面，是为卜辞。其行款大致是逆着卜兆而刻。一条完整的卜辞，主要包括叙辞（占卜的日期、卜人）、贞辞（卜问的事情）、占辞（对卜兆吉凶的判断）、验辞（验证的情形）等部分。
甲骨书的内容：根据现有的甲骨文资料，卜辞大致包括问卜卜辞和记事卜辞两大类，前者居多。其内容相当广泛，依据《甲骨文合集》的分类，包括奴隶和平民、奴隶和贵族、官吏军队、刑罚、监狱、战争、方域、贡纳、农业、渔猎、畜牧、手工业、商业、交通、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凶梦幻、卜法、文字等等，基本上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为我们研究商周时期的军事战争、阶级关系、社会生产、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情况，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原始资料。
青铜书
青铜是铜锡合金的旧称，现称锡青铜。用这种合金铸造的器物称之为青铜器，在青铜器上铸有铭文的称之为青铜书。
青铜的冶炼和铸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传说，“禹铸九鼎”远在公元前2200多年，到商代后期，我们的祖先把文字铭铸在青铜器上，这种现象一直沿续到西汉，青铜器上的这些文字通称铭文或金文。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代表着一个时代。青铜器的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食器、炊器、酒器、容器、水器、乐器、兵器等等。后来这些器物用于祭祀典礼，成为统治者权力的象征，所以称为“重器”。《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臧武仲对季孙说：“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杜预注：“彝，常也，谓钟鼎为宗庙之常器。”《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因而铭文中多有“子子孙孙永宝用”及“子孙永宝用勿坠”之语。
周初的铭文渐多，西周后期铭文尤其长，宣王时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
春秋战国时，凡是要消灭一个国家，则必“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由于青铜器受到如此珍视和保护，所以凡有重要文件需长期保存或有重大事件需作永久纪念的，就铸造一件器物，并把文件或事件记载在上面。因此，青铜书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艺术等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毛公鼎铭文
铜器铭文绝大多数是铸上去的，从现有的上万件青铜器看，殷商时代的铭文很少，间或有几个字也多半刻在器物较隐蔽的地方。周初的铭文渐多，西周后期铭文尤其长，宣王时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大约到了唐代，人们开始墨拓铭文，但对铭文本身的价值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宋代的刘敞好古，收藏集录了很多古器，在嘉佑年间（公元1056—1063年）辑成《先秦古器记》，因欧阳修正在撰作《集古录》，于是刘敞就把收录的铭文都送给他。此外，还出现了王俅的《啸堂集古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摹写款识、考释铭文的书。其后，青铜器不断出土，而编纂其书的历代都有，举其要者，如清代高宗敕编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阮元的《积古斋钟鼎款识》，近人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出版了严一萍先生编纂的《金文总集》，收集器铭8000多件，后来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共收历代出土有字铜器上万件。
铜器铭文的字体与甲骨文不同，遣辞造句、语法上亦与甲骨文有异，而与传世文献《尚书》相似。另外，甲骨书主要是问卜，青铜书则主要是记事，加之它的铭文较长，因而较之卜辞更具有史料价值，成为考订古史、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
玉石书
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中发现3000多件盟书，其中三分之一是写在玉片上，记载的是春秋后期（公元前497—前489年）晋国赵鞅为了联合友党、共同对敌而订立的盟约誓词，我们将其称之为玉书。此外，又有以石头为材料的石书。本来，石上刻画是原始人的风气，《墨子》中有“镂于金石”之言，可见在战国时石刻可能像铭文一样流行。
流传至今最早的石头书要算石鼓文了。石鼓共10个，唐初在陕西天兴县（今凤翔）发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中书侍郎郑余庆将石鼓移入风翔府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失。至宋，天章阁侍制司马池多方寻索，找到9个；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向传师又在民间求得遗失的那个石鼓，但是上端已凿成米臼。大观年间石鼓由凤翔迁入汴京（今开封）辟雍，后移入保和殿。金人南下，官方抢运石鼓到燕京。元代先将石鼓安放在大都路学，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迁入国子监大成门左右，直至清末。1933年石鼓南运上海，新中国成立后运回北京，1958年陈列于故宫博物院旧箭亭内。石鼓书为四言诗，内容是歌颂田猎宫囿的美好，字体属籀文，原有600多字，传世既久，几经流落，字多漫灭，惜不能见其全文。
石鼓文
石鼓文拓片
战国以来，刻石渐多，以书刻文字者而言，有碑、帖、碣、摩崖、阙、柱、墓志、经幢等等。西安的碑林，可称之为石书库，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几部重要的石经。
石经之立，是因为当时的书籍都靠手抄，难免有谬误衍脱，而当时学风，读书人严守师承的文本，一旦发生分歧，便各执一词，自以为是。经书是官方规定的必修课本，为了避免经文差谬、贻误后学，有人便把经文细加校正，书刻于石碑。最早的石经始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故又称“熹平石经”，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别有《公羊传》《论语》，由蔡邕丹笔隶书，陈兴等人镌刻于46块石碑上，刻毕都立于太学门前。这个标准的文本受到当时学界的极大重视，每天前来抄写的人络绎不绝，太学门前一时车水马龙，道路堵塞。“熹平石经”刻石残毁已久，东魏时迁邺，北周迁返洛阳，隋开皇年间复运入长安，唐初竟用为柱础，被魏征抢救了一部分，后来亦遭毁坏。1923年，马衡等人在洛阳购得出土残石60余块，尔后罗振玉等人续有所得，巨者为《周易》残石，上截归文素松，今未详所在，下截于右任得而移赠西安碑林。“熹平石经”以马衡《汉石经集存》为最，汇集拓片，并附释文，计收集大小残石500多块，共8000余字。
熹平石经及其拓本
魏石经刻于三国时齐王芳正始初年（公元240—242年），故又称“正始石经”。又因为经文的每一字都是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所以又称“三体石经”。魏石经的书写者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内容有《尚书》《春秋》和《左氏传》，刊立于正始二年，共35石，三体总约 147000字。魏石经在唐以前即毁，民国时洛阳曾出土残石，其巨者一面为《尚书》，一面为《春秋》。
正始石经拓本
唐石经刻于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故称开成石经，由郑覃楷书。内容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十二经，又以唐张参《五经文字》和唐玄度《九经字样》为附丽，立于长安太学内，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有断裂损字者，有人按旧文集其缺字别刻小石立其旁，但多纰谬。清康熙时巡抚贾汉复补刻《孟子》，是为十三经，现存西安碑林。
蜀石经刻于五代蜀（后主孟昶）广政元年至廿八年（公元938—965年），内容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尔雅》九经，《左传》刻了前十七卷。北宋皇佑年间田况补刻《公羊传》和《谷梁传》，宣和时席贡又补刻《孟子》。蜀石经在宋末损毁，只存残拓，曾经归刘体智所有，并有影印本。
此外尚有“北宋国子监石经”“南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石经”，单行的石经以唐玄宗天宝四年所立御注《孝经》最为著名，现存西安碑林。以上石经都是儒家经典。
佛经刻石其形制有摩崖、碑石、经幢之别，摩崖以北齐为盛，以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最多，其著名者如泰山经石峪大字《金刚经》。碑石以北京房山的《大藏经》最著名，北京法源寺陈列室有部分拓片及原石。经幢多刻《陀罗尼经》，以唐刻为多，清叶昌炽广收拓本，号称“五百经幢馆”。
泰山石刻
道经刻石以老子《道德经》为多，其中唐景龙二年（公元 708年）龙兴观《道德经》为最古。此外还有《阴符经》《常清净经》《消灾护命经》等，但为数远不及佛经。
竹木书
严格说来，以甲骨、青铜、玉石为物质材料的书还不能称作严格意义的书。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用竹片或木板制作的，用竹片写成的书称“简策”，用木板写成的书叫“版牍”，这种制度称作“简牍制度”。
简策 一根竹片叫做“简”，也是一部竹书的基本单位，类似于我们今天书的一页，许多根简编连一起，叫做“策”，“策”即“册”，系简成册的绳带称为“编”，编的质料有麻、丝、皮（韦）等。《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说的就是孔子读用皮绳系简成册的《易经》，由于多次翻阅，以致几次使皮绳折断。汉代王充在《论衡•量知篇》里说简策的制作是“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刘向在《别录》里说的更清楚：“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简的长度不一，似有定制。《后汉书》卷六十九记载：“周盘临终，命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又卷六十五曰：“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汉桓宽《盐铁论•诏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但据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战国时的简最长二尺四寸，其次一尺二寸，又次八寸；两汉时期最长二尺，另有一尺五寸、一尺、五寸等制。各简的字数无定，通例为22至25字，最少的仅二字，每简通常一行，但汉简却有五、六行的。在简策时期，一策（册）就是一篇文章，有时在每策的开头加两根空白简，称为“赘简”，背面写书名或篇名，这便是后来书籍封面的起源。一篇或一部书写完后，以尾简为中轴，卷成一束，这便是书卷的刍形。为了避免错乱，同一简策常用“帙”或“囊”装起。
用竹片写成的书称“简策”
版牍 一块木板称“版”，写上字的叫“牍”。版牍的制作文献上也有记载，王充《论衡•量知》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一尺见方的牍称“方”。版牍与简策的功用稍异，《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这是说简牍在书写文字方面有长短之别；牍的行数较之简要多，但一般是四、五行。版牍的主要用途是写录物名或户口，故称之为“籍”或“簿”；其次是用来画图，尤其是地图，因此古人常以“版图”代表领土；另外是用于通讯，因而后世有把信件称“尺牍”的。
一块木板称“版”，写上字的叫“牍”。
简与牍用途各有侧重，但是在没有竹子的地方也可以用木条代替竹片，所以也有木简。简牍上面的字是用毛笔写的，有墨色、有朱色，这叫“笔”；写错了便用刀刮去，叫做“削”。简牍的使用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早在商代就可能有简策了，但是简牍的盛行期是从春秋到东汉末年之际（公元前八世纪至二世纪），直到东汉末年才逐步以纸代替了简。简书历代都有发现，举其著者如汉武帝时在孔子旧宅墙壁里发现的以古文写成的《尚书》《论语》《孝经》等古文经；西晋武帝时，河南汲县一个叫不准的人盗掘魏襄王墓，得竹简十几万根，后来苟勖等人据此整理成《竹书纪年》《国语》《穆天子传》等16部书；再如上世纪三十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故地发现一万多根木简，这批汉简的内容主要是汉代屯戍边塞所遗留下来的文书。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简牍更为可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临沂银雀山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和江陵张家山汉简。银雀山汉简的内容主要是兵书和法律史料，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等；睡虎地秦简所反映的时代是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其内容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等共10种，绝大部分是法律文书；张家山汉简的内容以汉律为主，其中律令26种共540枚简，另有关于议罪案例的《奏谳书》等。这些竹木书的出土，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史研究的资料，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简策制度的知识。
帛书
帛是丝织品的统称，帛书就是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帛又有缣、素之称，所以古人也称帛书为缣书、素书。
帛书至迟在春秋时即已出现，战国时较为流行。《晏子春秋》记齐景公的一次谈话：“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着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墨子•明鬼》：“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又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之言，《韩非子》也说“先王治理于竹帛”，可见帛书与简书在春秋战国时是并行的，帛书的使用直到三国以后，才逐渐为纸书所替代。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大批汉代帛书。
帛书较之竹木书有携带收藏方便、易于翻阅书写等优点，但由于帛的产量不多，因而作为书籍材料成本太高，《后汉书•蔡伦传》便有“缣贵不便于用”的话。古代一匹帛一般是幅宽二尺二寸，长四丈，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来剪裁，所以《字诂》说：“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事裁绢。”
帛书的形式一般是把一篇文章截成一段，然后卷为一束，称作一卷，因而后来就把一篇完整的文章称为一卷。帛书发展到汉代，有专门为写书而用的绵帛，上面织有（或画有）朱色或墨色界行，是为今日稿纸的滥觞。据记载，东汉时有个叫襄楷的人，得到一部《太平清领书》，共170卷，其形制为“素书、朱界、青首、朱目”，这是说以白绢为材料，红色界行，护首为青绢，标题用红笔书写。可见帛书是非常讲究的，至于帛画那就更讲究了。
帛作为书籍材料，流传至今的实物非常少。战国时的长篇帛书迄今尚未见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大批汉代帛书，内容有《老子》《战国策》《易经》以及天文、阴阳、五行、历书等等，共约20多万字。其中《老子》有甲乙两种写本，书中次序与今天流传的本子不同，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还有四篇佚文，据考证为先秦法家著述《黄帝四经》。另外《战国策》比今本多10000余字，《易经》比今本多4000余字。这些帛书的发现，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问题，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帛书的实物形式。
纸质书
纸的发明，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古代由于造纸原料不同，因而对纸发明时间的解释也不同，传统的讲法是以蔡伦为中国第一个用多种植物纤维造纸的人，这是公元105年的事；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了西汉末年时的“麻纸”，被测定为公元前49年左右的遗物；1957年，在西安坝桥工地发现了汉武帝时的“麻纸”，据分析当是公元前140至88年的产物；此外，在陕西扶风发现了西汉宣帝时的麻类纤维古纸，在内蒙古额济纳河附近和甘肃滩坡工地也发现了东汉时的古纸。这些纸都早于蔡伦所造的纸，但有人以为这只是纸的前身，称之为“原始纸”。依据考古发现，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纸不是蔡伦一个人发明创造，但蔡伦的功绩是卓著的，他集前人经验之大成，进一步提高了技术，为造纸工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蔡伦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此后纸的品种日益增多，品质也不断提高，出现了汉唐时麻纸、藤纸，宋以后的棉纸、毛边纸、竹纸，明清以后的宣纸等等。
以下主要从装帧形式来谈谈纸质书的演进。
卷轴式 卷轴形式的书是把一幅幅纸粘成长幅，以略比卷子宽度长些的木棒（或其它质料）为轴，粘于最后一幅纸上，以此为中心，从左至右卷成一幅，是为一卷。构成长幅的每幅纸上都要划上边栏和界行，颜色有红有黑，称为乌丝栏、朱丝栏。卷轴的长短不一，少则两幅，多则几十幅，每幅纸又叫枚或幡。三国以后，卷轴又有所谓褾、带、签、帙等构件。褾是卷子右端用来保护卷子的一部分，又称“包头”；带是用来捆缚卷子的绳或丝带；签是系在带的末端的横签，质料有骨有玉，作用是插入带内以固定卷子；帙是卷轴的外套，后来不同颜色的帙签成为卷分类的标志。组成卷轴的纸一般要用黄檗汁浸染，这种方法称“入潢”，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虫蛀。入潢的纸呈黄色，故称黄纸。有时还在纸的背面再裱一层纸或丝织品，称为“褙”或“装背”，这是为了不使纸卷断裂。涂改错处，是用雌黄这种矿物，故《颜氏家训•勉学篇》说：“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卷子有时长达几丈，检索使用很不方便，于是卷轴制度大约到唐代末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向册页制度过渡。在这个过渡时期，书籍的装帧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龙鳞装 这种装帧是用素纸先裱成手卷，取较厚的纸两面书写，四周均留出空余套边，在每页右边空出一部分不写而粘在手卷上，贴时依内容次序从左向右，逐页缩短，形如鳞次，卷时从右向左。这样里面积页成册，外表形似手卷，但舒展开后“逐页翻飞，形若旋风，鳞次相积”。
龙鳞装
经折装 是把一幅长卷一反一正折迭起来，成为长方形的一迭，然后在这迭书的前面和后面各加一张大小相同的硬纸以便保护。在使用时，要查阅哪一页，可以直接翻出，无须把全卷展开，这较之卷轴更便于使用。
旋风装 这种装帧也是将长卷折迭起来，不过经折装前后是用两张纸，而旋风装则用的是一张大纸，一半贴在前面的第一页，一半把书的最后一页粘起来。换句话说，是用一张整“封面”把书包起来，使首页、书背、尾页相联缀。
旋风装
册页式是把散页装订成册，称之为册页式。这种制度大约出现在五代至北宋之间，其主要形式有三种。
蝴蝶装 把书页有字的一面相对折迭，而后将中缝的背口依次粘连在一张裹背纸上，开卷时书页相对展开，状如蝴蝶双翅，故名。蝴蝶装盛行于宋代，其优点是克服了经折、旋风等形式书口外露易损的缺点，但翻阅不大方便，单页又易于脱落。
包背装 把书页有字的一面正折（蝴蝶装是对折）、积页成册，再用线捻穿订（最初只是将散页粘连在包背纸上），外裹书面，用浆糊包背粘连，不露书脑。这种装帧形式在元代很盛行，其优点是克服了蝴蝶装单页易于脱落的缺点，但长久翻阅背脊易于损散。
线装 把书页有字的一面依中缝正折，积页成册，理齐书口，前后加封面，在挨近书背处打眼穿线装订（一般打四眼或六眼），尔后切齐毛边，有时为了保护书籍，还要加上书套，称作“函”。线装盛行于明清两代，是中国刻版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一直沿用到近现代。
今天我们最常见的书籍是在借鉴线装书的装帧形式，单页正反双面印刷，最后装订成册。
电子书
随着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今天除了常见的纸质书之外，借助电子质料的“电子书”也日益丰富着人们的学习与生活，极大地方便了书籍的传播和存储。
“电子书”是将数字化的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电子读物显示于一个手持的阅读器。其特点首先是体积小，容量大，一个电子阅览器相当于一座图书馆；其次是携带、检索方便，可随处搜寻阅读的内容，随时通过网络下载；三是制作精美，灵活多样，字体与页面大小及字型均可变换，具有多媒体功能；四是产品全球同步发行，不受地域限制，购买方便快捷，价格较之纸质书便宜许多。
电子书的格式可以是txt文本、doc文档或者图片，也可以是html网页、flash等。其中使用最多的是EXE格式和CHM格式，此外还有HLP档案格式、LIT档案格式、PDF档案格式、WDL档案格式等。电子书的制作软件也有多种，其中网文快捕、eBook workshop(e书工厂)、软景HTML制造机就是三款优秀的共享软件。
相对纸质书而言，电子书在容量、检索和便携等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相对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显示屏，电子书阅读更为舒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阅读器将具备超强的实用性和彩色柔性，相互间内容也将实现无线传输；未来电子书的显示速度还将极大地提升，将实现彩色动态双面显示、多屏重迭阅读。电子书将万卷书集于一个小小阅读器内，已成为一种读书时尚，而纸质书籍也将随着电子书的广泛使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