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合肥那些事儿

状元榜上输给合肥人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一生没有出任庐州太守，但宋代庐州的历史中多次出现他的名字：他在状元榜上输给合肥人杨寘，后来与合肥人包拯做了同僚；再往后，两任庐州太守傅尧俞、孙觉又先后与他的变法发生交集。

故事从一张宋代状元榜说起。

1042年，汴京崇政殿殿试，考官拟定的名次为：第一王安石，第二王珪，第三韩绛，第四杨寘。按这个排名，王安石就是状元。

卷子送到宋仁宗面前后发生变化。仁宗看到王安石文章中的“孺子其朋”，脸色不太好看。这句话出自《尚书·洛诰》，原本说的是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当时仁宗已做20年皇帝，王安石才21岁，皇帝觉得这句话不太吉利。王铚《默记》记载，仁宗说：“此语忌，不可魁天下。”

于是第一名换人。第二名的王珪、第三名的韩绛都有官职，按当时制度不能做状元。一路往下到第四名，仁宗一看名字，高兴地说：“若杨寘可矣。”杨寘，字审贤，庐州合肥人。原本排在第四的他，成了状元。

杨寘此前乡试、会试都是第一，殿试再得第一，连中三元，这在宋代非常少见。杨寘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捡”到状元。考完后他在酒肆喝酒，听说原来第一名的卷子另有其人，气得拍桌子：“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卫子”是当时骂人的粗话。这个让杨寘骂了一句的“卫子”，就是王安石。

杨寘后来授将作监丞、通判润州，但还没赴任母亲去世。他因悲伤过度，守丧期间身体垮掉，没过几年便去世，年仅30岁。

而王安石依次担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职，后来两度拜相，主持熙宁变法。他在状元榜上输给合肥人，却赢走了此后40年。

包拯一杯酒

王安石在地方任职多年，嘉祐年间回到朝廷后，与史学家司马光一起在群牧司任职，他们的上司是合肥人包拯。

有一年，群牧司牡丹开得正好，包拯设宴赏花，席间端杯劝下属饮酒。司马光平时不太喝酒，只喝了几杯；王安石却始终没有喝。司马光后来回忆：“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以此知其不屈。”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把这件小事记了下来。司马光从这场酒中看出王安石的性格：一旦认定了事情，就很难被别人改变。

多年以后，包拯和王安石这两个曾经一起共事的同僚，因新法走向不同方向。一个主张变法，一个坚决反对，渐渐成了政见上的对手。

包拯是名臣，曾做过庐州知州。任上，他的堂舅犯法，亲戚们原以为这位“自己人”会网开一面，没想到包拯照样依法责罚，此后“亲旧皆屏息”。一个面对亲戚不肯徇私，一个面对上司不肯饮酒，司马光看到“王安石不屈”，其实也与包拯的性格有几分相似。

两任庐州太守与变法擦肩

王安石变法期间，与他发生政见冲突的人不少，其中两位都做过庐州太守。

先说傅尧俞。他少年得志，未满二十就中了进士，脾气很倔。在御史台时赶上“濮议”之争，同僚一个个被赶走，他不愿独留，主动辞职，跑去和州当知府。到了地方，他反而闭口不谈朝廷是非。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做言官时，有言官的责任；如今做地方官，就该把朝廷的政策执行好，不能老翻旧账。

到了1067年，傅尧俞调任庐州太守。两年后回京，王安石正主持变法，本想把老朋友安排进谏院。傅尧俞直接回了一句：大家都说新法有不便之处，如果真是这样，我到了谏院一定会据理力争。王安石听完很不高兴，《宋史》四个字：“安石愠之。”

此后，傅尧俞两年换了六个任所。最后他干脆请求去管理道观，图个清静。

另一位是孙觉。他的仕途从合肥起步——1049年考中进士，任合肥主簿。那年旱灾加蝗灾，州里让百姓捕蝗交官。孙觉提出：百姓都吃不饱了，不能靠强迫；不如拿米换蝗，他们为了粮食自然会拼命捉。知州觉得有理，推广到其他县。

二十年后，孙觉被召入朝，任知谏院。王安石本想把这位老朋友引为助力，结果青苗法一推，孙觉上疏逐条驳斥，王安石脸色一变：“不意学士亦如此。”后来派人去查青苗法有没有强迫借贷，孙觉回来如实汇报：陈留县说是“自愿”，实际上没人来借。于是他被指态度反复，贬到地方。

1073年，孙觉出任庐州太守。二十四年前，他还是合肥城里的年轻主簿；二十四年后，他回到这里，成了太守。合肥百姓把他奉为城隍，希望他死后“转岗”继续护佑一方。

孙觉是个大度的人。王安石退居钟山后，孙觉还主动登门，两人叙旧数夕；王安石去世，他又作诔文悼念。官场上拍桌子是一回事，朋友之间的情分，又是另一回事。

至于王安石本人，他跟庐州地界也有过交集。他当舒州通判时，舒州与庐州同属淮南路，地理相邻。赴任途中，受好友李公麟邀请到庐江汤池泡了个温泉，还留下一首《汤坑泉》。一个没做过庐州太守的人，就这样在庐州的历史里，留下了一串若有若无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