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外交部改口了！不再叫高市首相，中日关系迎来新变局？

大家好，我是小烽。

外交部为什么突然不再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是直接点她的名字？

如果只是一次措辞变化，当然不值得过度解读。可问题是，这个变化出现得太巧了。

前脚，高市早苗刚在联合国公开要求删除约束日本数十年的“敌国条款”；后脚，日本防卫大臣又把核武器、核潜艇摆上讨论桌，中方随即把“战后国际秩序”几个字重新提了出来。

表面上看，这只是少了“首相”两个字，背后牵出的却是日本战后身份、扩军路线以及中日关系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真正值得关注的，从来不是称呼本身，而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变了。

外交部真的“改口”了吗？称谓变化的背后

9月30日，有记者询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关于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言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回应时，在外交部系统部分公开文本中直接表示，“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没有在名字前加“日本首相”。

而9月15日，同样是郭嘉昆谈到中日关系时，使用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这一完整表述。

前后相隔半个月，文字上确实存在差异。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称谓之外的内容。

郭嘉昆明确表示，日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属于其国际义务，并直接批评日本防卫部门负责人有关核武器、核潜艇的讨论是在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这里其实透露出一个变化。

中方现在讨论日本安全政策时，已经不再单独看某一次军费增长、某一种导弹部署或者某一个政治人物的表态，而是越来越频繁地把日本的核政策、军事能力、历史问题和“战后国际秩序”放在同一套框架下观察。

在小烽看来，这才是9月30日记者会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少一个称谓可能只是文本差异，但连续出现“核不扩散体系”“二战后国际秩序”“东京审判”等表述，说明中日目前争论的范围正在扩大。

双方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具体外交摩擦，而是日本究竟准备怎样重新定义自身安全角色的问题。

高市早苗为什么非要碰“敌国条款”？真正争的是日本战后身份

要看懂这一轮中日交锋，就必须回到9月22日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高市早苗当时公开提出，应该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敌国”的表述。

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演讲全文显示，她专门提到，200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已经表达删除“敌国”表述的政治意愿，日本因此要求真正完成相关修改。

她同时把这一问题与联合国改革、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联系起来。

这里涉及一个存在了8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

所谓“敌国条款”，主要涉及《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中的“敌国”表述，其历史背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国际安全安排。

例如，第53条明确解释，“敌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联合国宪章》签署国敌人的国家；第107条则规定，《宪章》不影响二战战胜国针对原敌国、作为二战结果而采取或授权采取的行动。

日本自然属于这一历史背景涉及的国家。

1956年12月18日，日本正式加入联合国。今年正好是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

而高市早苗选择在今年联大再次提出删除“敌国条款”，绝不只是修改几个过时词语这么简单。

从日本的立场看，这关系到日本如何理解自己的战后身份。

东京长期强调，日本已经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并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大量义务，继续在《联合国宪章》中保留针对二战原敌国的文字已经与现实脱节。

这种观点也并非日本单方面提出。

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0/52号决议，以155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认为相关“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并表达启动删除程序的意向。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又明确表示，应删除第53、第77和第107条中的“敌国”表述。

但问题在于，“认为过时”和“已经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完全是两回事。

今天打开联合国公布的《宪章》正式文本，“enemy state”的相关文字仍然存在。

原因就在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门槛非常高。

按照第108条，修宪首先需要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会员国通过，随后还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按照各自宪法程序批准，并且其中必须包括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全部批准。

这也是中日争论最微妙的地方。

日本强调的是“条款已经过时”；中国现在强调的则是这套制度所代表的历史警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9月23日，中国外交部针对高市早苗的联大发言明确表示，“敌国条款”是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重新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制度安排，并称其“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双方争的表面是一条联合国条文，背后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日本怎样解释自己的战败历史，以及亚洲邻国怎样判断日本今天的军事政策。

这才是“敌国条款”突然重新变热的根本原因。

从删条款到谈核武器，中日真正的矛盾正在从历史问题转向安全问题

如果高市早苗只是要求删除一条几十年前形成的历史性规定，这场争论可能不会迅速升温。

真正让问题变得敏感的，是它与日本近期安全政策讨论同时发生。

9月22日，高市早苗在联合国要求删除“敌国条款”。

几天后的9月2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又提出，在修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讨论中，不应预先排除核武器和核潜艇问题。

到了9月30日，中国外交部随即作出强烈回应。

三个时间点连在一起，外界自然会把它们放进同一个框架中观察。

日本自己的正式立场目前仍然是坚持“无核三原则”。高市早苗今年2月也曾重申这一立场，日本代表在今年5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同样表示政策没有改变。

小泉进次郎提出“不设禁忌”讨论，并不等于日本已经决定发展核武器，更不等于日本即将拥核。

但它仍然具有政治信号意义，因为日本国内过去被视为高度敏感的议题，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现任防卫大臣公开讨论的范围。

另一方面，日本近年来确实在提高防卫投入、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

对东京而言，理由主要是地区安全环境恶化以及强化日美同盟威慑能力；而在中国看来，当这种军事能力扩张同时伴随着涉台言论、历史问题争议、删除“敌国条款”和核政策讨论时，就会进一步增加对日本战略方向的疑虑。

这也是为什么中日双方现在越来越像是在进行两套完全不同的叙事竞争。

日本强调的是“成为正常国家”“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和联合国改革；中国强调的则是历史责任、和平发展承诺以及战后国际秩序不能被削弱。

在小烽看来，所以真正需要观察的，并不是外交部到底少说了“首相”两个字。

如果后续中国官方连续多次、在正式外交文件中有意识地不再使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一称谓，那才可能说明外交语言出现了值得研究的制度性变化。

真正已经发生的变化，是中日之间讨论安全问题的层级正在提高。

从台湾问题，到日本远程军事能力，再到“敌国条款”，如今又延伸到核武器和核潜艇，日本国内原本相互独立的几个议题，正在被中方越来越集中地放进“战后秩序”这一框架之中。

而高市早苗在联合国提出删除“敌国条款”，恰好触碰了这套框架最敏感的历史部分。

接下来判断中日关系有没有真正进入新阶段，不能只盯着一句称呼。

更重要的三个观察点，是日本修改“安保三文件”最终写进什么内容，“无核三原则”会不会出现政策性调整，以及东京在台湾和历史问题上的表述是否继续突破过去的边界。

如果这些政策继续同时推进，那么即便外交场合依旧称她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中日关系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也不会因此减轻。

反过来，如果日本在核政策、历史问题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既有约束，那么一次记者会上的称谓差异，也很难单独成为中日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证据。

这件事真正值得看的，不是少掉了两个字，而是两个国家对于日本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正在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认知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