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秋分,深圳。
深圳美术馆一楼大厅,“母亲河之恋——新中国第一代女雕塑家何鄂雕塑作品展”开幕。开幕之后,举行了《黄河母亲》图册首发式。次日下午,作为展览学术活动之一,“灿烂文明与时代创造——何鄂艺术人生七十载”学术讲座在深圳美术馆一层报告厅举行。我主持这场讲座,一开场我先与观众分享了奔流新闻当日发表的一篇新闻特写——《“大先生”当如此》。
许久以来我没读到过如此精炼如此精彩和极具现场感的新闻特写,我自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精品佳作。特写悉数捕捉到了开幕式上的几个感人瞬间。
曹春生先生坐着轮椅来到现场,却坚持站着致辞近12分钟。他自嘲很笨,说话说不清,念稿“看完第一行,就找不到第二行”,但有一句话说得清晰而有力:“岁月带走了青春,却带不走艺术家的激情!”他还披露了一个秘密:他和何鄂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90后”。盛杨先生满头华发,脱稿致辞,激情澎湃。他说何鄂像花木兰,拿着锤子、斧子猛打,打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光荣形象;他称自己是何鄂的“老战友”,说她像男同志一样并肩作战,冲锋在前,“她本身就带着西北土地的芳香,带着黄河的气势”。86岁的宋春华先生从北京赶来。42年前,他作为兰州市副市长,主持建造了《黄河母亲》。而今年,是《黄河母亲》落成40周年。盛杨开口称“亲爱的何鄂同志”,曹春生致辞结束颤颤巍巍走向何鄂,送上深情拥抱……
这些瞬间,让一场展览不再是作品陈列,而是一代人的精神现场。
但那天站在深圳美术馆大厅里的,远不止这几位“90后”。何鄂雕塑作品展所吸引的,是中国雕塑界老中青三代人的云集。曹春生、盛杨、宋春华那一代,是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者与拓荒者;何鄂自己,是第一代女雕塑家的代表,以《黄河母亲》等作品立起民族精神的丰碑;而到场的中青年雕塑家们,有的已是中国雕塑界的中坚力量,有的尚在探索自己的语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副院长董书兵也来了。他的《大地之子》安放在瓜州戈壁滩上,一个长15米的巨型婴儿俯卧在大地上,延续的正是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的造型艺术传统。何鄂在黄河之滨塑造了“母亲”,董书兵在戈壁滩上安放了一个“婴儿”——一位母亲,一个孩子,从黄河到戈壁,两代雕塑家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同一片土地。他们从北京来,从兰州来,从西安来,从广州来,从全国各地来。他们来看何鄂的作品,也是来看一种精神如何在代际之间传递。
老中青三代人站在一起,本身就是一幅雕塑。它不是青铜铸的,不是花岗岩刻的,却有着同样的质感和分量——那是一种薪火相传的形态。曹春生念稿找不到第二行却坚持站着讲完,盛杨脱稿激情澎湃地称何鄂为“老战友”,这些画面让年轻一代看到的,不只是“大先生”的风范,更是自己未来要走的路。而何鄂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大概也会想起1952年那个15岁的自己,班里唯一一个选择雕塑专业的女生,在几乎由男性主导的领域里拿起了铁锤和凿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薪火相传?中华文明何以生生不息?答案就在这“一代接着一代”的接力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敦煌”要面对,都有自己的“黄河”要表达,都有自己的“招手停”时刻需要勇敢举手。形式在变,题材在变,语言在变,但那条从五千年文明深处流淌而来的精神血脉,始终没有断。它只是换了一双又一双的手,继续凿刻,继续塑造,继续在时代的石头上留下印记。
于是,24日下午的讲座,就没有停留在何鄂个人回顾。她七十年艺术人生被压缩为一个持续追问:面对灿烂文明,今天的创作者如何完成时代创造?
何鄂的回答,藏在敦煌的洞窟里,藏在《黄河母亲》的维权诉讼中,也藏在深圳“招手停”小巴的那个瞬间。
她1952年考入西北艺术学院,15岁,是班里第一个选择雕塑专业的女生。在那个雕塑界几乎由男性主导的年代,她拿起了铁锤和凿子。1962年至1974年,她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十二载,临摹194窟、159窟等多个洞窟的彩塑。临摹几年后,她突然意识到:“临摹再好,光芒终究属于古人。”古代文化留下的密码,其实就是两个字——创造。
她将个人艺术生涯梳理为五条脉络:敦煌十二载、黄河母亲、深圳语境、新时代文化担当、民族复兴理想。五条脉络,其实是一条:文明如何被消化,创造如何发生。
在敦煌,她对比临摹194窟和328窟的天王像,发现13处细微差异。正是这些差异让她看到,古代工匠在佛教题材、内容、位置“三个有限”中创造个性的才华。限制并非创造的对立面,反而可能成为工匠精神的磨刀石。1979年,她沿长征路写生并考察大足石窟,运用考古排年法分析《牧牛图》,领悟到艺术家如何通过构图——一正一反、虚实遮挡——创造纵深感和生命力。1982年,她看到自己的临摹作品被收录进画册,忽然意识到:仅传承不够,必须立足时代进行创造。
她提出“微观研究法”。这不是技术炫技,而是一种艺术史式的工作方法。她用一个比喻解释核心主张:消化牛肉面后,要把它转化为自身营养——继承是前提,独立创造才是目的。2022年,86岁的她重返敦煌,通过微观观察发现莫高窟45窟菩萨像多出一条隐蔽彩带。这条彩带构成等边三角形结构,使雕像从“动中有静”转为“静中有动”,提升了稳定性与美学价值。2023年,她又对龙门石窟《文昭皇后礼佛图》进行微观解构,揭示工匠在构图韵律、均衡及细节中的匠心,填补了该领域美学研究的空白。
《黄河母亲》是另一个绕不开的坐标。这件作品源于她对黄河文化的深情,建成后成为兰州地标及中国城雕经典,并被收录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第一章。作品中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形象借用了她女儿小时候的照片。作为母亲,她把对自己孩子的情感融入雕塑;作为祖国母亲的女儿,她把这份爱升华为对民族、对土地、对人民的深沉表达。但公共艺术的命运并不只有掌声。针对多地出现的侵权复制品,何鄂坚持提起三次诉讼。她强调,维权并非仅为经济利益,而是维护新文化创造的尊严与五千年文明的严肃性。
深圳则是她艺术观念重塑的福地。她回忆自己第一次在深圳乘坐“招手停”小巴,从自卑到勇敢举手,深刻体悟到“观念滞后是致命的”。从此她不断打破思维定势。1994年退休当年,她创办甘肃何鄂雕塑院,确立“弘扬民族文化,创造时代精品”宗旨,32年来在全国22个省区市完成200多个雕塑项目。1998年,她成为第一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的西部女雕塑家。她担纲主编的国内首部《中国当代女雕塑家》大型画册,填补了我国女性雕塑史研究的空白。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评价:“何鄂是一个很难得的中国当代女雕塑家,是世界上难得的优秀女雕塑家。”甘肃省文联主席王登渤评价:“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
但更打动人的,是她作为艺术家的朴素与执着。此次展览,从策划到邀请,从布展到调整,90岁高龄的何鄂都亲力亲为。她一个一个给嘉宾打电话,一件一件推敲作品摆放。就在前几天,她还在兰州的车间里,微弓着身子来回观察,为即将起运的雕塑做最后润色,连工人师傅的安全都要反复叮嘱。她说:“中午吃饭就当休息了。”她把展览当成作品,把每一处细节都当成对艺术的承诺。这种近乎苛刻的完美追求,这种照亮人心的人性光芒,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更打动人。
讲座最后,何鄂谈到人生哲学。她将人生比作叶子、春蚕、一滴水:叶子要展示绿意,春蚕要吐丝奉献,一滴水要融入历史长河才能永生。她提出“乘法人生的公式”:才华是基数,机遇是倍数。小机遇做加法,大机遇做乘法;人生十字路口需果断决策,有舍才有得;保持好奇心与勇气,永远不说“不”。
两个小时的讲座,何鄂没有把七十年讲成一条平坦的线。她反复回到“创造”二字。文明不是背在身上的包袱,而是必须接过的接力棒——接过来,还要跑出新时代的步伐。
所谓“大先生”,大概就是如此——岁月带走了青春,却带不走艺术家的激情。
秋分日,深圳,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因为一场展览、一场讲座,因为几位九十上下的先生,唱响了一首艺术生命的“青春之歌”。“大先生”当如此。面对灿烂文明,今天的创作者如何完成时代创造?何鄂用七十年给出了回答:根植民族沃土,消化传统,勇敢举手,打破观念滞后,以生命投入,把每一处细节都当成对艺术的承诺。
而这场展览告诉我们的,还不止于此。当老中青三代雕塑家站在同一个展厅里,当曹春生颤颤巍巍走向何鄂送上拥抱,当董书兵的《大地之子》与何鄂的《黄河母亲》在同一片精神土地上遥相呼应,当年轻的目光与饱经沧桑的目光在同一件作品前相遇,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没有断流的河。从敦煌到深圳,从1952年到今天,从第一代女雕塑家到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这样薪火相传,中华文明就是这样生生不息。
何鄂先生说,一滴水要融入历史长河才能永生。这场展览,这些先生,这老中青三代雕塑家,其实就是一滴又一滴水,汇入同一条河。河没有断,水就没有干;水在流,文明就生生不息。所谓“大先生”,不就是那些把自己活成了一滴水的人吗?他们不追求孤悬于历史之外的永恒,而是坦然地、义无反顾地融入那条从五千年深处奔涌而来的长河。他们消失在水里,却又在水里永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创造。但有些东西不会变:对文明的敬畏,对创造的执着,对时代的回应,对土地的深情。这些,才是“大先生”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也是这场展览在作品之外,所引发的更深长的思考。
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展览,同样,我们也期待更多这样的新闻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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