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很多现实，只有用今天的语言才讲得清楚

编者按

2026年7月，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班宇的短篇小说《漫长的季节》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近日，由班宇的小说《于洪》改编的电视剧《余红旧事》宣布定档9月29日开播。作为“新东北叙事”的代表作家，班宇的作品始终关切普通人在时代变动中的命运。

从东北到武汉，从工厂到码头，一位写作者如何在新的地域中寻找新的叙事可能？在算法推荐、AI写作、新大众文艺浪潮交织的当下，文学又能提供怎样的价值？围绕这些问题，班宇与记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访谈嘉宾：班宇，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得主。

发现那个点闪着光，引领你走向另一条故事的通道

记者：今年七月，你的短篇小说《漫长的季节》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你最初是怎么构思这个故事的？

班宇：小说很多时候是从记忆里摘取一个点，今天回望记忆里的那个点，会发现它闪着光，引领你走向另一条故事的通道。

对我来说，这篇小说里记忆的那个点，是小时候在报纸上看见的：我所在的城市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大型的泳装节，向市民征集泳装设计方案。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由此想到，参与投稿的人中，一定有很多人对美、对生活怀有深切的渴望与向往。

于是我想，如果一个女孩要设计出这样一套方案，她或许有许多想法与热情，却未必能独立完成，仍需依靠家人、亲戚或朋友。这便成为我创作这篇小说的起点。我始终觉得，一家人为一个不知能否归属自己的奖项、荣誉而共同努力，这件事本身便格外温暖，是家庭之爱最明显也最温柔的一种呈现。

因此，我写这篇小说的出发点，是想书写这种向往的状态——在这样一件小事里，一家人也好，朋友之间也好，重新凝结为一个温暖的小团体。小说固然常常是现实的、残酷的，要书写艰难的处境，但总会有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让作者与读者都感到幸福。

记者：你说这个故事是“每一个普通人不可避免的人生困境”，怎么从一个特殊的故事中提炼出这种普遍性？怎么让读者产生共鸣？

班宇：因为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漫长的季节》其实讲的就是缓慢地接近死亡的过程。我相信但凡一个成年人，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经验。

写作时，我并未想过如何让读者产生共鸣。小说还是在某个细节上先让作者自己信服，而之后其他人是否相信，在那一刻或许并不重要，而且作者也无法完全把握读者的想法。所有创作都是如此，写一首歌、画一幅画，概莫能外。

任何一种创作都值得提倡，所有人都有全新的、多面的精神面向

记者：现在“新大众文艺”是个热词。你怎么看“新大众文艺”？当外卖员、快递小哥都在用短视频和文字讲自己的故事时，专业作家和非专业写作者的区别在哪？

班宇：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身份如何，比如医生、外卖员、警察、教师等，都可以进行自我的表达与创作，创作形式既包括短视频、照片，也包括文学作品。新大众文艺呼吁人拥有多重身份与新的精神世界：不是说一个人是医生，便只能困守于手术台，私下里他同样可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读小说的人，或是一个喜欢弹吉他、唱歌的人。文艺不再是“歌星唱什么，我来听什么”，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名生活的创作者。在我看来，这种创作与表达或许正是新大众文艺的内核——它呼吁所有人拥有全新的、多面的精神面向。

写作这件事，很难说有什么特别强的专业性。只要有笔、有纸或是一台电脑，人人都可以进行自己的叙述。今天人们所接纳的事物、所依赖的审美系统各不相同。有些人喜欢读爽文、读网络文学，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消遣；也有人希望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内心与世界，不愿止于消遣，希望在作品中寻找到与自己类似的困惑，因而去读严肃文学。因此我认为，任何一种创作都值得提倡。无论对创作者还是接受者而言，这都可能是一个良好的沟通过程，而整个社会当下最需要的，正是相互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当下，专业作家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不断更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更新自己的语言。今天的很多现实，只有用今天的语言才能讲得清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催生了那么多新概念、新语汇，怎么从里面找到线索，把此刻的故事讲出来，是所有写作者都得面对的问题。只有保持学习的姿势，与世界发生联系，不断去感受新东西、坚持写下去，才有可能真正贴近这个时代的核心。

文学没有必要去跟短视频“掰手腕”

记者：你提到“哪一种创作都是值得提倡的”。现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词“纯过日子人”，说的是有深度的电影不看了，严肃文学也不看了，就爱刷短视频、看点短剧。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班宇：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短剧、短视频跟严肃文学或者电影是有区别的，但它能吸引那么多观众，一定是有自己独有的叙述方式和剪辑节奏的，这可能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些新变化。

面对这种变化，我觉得文学没有必要去跟短视频“掰手腕”，也不是要站在它的对立面。新大众文艺呼吁的是人人都去创作，你一旦创作起来，哪怕只是成为一个短视频创作者，你就会发现，自己还是有输出和表达的倾向，依然有审美蕴含其中。当然会有人为追逐流量而创作，但也有很认真做内容的博主，那也是一种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所以文学和短视频并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每个人都是在创作中寻找自己表达的方式。

至于“纯过日子人”，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这样说，是不想再靠标签来武装自己。之前我们聊天，说喜欢哪个导演，我说喜欢小津安二郎，喜欢黑泽明，好像要靠这些大师来证明自己的审美和品位。但实际上，有的人审美上确实不喜欢那个东西，就是喜欢看短剧，他反而更坦然一点面对这个世界；还有一部分人，他是真的喜欢黑泽明这些导演的片子，我觉得他也不必羞于开口，可以完全把自己的喜好袒露出来。

所以我觉得“纯过日子人”说的不是放弃深度，而是说我们去面对自己，干自己喜欢的事，把精力投入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不必用别人的眼光来评判自己。我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让自己过得舒坦、心情愉悦，这才是最重要的。换言之，那些标签并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东西，除了负担之外。

AI始终是一种更中庸、更平庸的输出，因为它要照顾多数人的审美

记者：AI写作会让你产生危机感吗？从你的技术背景和写作经验来看，你觉得AI能写出像《漫长的季节》这样的故事吗？

班宇：没有太强烈的危机感。我现在用AI，或者说我观察到别人的使用，基本上都是把它当作搜索引擎或者整理工具。至于用AI进行创作，我身边还很少听说有这样的情况。

我学计算机那个时代离现在将近20年了，跟现在的AI完全搭不上边，所以我对AI也不算了解。但是我看现在的语言模型以及数据分析，我不知道能不能写出《漫长的季节》，不过如果算力足够、有人能够参与的话，要让它们写出一个不错的故事，应该也是有可能的。

可我觉得AI始终是一种更中庸、更平庸的输出，因为它要照顾多数人的审美。但是每个创作者其实是不同的，他的审美、感知、趣味都不同，他努力想去抵达的读者有可能就是那么一小群人。AI就是一个调停者，调停人和世界之间的输出——你给我一个指令，我输出一个更多的人能理解、能接受的东西，但是有可能你的审美更好，你就觉得它不行。但它不在意，因为它只是输出一个平均值而已。

文学的价值就是让信息多一点，让读者通过作品去想象另一种生活

记者：在数字时代，文学需要建立“连接”吗？

班宇：文学始终在致力于建设连接。今天，人们活得越来越相似。不同城市的建筑、车站、连锁餐饮店看上去都差不多，人的情感模式、生活方式与经验也在同质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还能把人重新连接起来，这件事越来越难做，却也越来越重要。

每个作者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里，面对着所有的时代诉说。所以你读一个作品，就是站在他那个时代里去感受他的生活。我觉得这种连接既不需要面对面，也不需要谁说服谁。它是在你读到作品里的某个细节、发现自己“也经历过”的那个瞬间发生的，让你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甚至不同时代的人，有了相似的感受。

记者：在算法推荐、大数据机制下，互联网会给人们推送你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文学在这种情况下能提供什么价值？

班宇：文学的价值就是让信息多一点，让读者能更多地通过作品去想象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生活，而不仅仅是被困在网络给你制造的“信息茧房”里面。

文学给人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时间感，不像在手机上那样一晃而过。当你沉下心去阅读、去思考时，就能从碎片化的信息世界里暂时走出来，重新感受时间的长度、思想的深度，以及生活里那些细碎的、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今天，人们经常担心短视频这类碎片化内容会让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人只是在被动接收。但我认为，创作本身也是一种抵抗。新大众文艺呼吁人人都去创作，你一旦开始创作，哪怕只是拍一拍短视频，也会发现自己仍然在主动输出。文学同样如此，它提供的不是一条被动接收的通道，而是一个让你停下来、自行发生反应的时刻。

记者：你把写作视为一种“具体行动”。如何理解这种“行动”？写作能为一些陷入精神内耗的年轻人提供什么？

班宇：这或许因人而异，每个人只有亲自去做才能知道。有人通过拍短视频、剪视频来缓解精神内耗，有人则通过运动来消解压力，这取决于个体情况。

但我有一个比较朴素的看法：嘴上说着想躺平的人可能也不甘心完全躺平，不如去行动起来，做一些让自己更满足的事情。写作对我来说不一定是“释放”，但它是一种具体行动。所有的困惑可能就是需要写下去——坐在书桌前把文档打开，一个字敲下去，反复比对、一点点修改。写作是要投入情感、投入劳动的过程，你跟一个角色、一段故事相处一段时间，到了要告别的时候，会有一点不舍。这也是它和纯粹的情绪宣泄不一样的地方：它把那些说不清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可以反复打磨的对象。

无论是东北还是武汉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短兵相接的感受都是相似的

记者：你从东北来到武汉，从工厂到码头，这种地域转换会带来什么新的感受？池莉写的是武汉的市民生活，你写的是东北的工厂记忆，这两种写作之间有没有相通的东西？

班宇：从东北到武汉，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一个新的地域，各种新的文化向我涌来，包括码头文化、长江文明等等。武汉本身在近代史上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所以它的历史也会给我带来一些刺激。东北有工业记忆，湖北有楚文化。凡是与写作者相关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滋养，只是提供的养分不同，因而会长成形态各异的作品。但这样的历史源流，永远是写作的重要根系。

早些年我读过池莉的小说，对武汉的市井烟火气印象深刻。无论是东北还是武汉的故事，书写的都是市民生活，其中那种热情、热烈的东西，那种人与人之间短兵相接的感受，都是相似的。我笔下的东北或许没有那么热烈，反而是阴郁、冷峻的。童年时看东北的工厂，觉得它们像一个个钢铁巨兽。那些庞大的机器、油罐都有几层楼高，钢铁制成的东西不像砖房那样有人气，你会觉得它特别冷。那种冷峻感或许也渗入了我的文字。但人与人的关系，我觉得依然是热情的。就像前面所说，虽然城市气质不同，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相通的。

我的写作从未固守某个地域，《漫长的季节》便虚化了具体时空，没有明确的时间，没有明确的地理环境。东北的元素在我的作品里越来越少，其实也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每篇小说想说的事不一样，这取决于故事本身。但当我从一个地域游历到另一个地域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小说面貌出现。

记者：你在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里说，写作者“面对着沉默的空气，面对着无声的记忆”。从东北到武汉，你面对的“记忆”换了一批，一个作家要怎么真正“听见”一个地方的记忆？

班宇：还是去感受，去走那些大街小巷，然后去跟人们对话，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包括过去和现在的。武汉的江汉路、山海关路等，我都去过。我觉得山海关路的烟火气特别足，每天早上都有好多人在排队，我常去那边。一个城市的生命力都在这烟火气里。我也会去尝当地的食物，热干面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东北那边吃咸豆花，武汉这边是甜的，有点吃不惯。这些饮食的细节若是写进书里，就不用刻意去设计。你熟悉它、了解它，写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之前有记者问过我对武汉的印象，我说武汉是一个特别立体的城市。一方面，市民生活、爽利性格，构成了鲜活的城市面貌；另一方面，有很多跌宕起伏的历史藏在城市的褶皱之间。每次走在武汉的街上，就感觉每一条街巷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样的城市，值得被更多次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