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年前的高台明月，见证苏轼与密州的时空回响

2026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十五，诸城超然台前。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舞台上，吟诵声缓缓响起。这是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现场，恰逢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创作950周年。人们在词作诞生地，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致敬曾在超然台把酒问青天的文坛宗师。

950年前的中秋夜，年届不惑的苏轼站在同一位置，举盏邀月，畅饮达旦。朝堂倾轧、灾荒连年、生活困顿、乡思绵长……谁也不曾想到，短短两年的密州岁月，会成为苏轼一生的精神成年礼。而这座小城，也因为一位过客的驻足，拥有了一份延续近千年的骄傲。

密州知州遭遇中年危机

熙宁七年（1074年）深冬，苏轼顶着寒风抵达密州治所诸城。

这是一场主动的“退守”。当时，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苏轼因不认同激进的改革路径，屡次上书批评新法，被新党视为眼中钉。熙宁四年（1071年），他自请外任杭州通判，实则是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三年杭州任满后，他升迁无望，回京更无可能。恰好弟弟苏辙在齐州（今济南）任掌书记，兄弟二人多年未见，苏轼便以“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为由，求得密州知州的职位。

密州，下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五县，号称“持节之邦”，实则是个烂摊子。从钱塘而来，苏轼一脚跌进了苦寒。他在《超然台记》里用三组对比写出了落差：“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

作为旧党代表，苏轼在神宗皇帝眼里早已是“非佳士”的存在。密州任上，先后有多位官员数次举荐他入朝任近侍，全部石沉大海。后来他调离密州，按惯例知州离任应入京面圣，朝廷却直接下令“不许入国门”。

密州滨海多风，沟渎难以蓄水，常年苦旱。苏轼到任时赶上蝗旱叠加的灾年，地里的庄稼还没熟，就被百姓抢着收来充饥。他入境沿路见到，百姓用蒿蔓裹着打死的蝗虫埋在道旁，坟堆相望绵延二百余里；上报官府的捕杀之数，就近三万斛。

天灾之外更有人祸。新法中的“手实法”要求百姓自行申报财产按等级征税，鼓励互相告发，搞得人人自危；“榷盐法”将盐利收归官府，贫民哪怕只贩一两贯钱的盐，也要被重罚。密州民风素来强悍，官逼民反，导致监狱里人满为患，路上商旅不敢独行。

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困顿考验着他。杭州三年，苏轼过的是“金齑玉脍饭炊雪，海螯江柱初脱泉”的日子，到了密州，伙食水准断崖式下跌。灾年粮食紧张，就连知州的公厨也常常断粮。他和通判刘庭式，身为朝廷命官，居然要沿着古城墙的荒废园圃找枸杞和菊花充饥。

超然台，大地上长出的哲学

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深知，身为一州长官，自己的情绪远不如百姓的生计重要。

一到任，《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一篇接着一篇。他请求朝廷酌情减免密州一带的赋税；请求放宽榷盐禁令，三百斤以下的小额贩盐不予追究，给贫民留一条活路。他还建议允许灾民流动谋生，不要堵在当地等死。

捕蝗的季节，苏轼带着人下乡，“蝗虫扑面已三回”。他定下规矩，百姓可以用捕获的蝗虫和虫卵换粮食，鼓励全民灭蝗。为了抗旱，他两次率吏民到城南的常山祈雨。他在山庙西南发现了一股涌泉，当即命人凿石为井，在井上修了座亭子，取名“雩泉亭”。

灾年百姓养不起孩子，扔在路边，苏轼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沿着城墙巡查，一边走一边捡被遗弃的婴儿。他专门从官仓拨出粮食，设立抚养制度，每个孩子每月给六斗米，安排到各家照顾，两年里救活了几十个孩子。

苏轼还在城南的河畔带领百姓修筑了一条土堤，以解决城内饮水与农田灌溉难题。这是他仕宦生涯中主持修筑的第一条堤坝，后人为区别于杭州西湖苏堤，称之为“北苏堤”。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赴登州任、途经密州时，寄语时任太守：“愿公谈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湾”，希望能将土堤升级为石坝，让水与城相融。1958年，诸城人民在北苏堤原址附近修筑大堤，建成三里庄水库，终于了却了苏轼的夙愿。

执政一年多，密州变了样，苏轼心情大好，“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言下之意，自己在密州都长胖了，白头发也转黑了。

政务理顺，便有了安放精神的追求。苏轼觉得州衙局促，需要一个能登高望远、舒展心胸的地方。他看中了城西北那座荒废多年的北台，决定“稍葺而新之”，命人采伐安丘、高密的木材，修补破败的台体，整理周边的园圃，铺了台阶，种植松柏桃李。

他给苏辙写信，请弟弟给高台起个名字。苏辙从《老子》里取“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定名“超然台”，还作了一篇《超然台赋》寄来。苏轼读罢，提笔写下《超然台记》，道出了自己琢磨了一年多的人生哲学。

在他眼里，所谓超然，并非避世，而是扎根在大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个人只要不被物欲困住，哪里都能找到快乐。

从此，超然台成了苏轼的乐土。他常常带着同僚朋友登台，摘园里的蔬菜，捞池里的鲜鱼，酿本地的高粱酒，煮糙米饭，边吃边谈，不亦乐乎。

他经常登台四望。南望马耳山、常山，隐隐约约如君子伫立；东望卢山，传说秦朝方士卢敖在此遁世成仙；西望穆陵关，春秋时期齐桓公的霸业仿佛还在眼前；北俯潍水，楚汉相争时韩信的战功仍在回响。苏轼意识到，个人那点仕途失意，放在历史长河里，轻得像一粒沙尘。

超然的沃土，催开了创作的繁花。两年里，苏轼写下诗歌126首、词20首、文59篇，共计205篇，平均三天就有一篇作品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才智说：“东坡词有两个高峰，一个在密州，一个在黄州。密州有超然之高台，黄州有滚滚之长江……密州词可见东坡之才气与深情，黄州词可见东坡之智慧与旷怀。”此前，词这种文体多承载闺情、旅思的婉约题材，正是苏轼在密州，第一次把悼亡之痛、报国之志、山水之思、人生之哲统统放进词里。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密州四曲”。

乙卯年（1075年）正月二十日夜，苏轼梦见了亡妻王弗。十年生死相隔，醒来时月光满床，他提笔写下《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让词拥有了承载生命重量的可能。

同年十月的黄茅冈狩猎，他写出了另一种气象。全城百姓来看知州打猎，酒酣耳热之际，他喊出“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自称这首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豪放词派，就此宣告诞生。

转年春天，登台远望，苏轼写下《望江南·超然台作》。当时寒食刚过，酒醒时分泛起乡愁，但他很快释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不沉溺于过往，不纠结于失意，珍惜当下，做好该做的事，享受能享的乐，这是超然心态生动的注脚。

最璀璨的那颗星，升在这年的中秋夜。超然台上，月光如水，他和朋友们欢饮达旦，喝得大醉。想起相隔几百里却多年未见的弟弟，想起半生起伏，他举杯问天。从“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之念，到“何似在人间”的入世选择，再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通透，最后落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福。

苏轼研究学者赵世平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绝非单纯的怀远思亲之作。“苏轼以中秋明月为核心意象，借月咏怀、托月言志，将个人思弟之情、仕途困顿之愁、忠君报国之志与旷达超脱的人生智慧融为一体，深刻彰显了北宋文人‘居江湖而忧庙堂’的家国情怀。”可以说，苏轼的一首中秋词，写尽了中国人对中秋的所有想象。

一座城与一个人的精神共生

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苏轼奉诏移知河中府，离开密州。密州之后，他的人生继续一路向下：乌台诗案爆发险些丧命，他被贬谪黄州，之后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的儋州。无论落魄到何等境地，他都没有垮掉。对苏轼而言，那份在密州练就的、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超然心态，成了他一生的精神铠甲。

而对诸城来说，苏轼则是这座城的文化奠基人。自元代以来，有史可查的超然台重修就超过20次。台下的街巷，至今仍沿用“台下巷”“近苏巷”这样带着苏轼痕迹的老地名，刻进了城市的肌理。最近一次重建是2010年，超然台迄今仍是诸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

就连常山、卢山、马耳山、雩泉，也不再只是普通的地理名词，而是承载着众多历史与诗意。如今，常山正在打造“东坡遗韵·常山绿谷”文旅项目，沿着当年苏轼祈雨的山路，铺开新的文旅图景。而诸城街头巷尾的口袋公园，也总是把最醒目的位置，留给苏轼的雕像、诗文。

时间走到2026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问世950周年的节点，这份双向成就迎来了一次集中的绽放。诸城启动“中国中秋之城”文化定位，相关活动被纳入“我们的节日”全国主场示范活动体系。

同步录制的山东卫视中秋晚会上，林依轮、萨顶顶等艺人轮番登台，将诗词、国风、民俗融为一体。台下的文明实践市集里，50余个特色摊位一字排开，理论宣讲、中医康养、农品展销、非遗体验，让中秋文化走出荧幕、走进生活。

夜幕再次降临超然台，“把酒问青天”苏轼雕像的基座被灯光打亮。雕像上的苏轼左臂斜举望向青天，右手攥笔指向脚下的厚土。雕像周围，老年人摇着蒲扇纳凉，中年人跟着音乐跳舞，小孩子嬉笑着跑过台阶。他写下的祝福，如今正落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里。

950年过去，高台依旧，明月依旧。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