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塞维克》编辑部还有这些往事……【长宁建筑可阅读】

在长宁的梧桐深处，老洋房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的印记。区文化和旅游局和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长宁建筑可阅读”专栏，通过解读建筑本身的风格与美学，探寻一砖一瓦背后的岁月流转与烟火人间。今天，继续带大家走进愚园路1376弄34号，探寻《布尔塞维克》编辑部的那些人和事。

走进《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许多观众会疑惑编辑部为什么会选择租在这片洋房集中的区域呢？

原来，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应付极端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中共中央要求改变以往党机关设在工人区的做法，决定将《布尔塞维克》编辑部设在容易隐蔽的洋房区。于是，编委郑超麟等人从静安寺开始物色，一直向西，最后选定了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东边亨昌里末弄的第一家房子，即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这幢新式里弄洋房前通愚园路，后通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前后畅通便于活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从1927年10月在此设立至1929年1月迁出，在这里坚守了一年零四个月。

图为亨昌里街景（右图源自上海发布）

瞿秋白不仅直接参与了《布尔塞维克》的创办，还是《布尔塞维克》第一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兼总编。他于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主持党中央工作。瞿秋白任《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主任期间，坚持每周到编辑部一次，代表中央常委会主持编委会议，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指导工作；同时，他又代表编辑部参加中央常委会议，向中央汇报编辑部工作开展的情况，听取常委会的指示意见，从而保证了党报宣传的正确方向。据郑超麟回忆，“瞿秋白几乎每次开会都参加，只有几次太忙没有到会（11月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状况持续到1928年他去苏联参加党的六大时为止。”瞿秋白还是《布尔塞维克》撰稿最多的作者，据考证他在刊物上前后共发表了53篇文章。在他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时，他亲自为刊物撰写社论，第1卷第1期到第19期的社论，除了第11期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由郑超麟所写外，其余都是他亲自撰写的。对于郑超麟的这篇社论，时任中央常委李维汉在常委会上提出该文违反了国际路线。于是，瞿秋白在第14期的社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中对此进行了更正。在卸任刊物编辑委员会主任后，瞿秋白仍然非常关心《布尔塞维克》的出版并为之撰稿，如《布尔塞维克》最后一期上还刊载了瞿秋白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署名“何史文”的《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另一篇是署名“范允”的《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吗？》。1928年4月30日，瞿秋白秘密前往苏联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临行前把《布尔塞维克》的编辑工作交给郑超麟。同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会议召开。会后，瞿秋白被留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直至1930年8月才回国。1928年5月至6月，虽然瞿秋白在莫斯科实际上没有直接领导《布尔塞维克》工作，但《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的主任仍是瞿秋白。

1928年7月至1928年10月，编辑委员会主任由蔡和森接任。其后，李立三接替领导《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工作，直至1930年6月。然后，《布尔塞维克》停刊半年多，直到1931年1月至2月，沈泽民负责了一个月，同年3月至1932年7月停刊期间，张闻天接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布尔塞维克》的5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沈泽民和张闻天都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同时又都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布尔塞维克》的每期社论几乎都由他们亲自撰写，这保证了刊物的政治导向。

图为《布尔塞维克》的5任编辑委员会主任

（从左至右依次为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沈泽民和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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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区文旅局

编辑：孔建宏、陈 莎

责编：高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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