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兆公园到地坛书市，回望地坛百年书缘

一年一度的地坛书市已经落下帷幕。今年书市展区面积与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读者人数也超过往年；在11天里，共有83.6万人次读者走进地坛。地坛由此成为北京读书人秋日聚集的去处。

地坛与书的缘分，其实早在百年前便已结下。

1922年，瑞典汉学家喜龙仁拍摄地坛时，这里已经荒芜。此时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已十余年，地坛荒废多时，坛墙颓败、荒草没膝，昔日皇家禁地成了无人管理的废园。

1925年，京兆尹薛笃弼觉得可惜，牵头将整座地坛辟为“京兆公园”，向普通市民开放。其中最要紧的一件事，是把荒废多年的皇祇室改为通俗图书馆。

皇祇室本是明代供奉地神牌位的地方，清代沿用，到民国时已空荡破败。薛笃弼将其修修补补，改造成北京最早面向平民的公共图书馆之一。馆内收藏各类书籍、报刊，书架沿墙排开，四面墙上贴满地图、科普图等，其中一面墙贴着“为善最乐，读书便佳”八个大字。市民和学生都可以在这里免费读书。

通俗图书馆内部，墙上贴满地图、科普图、卫生图等。图书馆不只是借书、看书的地方，还定期举办公益讲演。馆外的方泽坛被改成露天讲演台，台上悬挂国旗，周围设了几百个座位，并配有留声机，时常邀请各界学者、社会名流讲文化、讲常识、讲家国大事。据说每逢周末、节假日有讲演，公园里都挤满听众。

京兆公园的公共体育场，是北京较早向公众开放的体育场。

1928年，京兆公园改称市民公园。后来因时局动荡、经费不济，图书馆没几年便搬到钟鼓楼，地坛再度荒废。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在西郊修机场，把西郊贫民赶到地坛种地、居住，游客从此渐渐绝迹。

20世纪30年代，德国飞行员格拉夫·楚·卡斯特曾航拍地坛及其周边。

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北京市政府对地坛进行全面整修，将其改为地坛公园。但这里位置稍偏，名气也不如天坛、社稷坛大，专程来地坛游览的人并不多，园子十分清静。

正是这份清静，接住了一个年轻人的困顿与迷茫，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动人的文字缘分。

地坛主体建筑方泽坛呈方形，体现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找不到去路，便摇着轮椅走进地坛。此后十五年，他几乎天天都来，在园中老柏树下坐着，看书、思考。这座原本用来祭地祈五谷丰登的古坛，成了他无形的书斋。斑驳的坛墙、扫地的老人、穿行的路人，都融进了他的文字。

史铁生在地坛里读命运，也写命运。那篇感动了几代人的《我与地坛》，字字句句都带着这园子的温度。有人说，史铁生之后，地坛才真正活在当代人的心里。史铁生的文字，让地坛成为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也成为无数人可以沉下心来读书、想事的去处。

这一去处，因地坛书市的兴起，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北京的书市最早在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20世纪90年代，为保护太庙古建与古树，书市整体挪到地坛，从此有了家喻户晓的“地坛书市”。每逢书市开幕，坛墙里便成了书的海洋，书摊在古柏下摆开，数百个展位密密麻麻全是书。

20世纪90年代，地坛书市上的读者在认真选书。那时，书市就是北京爱书人的节日。学生攥着零花钱，老人拎着布口袋，一家挨一家地逛。大家埋头在书堆里翻拣、淘绝版旧书，遇上作者签售，能排着长队等大半天。有人一买就是一摞，拎着袋子沉甸甸，心里却痛快。

2013年，地坛书市停办，这一停就是十年。不少老北京人念叨，说像少了个老熟人，心里空落落的。2023年秋天，书市终于回到地坛，主题就叫“我与地坛”——既呼应史铁生的名篇，也呼应几代人的记忆。

从民国年间的通俗图书馆，到史铁生笔下的精神故园，再到熙熙攘攘的地坛书市，地坛与书的缘分，藏在坛墙深处，也藏在每个爱书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