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我国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据统计,全国2000余万烈士中有名可考的约196万名,其中有明确安葬地的仅55.9万名,大量英烈尚无法找到安葬地或确定身份。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英烈的骸骨,仍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等待被发现、被辨识、被送回亲人身边。而时间紧迫,DNA会降解,墓葬位置会随着地貌变化而消失,亲历者在老去……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有一群人正在与时间赛跑,为烈士“寻名”。
他们用“绝活”让更多英烈被看到
多提取出一段DNA,就可能多一次亲缘比对的机会;多还原一张面容,就多一个亲人相认的可能。这就是复旦大学“法医学+人类学”交叉研究团队正在做的事:为无名烈士找到姓名,为长眠的忠骨找回身份。而这支队伍的主力军是来自复旦大学法医学与法庭科学学院、法庭科学研究院的师生。
记者从复旦上医获悉,从1953年法医学教研组诞生,到1984年成为全国首批法医学本科教育基地,再到如今作为全国首个法医学与法庭科学学院投身烈士褒扬工作,70多年的学科积淀,为技术攻关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2025年11月,由法医学与法庭科学学院院长李成涛教授牵头,汇聚法医学、人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复旦大学“法医学+人类学”交叉研究团队正式组建,以烈士遗骸鉴定为重要切入点。
烈士遗骸往往在地下深埋几十年,能提取到的生物材料很有限,有时,能看一眼的线索,只有一枚牙齿、一段长骨……“人类的基因组信息好比一本书,属于烈士遗骸的‘书’,发掘出来时已变成无数碎片,每一片上只剩寥寥几个字。”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素华研究员说。

该团队在今年4月受邀出席烈士遗骸迎回仪式
与时间赛跑,这个团队拿出一个又一个“绝活”,构建了一套面向烈士遗骸的多模态鉴定技术体系。
面对高度降解的样本,该团队研发了一套“抢救DNA”的方法:取样瞄准DNA保存最好的牙齿和颞骨,单次测序仅需微量样本;针对DNA高度碎片化的特点,开发单链和双链两种建库策略,互相“兜底”;最关键的一步,是用生物探针,把人类DNA从土壤、微生物等“背景噪音”中精准分离出来。
DNA提取后,要回答的问题更复杂:这个人从哪里来?长什么样?和谁是亲属?该团队构建了一套“四位一体”的谱系刻画体系:常染色体、Y染色体、线粒体DNA、表型标记四条线同时推进,相互印证。团队自主开发的算法,在低质量DNA测试中的检出率达到37.25%,远超国际主流工具。几套证据耦合在一起,对三级以内亲缘关系的鉴识准确率达到85%以上。
除了从DNA中提取信息,团队还在做一件看似简单、实则极难的事:直接分析骨骼本身的形态,从一块骨头判断性别,从一颗牙齿推断年龄。传统方法依赖专家经验,主观性强。团队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模型,让性别鉴定准确率达到93%以上;用AI自动分析牙齿三维图像推断年龄,最佳平均误差仅3.74岁。这项技术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这些成果,为烈士身份认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西藏阿里,气压低、含氧量少,野外工作充满不确定性。该团队用3D激光扫描采集颅骨数据,融合AI大模型和多模态分析,成功复原了陈富祥、陈生林、李生财、刘彦斌等烈士的容貌。

在湖南马迹塘,一具颅骨保存相对完整,上面留着明显的弹孔。三维重建显示,子弹曾贯穿他的头部,牺牲时只有20岁左右。从发掘到复原面容,历时约20个月。2026年5月,这张年轻的面孔重新出现在屏幕上,一场跨越全国的“寻亲”由此开始。

“为国捐躯的先烈,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的使命就是不断打磨技术,让更多英烈被世人看到。”李成涛说。
每一个技术突破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写给英烈的回信
在实验室攻关的,不只有教授和研究员,还有年轻的学生。已有多名研究生围绕陈旧骨骼DNA、分子刻画和数智化生物轮廓鉴定等国家重点研发任务开展论文研究。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论文的一端连着实验室,另一端,连着山河深处等待被找到的忠骨。

学生跟随课题组实地开展鉴定任务
“想做更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这是法医学与法庭科学学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方正毅选择法医学、并一路读到博士的初衷。在科研之余,他跟随导师、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研究员参与烈士遗骸的现场发掘工作。当那些曾经只存在于教材里的“英雄”第一次变得如此具体时,他在现场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仅是科学研究,更是在用科技为历史还原真相。”
这些真实案例也被带入课堂。团队持续推进面向全校学生的法医学通识教育,今年9月,通识选修课“法庭科学的奥秘:全球犯罪大案深度剖析”和医学专业选修课“法医世界:探生死真相 守人间正道”分别在邯郸校区、枫林校区同步开讲。
课堂上讲授的技术,正是该团队在烈士遗骸鉴定一线使用的“武器”。烈士遗骸鉴定正在成为复旦上医的一堂特殊的“大思政课”,让科研现场、国家需求和人才培养真正连接起来。
“在烈士纪念日之际,我们献上鲜花,也用科学继续寻找答案。”如同这一团队所言:最深的纪念,不只是记住“烈士”两个字,还要尽最大努力,找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面容,讲出他的故事。每一个技术突破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当今之人写给英烈的一封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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