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荫贵教授逝世周年祭：纪念一位温润如玉的经济史学家

2025年9月23日，经济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荫贵在上海逝世，享年75岁。

在朱荫贵的告别仪式上，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指导的第一位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袁为鹏代表弟子发言。袁为鹏说，朱先生是心中充满大爱的人；作为抗日名将之后，他青少年时期历经艰辛，却从未磨灭对家国的赤诚，并把这份大爱化作对家庭的担当、对学术的坚守、对弟子后学的爱护。

袁为鹏还回忆，朱荫贵曾讲起一生最绝望的时刻：在贵州农村下放时，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回城名额被公社书记私吞；那天晚上他推着自行车独行回村，夜色如墨，绝望几乎将他吞没，他甚至涌起与恶人同归于尽的念头，但终究按住了内心冲动，因为放不下对家人的爱和未竟的理想。朱荫贵常以此勉励年轻人，遇坎别怕，保持理性，坚持就有希望。

朱荫贵教授（1950-2025）

朱荫贵1950年12月生于贵州贵阳，祖籍河北景县。他的父亲朱熙麟是抗日名将，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抗战爆发时任陆军第三师参谋长，参加台儿庄会战，身负重伤，1944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1968年12月，朱荫贵自贵阳花溪中学（今清华中学）初中毕业下乡，到瓮安县插队，在农村度过了十年。1977年冬，他受公社委派赴海南参与杂交水稻种子繁育，在三亚街头看到恢复高考的布告，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成为“文革”后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招生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后来说，这一年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

朱荫贵教授1977年11月参加南繁育种队赴海南三亚

1982年7月，他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师从经济史学家聂宝璋，以近代经济史为终身志业；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与东京大学合作培养），1995年至1997年在东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滨下武志。2003年，他作为高层次引进人才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受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2017年荣休。

其研究自近代航运史起步，以轮船招商局为原点——正是在招商局研究中发现的企业资金问题，引他一路追问至股份制企业史、证券金融史、银行业史与资本市场。代表作有《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生成与演变》等。

20世纪90年代与聂宝璋、吴承明等老师在北京合影（后排为朱荫贵教授）

这些早年的事，他退休后自己写了下来，刊于个人公众号“复旦老朱”，语气平和；至于家世，他从不主动提起。在追思会上，人们反复谈起他的为人——低调、温润、坚韧。

2026年9月13日上午，朱荫贵教授逝世周年追思会暨《吾爱集》《远航集》《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首发式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子彬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以及日本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东洋文库、美国南加州大学等海外学术机构的八十余位学者，与朱荫贵的亲友、弟子与会。

前一天，“明清至近代中国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闭幕，滨下武志教授的主题报告以《朱荫贵教授与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2025）》为题。两场会议前后相续，学界以学术方式完成对这位经济史学家的周年祭。

朱荫贵教授逝世周年追思会现场

追思会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盛晓蕾主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仇鹿鸣代表历史系致辞。仇鹿鸣表示，朱荫贵教授自2003年调入复旦至2017年退休，把学术生涯中最黄金的一段时间留给了复旦，共指导了37位硕博士研究生。他还提到，朱荫贵教授在复旦期间联络设立了并木赖寿文库。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日本研究著作相对较少，这批文库不仅包括近代史著作，也有整个中国史的著作，对学校历史学科乃至整个中国史研究都有帮助。

仇鹿鸣说，在座者都沾受过朱老师的学恩，无论是直接的教导，还是他所做的各种工作。朱荫贵教授去世时仍抱着未及完成的学术宏愿，后辈应当做的是继承与传承他的学术。

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回顾了朱荫贵与复旦大学出版社长久的学术渊源。早在2006年，朱荫贵便与戴鞍钢教授共同主持出版《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集，以纪念复旦百年校庆；2021年，凝聚其近三十年心血的《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生成与演变》问世，出版后获学界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英文版已完成翻译、正在专家审校，预计明年推出。

王卫东说，令他感受最深的是朱荫贵一贯扎实的治学：视野开阔却始终扎根第一手资料，对每一条数据、每一则史料都反复核实，真正做到“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学术方法始终随时代提出的问题而更新。今天首发的《吾爱集》正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吾爱集》书名“吾爱”一则取自朱荫贵1978年写下的一首诗，一则因他对学术、对学生、对生活始终怀有深切的爱意；收入其中的，是学界同仁、亲友与弟子对这位学者的深情追忆。王卫东相信，真正的学者不会随生命的终结而消逝，他的学术与品格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延续。

《吾爱集：朱荫贵教授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6年8月。文集收录亲属、学界师友、授业学生纪念文章57篇，以及朱荫贵教授为他人学术专著所撰序言12篇。

新书首发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总编唐云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副社长李佳楠先后介绍另两本新书的出版缘起。唐云松说，朱荫贵教授长期耕耘于中国近代经济史，贯通近代航运、股份制企业、金融证券与资本市场诸领域；《远航集》由朱门弟子编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收录其代表性论文，由他研究的轮船航运起笔，将学术思想向更广阔的领域延伸，也承载着先生未竟的学术生命。

《远航集：朱荫贵教授学术文选》，朱荫贵著，朱门弟子编选，朱琪序。收录论文十余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6年。

李佳楠则谈到为什么要做行业史：在朱荫贵看来，无论是探究经济现代化与工业化，还是辨析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产业的发展，行业史都是重要的基础与核心；他所著《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银行业的演变为主线索，揭示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朱荫贵教授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签约出版“中国近代工商行业史丛书”，该书是系列丛书的第一本。

“中国近代工商行业史丛书”计划

《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是朱荫贵教授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书稿，也是他主持的“中国近代工商行业史丛书”推出的第一本专著。该书把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起步阶段，金融业务以传统钱庄为主，工具简单，市场封闭；20世纪初至1949年是成熟阶段，银行业发展迅速，业务不断创新，工具日益丰富。他想借近代中国银行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利弊得失，为今天的中国银行业提供一份来自自身历史脉络的经验，可惜未能亲自见到出版。

《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朱荫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全书分起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与成熟（20世纪初至1949年）两个阶段，叙述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历程。

朱荫贵哲嗣朱琪代表家属致辞。他一一感谢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师长亲友，表示在这一刻更真切地体会到父亲一生治学的分量。他特别介绍了三本书的来历：《吾爱集》是纪念文集，收录亲属、学界师友、授业学生的纪念文章；《远航集》由朱门弟子发起编选，收录了父亲的部分学术论文，其中一些此前未刊的论文，补上了他学术脉络中的若干空白；《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是他自己最重要的学术专著，凝聚了他对近代中国金融史的心血；三本书从不同角度，共同勾勒出父亲的学术生涯。

朱琪说，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但他治学的精神，会通过这些书籍、通过在座每一位学者的记忆，长久地留存下去。他在《远航集》序中引述父亲常说的话：历史研究要“忍得住孤独”，要肯下笨功夫去翻档案、查资料；集子里收录的这十几篇论文，正是这份坚持的见证。至于书名，他解释：既呼应父亲研究轮船航运史的旨趣，也隐喻其学术生命如一艘远航的船，虽已靠岸，留下的航迹仍将指引后来者继续前行。

追思交流

追思交流环节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金光耀主持。他希望与会者“笑着相聚”，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回顾朱荫贵的为人为学，感念他带给学界的学恩与教泽。

朱荫贵的恩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滨下武志首先追思。他回忆了这位弟子作为“文人学者”的一面，称其为最后一代文人学者，并谈到朱荫贵晚年在上海城市精神方面的兴趣，以及近期重新学习企业研究的动向。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田岛俊雄与朱荫贵相识于1985年，此后四十年间合作交流不断。两人年龄相近，每年岁末都互致邮件、共迎新年。田岛俊雄回顾了1990年代的学术交流记忆，特别提到双方曾共同努力，推动复旦大学“并木赖寿文库”落户光华楼西主楼八楼历史学系资料室。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久保亨的追思则多在学术之外——两家人的交往、家庭的交流，构成一幅幅温暖的画面。

1995年与滨下武志教授等学者在东京大学合影（后排右二为朱荫贵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郑会欣与朱荫贵年龄相近、经历相仿：同样出身“成分不好”的家庭，同样下过乡、插过队，恢复高考后同年考入大学，一个入北大历史系，一个入南大历史系。此后朱荫贵以航运史研究起家，后来转入金融史和企业史，郑会欣最初专治财政金融史，后来也研究过“船王”董浩云，二人可谓同行半生。

华侨大学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李培德称朱荫贵是“贵州才子”，因出身的关系吃了很多苦，却从不低头，凭着奋斗精神从贵州走到北大；他回忆了两人在东京大学共同学习的经历，感念朱荫贵生病了还在做研究，是一辈子努力搜集材料为学术做贡献的人，并叮嘱师友珍惜时间与健康，早日推动未竟研究的出版。

1997年3月，朱荫贵（右一）参加由黎志刚教授在昆士兰大学举行的上海近代经济史会议，与李培德教授合影，背对镜头的是著名晚清史家陈绛先生

追思中，“温润”是出现最多的词。作为当年引进朱荫贵教授的系主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回顾了2000年两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会议上的初识，以及此后围绕金融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金融史》集刊的合作，2014年又共同启动上海市金融档案选编的编纂。他提到朱荫贵教授调入复旦时没有提出任何高于一般教师的要求，待人谦和温润，相处如沐春风。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清表示，朱荫贵教授有着“北大毕业、中日最早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光环，很早就出版高水平论著，为人却极为低调，担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对工作给予大量支持；他交流最多的始终是学生，临终前病床前总有一群学生守护；他对学问的热情至死不减，中日现代化比较是值得后学继续挖掘的课题。他感慨，大家是在共同为朱荫贵教授完成一张拼图，为复旦历史学科留下永远值得珍藏的遗产。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与朱荫贵相交多年，曾赴其当年插队的贵阳探访。他回忆朱荫贵教授生前不愿麻烦师友，不肯透露住院的详情，他到医院一间间病房询问查找，才终于见到病榻上的老友最后一面。戴鞍钢教授表示，朱荫贵教授是“文革”结束后国家培养的顶尖学者之一，他的离去是经济史学界的难以弥补的损失；可堪告慰的是，他的学生们如今已是学术界活跃的中坚力量。

1997年与贵州花溪青岩向阳生产队好友合影（左二为朱荫贵教授）

学生一辈的追思更多落在日常相处上。袁为鹏这样总结他对老师的理解：世事洞明，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对人情有深刻的体察，对底层人民的生活充满同情与理解；一辈子专注于科研、学术与教育，来复旦带学生，对学术的追求远远超过对名利的追求。朱先生为什么一生致力于中日比较的研究？从来不是为了拿项目、不是为了晋升，他的研究里始终有对国家、对社会发展的关切。

袁为鹏用顾城的名句总结他心目中的老师：“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2020年11月参加在同济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中国近代行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一排中间为朱荫贵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柯伟明说，在学生眼里，朱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一位老父亲，其关怀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在生命的最后两三个月，学生们纷纷从各地赶到病榻前，朱荫贵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你们都很满意，但是学术是无止境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熊昌锟介绍了老师的藏书情况——朱荫贵教授的藏书专柜已陈列于经济所图书馆，象征其学术精神回归经济所，成为经济所经济史学科的精神图腾；朱荫贵教授调到复旦以后研究成果更多，但他与经济所的学术交往从未中断，这座由他搭建的所系交流桥梁还将持续下去。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事合影（前排左一为朱荫贵教授）

追思会上先后发言的还有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城山智子，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加岛润，横滨国立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张馨元，多摩大学经营情报学部副教授水盛凉一，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侯嘉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戴建兵，宁波大学人文传媒学院教授孙善根、雷家琼，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士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众、魏文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日旭，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林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高红霞，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大伟、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吴松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国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德斌等。他们追述与朱荫贵数十年的交往与印象，感念其治学为人带来的温暖与教益，讲述其在行业史研究、研究生培养中对后学的提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皇甫秋实是本次追思会的组织者，也是朱门弟子。她解释纪念文集与学术文选的命名用意为“为吾爱远航”，希望老师在生命的另一个阶段带着师友学生的爱继续远航，师门弟子也将带着老师的关爱继续远航，赓续老师未完成的志业。

缅怀这位纯粹的学者、温润的长者。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却用它找到光明，并为后来者照亮了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