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行百业”写下生活之诗

“我是老人，我怀旧，但是看到新的特别欣喜。”年逾九旬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在“新大众文艺——新田园新风尚”全国诗歌征稿活动颁奖环节后有感而发。

9月24日，由文汇报社和松江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新大众文艺大家谈”研讨活动在上海报业大厦举行。来沪参会的路上，谢冕为京沪线沿途的美丽田野、魅力村庄惊叹，“新大众文艺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中——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依托网络、报刊等多元媒介，新大众文艺从大众土壤里自然浮现，“新”的背后就是新时代、新风尚、新境界与新作者。

他谈到，上海素来开风气之先，一代代文学前辈在上海好好工作、好好写作，从上海出发走向全中国、全世界。而今，在上海，他看到新田园里新风尚，新大众中见时代。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正在发言。（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新主语”的书写

“新大众文艺写作，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主语、新的视角。”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项静观察，正是新主语的书写，携带着鲜活的生活气息，才更贴近时代真相，也能呈现出对时代更为复杂的理解。

“我用我的柔软去看城市里最美好的部分。”王迎高是下岗工人，他干过冲床工、机修工，还开过小饭店、送过快递。为了写诗，他骑着摩托车走遍了松江的大小角落，写了一千多首关于松江的诗。他自比为文字的搬运工，“把一块块方块字的墙，砌得比想象中光滑和平整”，也是一个疯狂的清洁工，“把自己思想的碗筷反复揉洗和晾干”。笔耕不辍，他说松江是写不厌的，“我的笔攀爬着，欲罢不能。文字的岸边，有我致远的风景。”

活动现场。

吴乙一的日夜截然不同。白天，他是奔走在粤北客家山区的电力工人，夜晚则是写诗的人，他的诗歌留下乡村“成长”的足迹。他写《田野上的风》：“我看见一阵风/正代替我穿过稻田，代替我伸开双手/抚摸低垂的稻谷……”对吴乙一来说，书写乡村，是寻找与重建“新田园”，视线也从关注个人命运通向乡土群体的共同处境，“我们的田园，正在生长、变化，它每一天的生长与变化，都值得我们注视。”

带来精神层面的自洽与愉悦，这本身就是写作的意义。“圆满从不是什么宏大的事”，法律从业者程灿萍的这句诗，打动了不少人。她日常工作围着案卷、证据转，节奏紧绷又讲究逻辑，诗歌便成了她“另一条呼吸的通道”。在她笔下，绿得固执的青苔、托住水珠的绣球花、月下的月季花，都是一种圆满。程灿萍感慨，开始写诗后，她重新回到生活并热爱生活，诗歌为她提供了一种同世界与自我和解的力量。

新经验的凝聚

本次全国诗歌征稿活动收到五千余首作品，一千余位诗人参与投稿。数字之外，是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经验，将时代温度注入当代文化表达。

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谈到，任何时代诗歌的发展，都依靠文学经验与社会经验两股力量共同推动。“当各行各业的人用诗歌的方式在全媒体平台表达时，不只让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了各种形态的诗歌文本，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文本背后更为丰富的人生、时代经验以及整个时代的巨变。”《方圆》杂志执行主编邰筐举例王计兵《赶时间的人》、矿工诗人老井《地心的蛙鸣》等诗，“新大众文艺更多是让我们把新的生活经验细节写出来，我坚信一个好诗人一定更关注生活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更想把心灵最深处那些细节挖出来”。

“新大众文艺大家谈”研讨活动现场。

项静留意到国内各地素人写作各具面貌：江苏培育小工商业的素人写作群体，西海固有农民写作者，东莞聚集打工者群体；上海同样蕴藏着可观的写作力量，各行各业都不乏写作者，比如定居松江的工程师写下《车墩墩野事记》，不少读者借这本书读懂松江的日常。

“新大众文艺大家谈”研讨活动海报。

“中华民族是诗歌的民族，因为我们真正热爱生活、认真生活，并且会用诗意理解生活。”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作协诗歌委主任、上海诗词学会会长林在勇从新大众文艺的诗歌里看到家国情怀、读到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体悟作者内心的高尚之处，“点点滴滴透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安居乐业的生活，和全民自信、自强、自足的气象和风貌”。

《雨花》杂志主编育邦认为，不应再强调写作者的身份，更不必去追寻流量，“更多的是回归自己，重建自己的艺术生活，这样大众文艺才能更为长久，更能深植于人民的内心”。

上海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作家赵丽宏认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价值在于推动全民阅读、涵养文学风气，以此提升整个民族的审美素养。在他看来，经由阅读积淀而来的文学储备，更有长期主义，正是写作者成长为作家必不可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