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事略与湖湘薪火》文化随笔系列㉓ II《读通鉴论》的智慧之光

【导读】

晚年的王夫之听力渐渐丧失，草堂外的杜鹃啼鸣也消失在他的世界里。然而就在这种沉闷的寂静中，他完成了三十卷《读通鉴论》与十五卷《宋论》——这是他生命最后的思想典籍，为中国历史哲学立起了一座高峰。

一、古稀之年的倔强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十一岁的王夫之听力渐渐丧失。

王敔曾这样描述父亲晚年的状态：“迄予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他贫病交加，瘦骨嶙峋。但“他存心如昔，依然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笔耕不辍”。

失聪，对一位学者而言是巨大的剥夺。但他却发现，在无声的世界里，思维反而更加清晰。外界的喧嚣褪去，剩下的是与古人的直接对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在枕边，千年兴亡就在眼前。

但失聪不是终点，而是转向。当外界的声音消失，内心的声音便格外嘹亮。王夫之把这种“寂静”，转化为思想掘进的能量。

二、《读通鉴论》之奇书

康熙二十六年（1687），王夫之开始动笔写《读通鉴论》；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在咳喘中定稿。

全书三十卷：秦一卷，西汉四卷，东汉四卷，三国一卷，晋四卷，宋、齐、梁、陈、隋各一卷，唐八卷，五代三卷，另附《叙论》四篇为“卷末”。

每卷分成若干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和评论，史实皆略而不载。

这正是《读通鉴论》与《资治通鉴》最根本的不同。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记载史实，为后世留下一面镜子。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一部史论专著。它“根据《资治通鉴》所载史事发表见解”，探求“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

换言之，《资治通鉴》是镜鉴，《读通鉴论》则是镜鉴背后的那双眼睛。司马光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王夫之则更进一步，他在《叙论四》中明确提出：“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

“推本得失之原”这六个字，是《读通鉴论》的灵魂。王夫之不满足于道德褒贬，他要追问：为什么得？为什么失？得之中是否潜伏着失？失之中是否孕育着得？

他在《读通鉴论》卷六中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历史的功用，在于为后人提供师法的枢机。

这是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在史学上的宣言。

三、船山历史哲学的三块基石

《读通鉴论》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在于它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哲学。这套哲学有三块基石：

第一块：理势合一。王夫之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理”，即内在规律；也有其“势”，即外在趋向。理与势是合一的，而非分离的。理是事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势是理在现实中的展开。这就打破了此前天理与人事二元对立的传统史观。

第二块：趋时更新。王夫之提出“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意思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用古代的方法来解决现代的问题。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比西方同类思想早了一百多年。

第三块：即民以见天。在卷末《叙论》中，他提出“即民以见天”的历史动力论。所谓天命，并非虚无缥缈，而是体现在民心向背之中。这是对“君权神授”传统观念的深刻扬弃。

这三块基石，构成了王夫之独特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熊十力先生评价：“《读通鉴论》和《宋论》二书，‘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中国历史哲学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

可以说，在王夫之留世的一百余种、四百余卷的著作体系中，《读通鉴论》是他经世思想的集大成者。

四、二百年后的回响

王夫之生前，《读通鉴论》“藏于箱底，未敢轻易示人”。他深知书中许多观点在当日属于“大逆不道”。他只希望这些思想能够流传下去，在未来的某一天启迪后人。

这一天，二百年后就来了。

同治元年（1862），正值与太平天国战争白热化期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白天军政倥偬，夜间方能读文。从十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一个多月里每天于军帐深夜研读《读通鉴论》数篇，对王夫之“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的史识大为震惊。

一个在战火纷飞中统领湘军的统帅，为何要在夜晚读这部书？因为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国家（王朝）为什么会失败？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历史上的国家通常亡于衰弱，而东汉恰恰相反，是亡于强大。

就是这个发现，对曾国藩触动极大。他深刻认识到：太平天国之乱、清朝之积弱，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制度与精神的问题。

更深远的是，曾国藩在攻下安庆后，就在安庆寻找工匠刻版。待到收复南京，他出资在南京刊印了《船山遗书》。在曾国藩的亲力亲为下，《船山遗书》从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1865）刻竣，共计56种288卷，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船山著作汇编。

借助曾国藩的影响力，船山学说才广为流传。

郭嵩焘与曾国藩同为岳麓书院校友，且受山长欧阳厚均推崇船山学风的影响极深。他在《郭肇琨〈读史法戒论〉序》中推崇《读通鉴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

“历代史论可以废”。掷地有声，这是何等高的评价！郭嵩焘认为，船山的《读通鉴论》一出，此前的历代史论都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湖湘士子都服膺王船山学说，并身体力行，关心国事时务，深究天下利弊，寻找解决之路。曾国藩、郭嵩焘、曾国荃、刘蓉等晚清重臣，理解、认同并大力阐发船山先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这条思想脉络，源头正在湘西草堂那盏如豆的油灯下。

作者：聂茂

作者：聂茂

责编：冯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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