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先生最喜欢的姿势是两手交叉扣着，两个拇指像水车一样流畅地画圈，配上可爱的光头，非常像一个西装笔挺的一休哥。所以公司里跟他合作时间很长的捣蛋摄影师们喜欢叫他“一休哥”，有时候当面就来“阿一休哥，您把头挺直一点点，不然会有点反光…” 阮先生从来不恼，笑嘻嘻地接受这个昵称，有时还会咬着一边唇，挺起胸，有点羞涩地瞪着摄影师，哼一句：“还反光吗？”

阮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但他这个“一休”姿势曾经让我很困扰。

对面坐着的都是总统、总理，他一边提问一边画圈，我总觉得不太好，后来跟阮先生婉转说了一次，他特别认真的想了想，试了试，决定放弃，嘟着嘴跟我说：“拇指不转，脑袋就转不了，你想想办法？” 我只好一直叮嘱摄影师尽量不要在访问中给他全景，构图看看能不能把手切了。

后来我们采访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总理大人竟然执意要拿着一根烟，说手里没烟就不能思考，我才意识到阮先生的“一休手”执念根本不算什么。

▲做电视这一行，得非常善于等待。

2005年，我从法国留学完回凤凰，做了《风云对话》的制片人没多久，有一天阮先生跑到我的办公格来，说上合峰会咱们去吧，看看能采访多少个领袖。那时候凤凰卫视在国内已极富盛名，但在外国人圈里并不知名。我心中没数，反正先低头联络着，结果那年我们在上海一周内访了7位总统，包括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阮先生从此很是开心，觉得来了个好帮手，其实我知道，不过是沾了凤凰和他的光。

但他深知我的志向是拍纪录片专题片，有天我忍不住去他办公室，说：“阮先生，咱俩去趟伊朗呗？”

他起初有点愕然，说：“你敢吗？”（那时候正是伊朗核危机的高峰时期）

我一愣，说：“您忘了过去两个月我刚坐卡车从里昂穿了9个沙漠，16个国家回来？”

本来以为需要一点时间说服他，没想到他的眼睛里突然冒出惊喜的光来，嘴里还是很平静：“那当然要去，不然还有什么选择？”

现在想想，阮先生跟我一样非常热爱媒体这个行业，都相信做记者就得“在对的时候，出现在对的地方，采访对的人”。我们又天生是不怎么知道害怕的人，所以就这样开了头。有时候我用《风云对话》的预算补贴做纪录片，有时用做纪录片的预算补贴《风云对话》，一趟出差，又有领袖专访，又有纪录片，又有新闻报道；有时他在总统府里拍完采访，出来站在府外跟香港新闻连线。

阮先生是公司的王牌之一，很多资源因为他的关系，落到了《风云对话》的手中。凤凰卫视从来都是一个很大胆前卫的媒体，我们像一个脱缰的“敢死队”，想去哪就去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公司也很心大，由着我们，一副“你能折腾？那你就给我好好折腾！千万别让我失望”的态度。

去了许多神奇的地方。

▲这是2007年2月，我们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冲出来以后，背后的加沙城仍然打得酣畅。

▲那次访问了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斯，制作了纪录片《赴约-加沙火线实录》《爱与黑暗-探寻以色列立国智慧》。

▲这是在伊朗德黑兰。访问时任总统内贾德、总理、外长，制作了《为核而来—德黑兰》。

▲这是在苏丹喀土穆。那次访问了苏丹国防部长、石油部长、外长、中国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刘贵今，制作了《来自达尔富尔的声音》。

很多时候阮先生都是先做《风云对话》采访，然后让我补充专题片所需的其他问题，他会站在我身边安静地听。工作中，我们从不商量分工，该怎样就怎样，完美配合。

▲阮先生显得好白。身为好奇宝宝的他在跟当地人讨教为什么当地人穿的白长袍可以洗得那么白？

▲这是在科索沃。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10周年时，我们访问了塞尔维亚总理、科索沃总统，拍摄了中国维和部队士兵，制作了《消失的南斯拉夫》。

▲这是在伊拉克巴格达总统大院， 外面打成一锅粥的时候，我们访问了时任总统塔拉巴尼；后来去了阿富汗，第二次采访了总统卡尔扎伊，制作了《帝国的坟墓：阿富汗与911十年劫》。

阮先生是个非常宽容的长者。有一次他听我打电话给某个总统秘书，生磨硬泡，最后说：“我们刚采访完普京，他说XXX， 你们难道不想反击一下吗？”那边停了好久，说：“那好吧！你们来，我安排时间！”放下电话，我发现阮先生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指着我说，“你这个女流氓。”一会又补了一句，“不过也只能如此，不然还有什么选择？”

▲我们的采访地点千奇百怪，不要以为这个场景是访普通人，其实是在一个峰会上访问某个总理，大会安排不出房间，我们就只好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支灯。“看菜吃饭”是我们这行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然电视里，高访必须看起来高大上，这是原则。

▲也有非常非常狼狈的时候。因为采访很多时候会发生在山野里，离开城市去往拍摄地点来回5-6个小时是常事。

▲阮先生非常随和，很乐于被看作团队中的普通一员。我们总担心他年纪大了，不太能颠簸，所以经常会出现他变成看行李的大爷，我们出外找车觅些轻食打包的状况。

▲这是我们第二次离开加沙，要去伊拉克。在伊拉克机场，空勤人员找不到我们的设备。我一向冷静，但那一次在空勤人员面前直接爆粗，愤怒到失控。阮先生冲过来拉住我的手，说别慌别慌，他知道前一天晚上我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父亲病危。

一点也不夸张，拍摄真的是在炮声和枪声中顺利完成。后来3个月里，我外公、父亲和奶奶前后脚走了。办完所有后事回到香港，公司的同事李辉姐送了我一幅开过光的长生唐卡，杨锦麟先生问我：“孩子，我有什么能帮你？”对这些，我都无比感激，但是只有当阮先生和阮太走到面前，拥抱着我的时候，我咬牙也吞不下泪水。

那时我问他：“为什么我们看过那么多生生死死，但到今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害怕？” 阮先生说：“因为你现在才真正感同身受，明白什么叫切肤之痛。”

阮先生对我的教育，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因为他特别特别懂我，知道我虽然胆贼大，但会想尽一切方式去保团队里每一个人在完成任务的时候平安回家；危机之下会急躁武断，只不过是明白如果总得有一个人拿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主意，我宁可扛了这个责任，也扛下日后可能的责难和悔恨。所以他接受我的一切决定，从不埋怨。这位是生命中第一个这样彻头彻尾包容我的人。

2011年，在我们合力采访了100多位国家元首，制作了十几部纪录片之后，阮先生因为身体关系其实很难再出远差，他提出想回北京长居，问我要不要一起回北京公司。可那时我已经在香港安下家来，很难跟随。于是北京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周周团队接手《风云对话》，我则继续在利比亚、黎巴嫩那些奇怪的地方晃荡、拍纪录片。两年后，我离开凤凰去早稻田念博士，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之间纠结了一段时间，还是选了后者——这许多年里阮先生对我的影响占了重头。

再后来在北京去阮先生阮太家里与他们叙旧，感觉是另一种“回家”。阮太是非常斯文秀气的人，一手好山水画，经常看得我目瞪口呆。最后一次见面，她担心楼下小区黑夜难行，挽着我的手经过长长的花园，柔声细语说着话，温润入心。那时候阮先生身体越来越不好，我知道她是非常低调而沉静的人，以后若是想要对他们好，就不要再贸然打扰。此后只剩微信偶尔来往，还他们清静。

阮次山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陪伴之谊，长幼之情，师徒之礼，永生难忘。

作者：张晓文 | 凤凰卫视《龙行天下》栏目总策划

编辑：栗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