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文化的考古原点 最初中国的文明根脉

尧文化的考古原点

最初中国的文明根脉

文/高建录

踏上陶寺遗址这片厚重的黄土，我们便能读懂襄汾在尧文化体系里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襄汾是尧文化的考古原点、都邑核心，是将帝尧从古史传说转化为文明实证的关键之地，居于尧文化体系的根脉与中心。

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核心承载地。古籍记载“尧都平阳”，古平阳的核心区域就在今天襄汾一带。陶寺遗址年代、地望与古史记载的唐尧活动时空高度契合，使尧文化不再只是口传与文献记载，而是落地于这片土地的真实文明遗存。尧文化的故事、制度、精神，在这里找到了对应的地理空间。同时，陶寺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也是尧文化物质文明的标本，拥有早期都城完整要素，尧时期的政治创制、天文历法、礼乐制度、早期国家形态，全都在这里留下实物证据，是尧文化体系中无可替代的考古载体。

这里，更是“最初中国”理念诞生的地方。陶寺邦国形成了最早的“中国”观念，以“择中”立国、协和族群，奠定华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雏形。尧文化恒久的精神底色——天下为公、民惟邦本、和合共生、允执厥中，都是陶寺都邑社会治理实践的提炼和升华。襄汾陶寺代表的，不只是尧的都城，更是华夏政治文明、礼制文明的思想源头，塑造了尧文化的精神底色。尧文化体系包含古史传说、地上遗存（尧庙、尧陵等）、考古实证三个层面，襄汾陶寺补齐了最关键的史前都邑一环。临汾全域尧文化遗存，以襄汾陶寺为根，向外辐射，形成“考古实证——文献记载——历代祭祀传承”完整链条。没有陶寺，尧文化就缺少早期国家都城这一硬核支撑。

陶寺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与帝尧时代古史记载高度互证：一是观象台夯土柱列，印证《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是尧时代观象授时的实物遗迹。二是漆木圭尺，对应“允执厥中”，体现尧时代择中建都的理念。三是彩绘蟠龙陶盘，为陶唐王族专属礼器，对应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的记载。四是朱书扁壶，上面朱书文字，主流释读有“文尧”一说，是指向陶唐氏的文字线索。五是鼍鼓、石磬、土鼓成套礼乐器，印证尧时制礼作乐；玉圭、玉钺等玉礼器，体现协和万邦的邦国秩序。还有铜齿轮形器，佐证当时已掌握阴阳合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考古遗存并非直接证明帝尧其人，而是遗存年代、地望、文明特征，与文献记载的尧时代高度契合，把上古传说转化为了早期国家的实证。

深挖襄汾的文化内核，历法之源、鼓乐之源、文明之源在这里交相辉映。《尚书·尧典》记录帝尧命羲和观天授时，陶寺古观象台由13根弧形夯土柱构成，形成12道观测缝隙。古人站在中心点，透过缝隙观测塔儿山日出方位，能够测定二分二至，划分出20个节令，直接印证《尚书·尧典》“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帝尧命羲和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向民众颁授农时，正是这套设施承担的王权职能。陶寺的20个节令，已经抓住二分二至这些核心时间节点，用来指导农耕与祭祀。后世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到西汉《淮南子》才定型为完整的二十四节气。也就是说，陶寺是二十四节气思想与技术的源头。

作为“鼓乐之源”，陶寺王族大墓出土的鼍鼓、特磬、土鼓组合，揭开了帝尧时代礼乐文明的面纱。这套礼器只属于最高统治者，是王权与秩序的物化载体，印证了帝尧时代礼乐文明已经成型。比如：鼍鼓、特磬的组合，是祭祀、会盟等国家大典所用的雅乐，反映了帝尧时代“礼”的等级秩序和“乐”的调和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商周礼乐文明的源头。后世“金声玉振”的礼乐传统，根就在陶寺。

学界所说陶寺“最初中国”，通俗来讲，就是最早以“地中”观念建立的国家。古人的宇宙观认为“天圆地方”，大地的中心距离天最近，占有大地的中心，也就是“地中”，就垄断了与天（神）沟通的渠道，实现“君权神授”。古代的王利用圭表系统测日影确定“地中”，建立都城，正所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观念最早的物化表达。

当然，“最初中国”的内涵还包括了以“中”治国的理念。陶寺的治国理念，可以用《尚书·尧典》里的四个字来概括：“敬授人时”。通俗地说，就是“王权掌握时间，时间组织生产，生产养活人民”。尧通过观测天象来制定历法，再把历法颁布给百姓，让整个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天象—农时—政令”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是中国早期国家最核心的统治技术，也是“光披四表、协和万邦”的具体体现，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包容性”。

文化格局上，陶寺汇聚各地文化元素，形成一套统一的礼乐、天文、等级制度。它以都城为中心，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华夏共同体意识由此萌发。所以“最初中国”，不只是地理上的中原，更是文化与政治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华夏文明共同体理念的开端。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棵大树，二里头（夏）是这棵树的主干，那么陶寺就是扎在黄土里的第一丛粗根。它不是一个成熟帝国的模样，而是一个“国家”刚刚学会走路时的样子。它不完美，不宏大，但它奠定了后来几千年中国王朝都城的基因——宫城居中、敬天授时、礼乐治国、以“中”立国。

襄汾的文明脉络，并不止于陶寺一处。丁村、陶寺、汾城三处遗存，构成了一条“文明全链条”——从人类起源到国家诞生，再到帝国治理，在同一个县域内完整呈现。它们都是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的显著标识。它们不是孤立的文物点位，而是同一片土地上文明演进的连续章节。三者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丁村提供了“人的条件”，陶寺完成了“国家的突破”，汾城则展示了“治理的延续”。

厚重的考古遗存之外，襄汾大地上代代流传着大量帝尧民俗传说。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编辑了《帝尧传说在襄汾》一书，搜集整理了襄汾及周边县（市、区）有关帝尧的120多个传说故事，进一步丰富了临汾帝尧传说的谱系，也为陶寺作为尧都提供了民俗传说的证据。陶寺考古和帝尧传说都是文化遗产。考古遗存是本体文化遗产，帝尧传说是衍生文化遗产，二者互为表里。本体遗产是衍生遗产形成的根本和支撑，衍生遗产进一步传承和丰富了本体遗产。这种源与流的辩证共存，为临汾尧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学理依据与鲜活的社会基础，让尧都平阳的文明脉络不仅在土层中清晰可见，更在百姓的日常叙事中生生不息。

2026年尧文化旅游节采取尧都、襄汾、蒲县三地联办的模式，三地文脉各有侧重，分工清晰。尧都依托尧庙、尧陵，承载历代祭祀传承；蒲县留存帝尧巡守教化的传说遗迹。襄汾则是尧文化的文明原点，以陶寺遗址考古实证为核心。如果说三地共讲尧的故事，襄汾呈现的是帝尧时代早期国家本身。在联办格局中，襄汾负责文明溯源、实证支撑，和另外两地形成“考古实证—都城圣迹—民间传说”的完整尧文化叙事链条，让尧文化既有动人故事，更有沉甸甸的文明根基。

资料图片

编辑 关婷

校对 师卓莹 武雯燕

责任编辑 荀丹薇

初审 梁新红

复审 刘玉林

终审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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