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获知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资讯台总编辑阮次山先生去世的消息，总感觉“很不真实”，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翻看手机里保留的2019年春节发给阮先生的短信和先生的回复，还有2018年的那张合影，一切仿如昨天……

2019年2月4日春节的节日问候短讯

至今还保留在我的手机里

2018年1月中到北京参加公司活动前，我给阮先生发了条微信，告诉他我想借这次机会，到他家里探望他。很快，阮先生和阮太都给我发来回复，欢迎我去家里做客，并且告诉我详细住址和探望的时间。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自从阮先生2009年初移居北京后，一直再没有见到过他。

1月20日去他家的那天，天气可好了，不冷，蓝天白云，令人心情爽快。事前主持人田桐得知我要去探望阮先生，就约好一起去。她问我，要带什么给阮先生？我说，吃的不好带，就买鲜花吧！见到她和一大束鲜花时，感觉特合适。

到了阮先生的楼下，巧遇北京同事陈琳，她说和阮先生住一个小区，也有好久没见到他了，于是，本来我一人约的探望，变成了“临时组团”，估计阮先生也不会有意见，因为他和她们很熟。

上楼，敲门，阮太开门接我们进屋……远远的，只见坐在轮椅上的阮先生，已经在等候我们了。他让我们快进来，用他特有的嗓音，断断续续地说“进来，快进来！你们，都挺好的吧！”

2018年1月20日摄于阮先生北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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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年底，因为凤凰卫视正筹建资讯台，我就离开了《香港商报》，转投凤凰。2001年年初资讯台开播后，有一档新的新闻时评节目，叫《新闻今日谈》，主讲人就是阮次山先生。阮先生是非常资深的新闻前辈，又在美国生活工作，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岛内政经等重大问题，不仅涉足很深，且有许多独到见解，说“这个节目就是为阮先生量身定制的”，毫不为过。那时，凤凰中文台的《时事开讲》，由资深传媒人曹景行先生担纲，这边资讯台的《新闻今日谈》由阮次山先生举旗，两档节目遥相呼应，各有重点，各具特色，一时间成为凤凰卫视两档举足轻重的时评节目，深受观众欢迎、追捧。

那时，我在资讯台新闻部做副总监，每天也要跟踪编排新闻。《新闻今日谈》是日播节目，而且当年还是现场直播的，所以工作上就和阮先生交往起来。在他准备节目期间，有时让编辑问我有什么片子可以用。那时大家同在一层楼工作，距离很近，我也常常到评论员办公室“串门”，和阮先生对接一下他需要什么参考资料或片子。一来一往，我发现阮先生为人和蔼，没有架子，很容易沟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愿意听别人的建议，觉得好，就会采纳，说“对”或“好”的时候，嗓门儿还特大，让提建议的人也很开心。

《新闻今日谈》开播没多久，由于各种原因，阮先生提出“换主持人”。事后我从别人那里知道，阮先生主动向管理层提出让我上节目，理由是“比较熟悉国际新闻”。随后我就开始主持《新闻今日谈》，一做就是两年。在这期间，我和阮先生的接触就更多了，而且聊的也不仅限工作，我的家庭、儿子成长、父母健康，阮先生都很关心，也一直惦记着。

2002年4月，凤凰同事一起到新界林村郊游。阮先生和阮太（后排右3、右2）也兴致勃勃和大家一起游玩。

自从担任《新闻今日谈》主持人工作，可以说，我就是阮先生的“第一个听众”。从他的分析中，我了解了很多重大新闻发展的历史轨迹，理解了很多还很模糊不解的问题，也学到了不少分析问题的方法。阮先生英语很好，看得最多的资料，也都是英文的，报纸、杂志、网站……所以，在他早期做节目时，也时常用英语词表达，他觉得“那样更准确”。

早年《新闻今日谈》是现场直播的节目。每当我们坐到台上，面对眼前耀眼的灯光和两架黑乎乎的摄像机，耳听导播喊出“5、4、3、2、1，开始”时，我知道，阮先生就要娓娓道来了。尽管有时他的表达和语速节奏时慢时快，但只要我听到他说“怎么讲”这句反问句时，我知道，前面的铺垫结束了，真知灼见就要来了。他常常会说“当然”、“我之前讲过”、“据我所知”，一步步、一点点、一句句开始切中要点。你有耐心，总有收获。

我和阮先生还有过两次出外采访的经历。

第一次是2002年9月，阮先生、我和摄像吴俊文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采访。那次，本来的采访计划是专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事前已经联系好了，就等我们到达。但后来事情发生很大变化：以色列突然包围了在巴勒斯坦拉姆安拉城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后来叫“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办公楼，人员无法进出，而阿拉法特也被困在里面动弹不得。那次突发事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但也没有白去，就把整个过程，从耶路撒冷到加沙，从伯利恒到拉姆安拉，如何通过以军层层哨卡进入巴控区、如何遭遇以军突然包围难以脱身、如何跑进一户巴人人家躲过以军挨家挨户搜查、如何搭乘巴人民工的车“混出”城区但又遭以军追查，最后又如何“巧遇”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车而请求援救，逃出拉姆安拉……，拍成了一部纪实专题纪录片——《我们和以军零距离》。播出后，收到不少反响，因为那时鲜有华语媒体拍摄战地电视纪录片，更没听说过有名气的华人时事评论员，会亲临动荡、危险的新闻一线，做现场讲解。凤凰卫视做到了，阮先生还是第一人。而那次，也是阮先生来凤凰后首次赴新闻一线做电视采访。

那次巴以之行，我们专访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立法委副主席、阿拉法特的重要幕僚阿布•纳贾，这为后来阮先生终于成功专访到阿拉法特打下了基础；我们还专访了时任以色列总统卡察夫，也为后来凤凰到以色列采访更为便利，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是阮先生、我和小吴到沙特阿拉伯采访。我们获得的是沙特外交部特发的“外交礼宾”签证，被安排在首都利雅得一家很豪华的酒店下榻。本来，联系好好的，沙特外交部新闻官天天跟我们联系，可是采访国王萨勒曼•阿齐玆的时间却一拖再拖，迟迟定不下来。那几天，我们显得无精打采，阮先生不停地打电话，气儿也越来越粗。阮先生为人谦和，从不发脾气，但那次我觉得他是实在控制不住了，没办法按计划正常进行采访，我们都很郁闷。记得当时沙特驻华大使（阮先生的朋友，我不记得名字了）特意请我们到他家吃晚饭，很大、很豪的一座庄园，但阮先生始终闷闷不乐。大使先生不断安慰他，说“一切听阿拉的旨意吧！”弄得我们哭笑不得……

2009年1月我还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阮先生来华盛顿做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的现场点评，我们又有机会在美国合作了一次。考虑到室外太冷，按台里的分工，安排阮先生在凤凰华盛顿直播室做点评，我在白宫对面的美联社一个卫星转播站做点评。那是设在一栋大楼楼顶平台上的直播点，天气很冷，要等预定好的时间，才能到点直播。后来，不知为何阮先生也过来了，而且每天至少两档直播点评。天很冷，真把他冻坏了。我印象极深的一次，是他站到直播位置、开始测试耳机和麦克通话时，他连张口讲话都有点儿困难了，急得美联社的“老美”工作人员还以为是设备有问题。当然，现场是有免费热咖啡供应的（有一个咖啡机），但冲好的咖啡，他一口也没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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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份的那天，阮先生的精神好极了，面色红润，体型微胖，健谈且思维清晰，只是体力可能不足，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但我丝毫感受不到，这是一位曾经病得很重的老人。阮先生见到田桐、陈琳，更是格外开心。可能是2009年后阮先生都是在北京做节目，田桐也曾是《新闻今日谈》的代班主持人，跟她们接触很多。这次大家“意外”相聚，先生自然是喜出望外。

2018年1月20日

阮先生、田桐、陈琳和我在阮先生家

就在我们和阮先生聊天的时候，阮太告诉我说，阮先生一直很关心凤凰卫视，每天必看《新闻今日谈》，谁讲什么话题、讲的如何，他都清楚。这时，阮先生对我说，台湾问题很多，蔡英文上台两岸关系必然紧张，国台办的人还来找过他，咨询他的看法和意见。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因为毕竟阮先生对岛内问题的看法，还是非常独特、独到的。这也让我想起，2009年在华盛顿时，阮先生和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曾担任美国驻台协会主席）在讨论台湾问题时，痛批民进党，也大骂国民党的情形。他问卜睿哲“奥巴马上台对华、对台湾政策会有什么改变”，卜睿哲只说了一句“等等看吧！”

极难得的一张早期评论员的大合照。尽管照片已经发黄，但它记录的是一个时代、一种精神和一片情怀。

阮先生对凤凰卫视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凤凰卫视黄金年代的典型代表之一。在内地，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能做到家喻户晓的不多，能有像描绘阮先生那样的“段子”的就更少。可见，阮先生是凤凰卫视的一块招牌，一扇门面，一代传奇。

天堂没有争议，愿您得以安息……

2020/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